当《卿卿如晤》冠以N.W.Clerk之名首次出版时，一位友人送我此书，我带着极大的兴趣，以旁观者的角度读完了它。那时，我的婚姻有好些年头了，还有三个年少的孩子，因此，见路易斯为妻子的逝世如此悲恸，我虽然深表同情，但毕竟，这种不幸离我自己的经历很遥远。我无法有太深的感触。
许多年后，我先生过世，另一位友人再次送我《卿卿如晤》，我也再次捧起此书，期待着能获得比第一次阅读大得多的感动。部分内容深深触动了我，但总体而言，我的居丧经历和路易斯的大不一样。当C.S.路易斯与乔伊·达韦曼（Joy Davidman）结婚时，乔伊尚缠绵病榻，路易斯很清楚自己娶的是一个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女人。即使后来她的病情意想不到地好转，又捱过了数年的缓和期，但若与我这40年之久的婚姻相比，路易斯的婚姻之旅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应邀去赴婚姻的盛宴，但刚尝了几分样品，筵席就无情地撤离了。 本文来自
另外，对于路易斯，爱妻突如其来的失丧，导致他信心的极大衰退：“神在哪里？……当你迫切需要祂，而所有其他的救助都山穷水尽无济于事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一扇当着你的面砰然关闭的门。”
像路易斯一样，我自8岁起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一吐胸中块垒再好不过了；这是一种消除自怜自艾、自我放纵和自我中心的方式。当我们在日记里奋笔疾书时，是不太会顾虑到家人或朋友的。我很感激路易斯在他的日记里坦诚地展现了丧妻之恸。因为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悲恸之情是神所许可的，是正常的，也是合宜的。面对亲人丧亡而产生的这种天然的情感反应，基督徒不应加以排斥。另外，路易斯提出了我们都会提的问题：当我们所爱之人死亡，他们去了哪里？
我们没有任何答案。教会对待死亡的态度仍然处于哥白尼之前的时期。描绘天堂和地狱的中世纪画面还没有被更现实或更温馨的图景来取代。可能，对那些深信只有按他们的方式思考的基督徒才能得救上天堂的人，这种陈腐观点已经足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并非是一个只关心他自己那一小群救赎子民的审判之神，而是一位有着更长阔高深的爱之神，我们对祂有更大的渴求，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信心的飞跃，相信那些因着神的爱而受造的人必不被丢弃。神的爱不会出尔反尔，创造之，又毁灭之。但乔伊·达韦曼现在在哪里？或说，我的先生现在在哪里？这一问题不是任何牧师、任何教会长老、任何神学家能够用可证的事实及亟定的术语解答得了的。“不要给我谈宗教的安慰。”路易斯写道，“我会怀疑你根本不懂。”
信仰所给予的真实安慰并不是精神鸦片般的愉悦感或舒适感，安慰一词（com-fort）在拉丁语的真正含义是：大大加强力量。这是一种鼓励生者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一种相信无论乔伊需要什么，或任何我们所爱之人亡故后需要什么，都会得到那起初创造他们的大爱的悉心照料的力量。路易斯很明智地拒绝了那些虔诚告诉他乔伊现在处在平安之中且过得很喜乐的人。我们并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但我揣测，我们所有人仍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这种学习并不容易。荣格说没有疼痛就没有生命的诞生，这话用在我们死后的生命上可能同样属实。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一无所知。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信仰的领域，而是在爱的领域。
我也很感谢路易斯，有勇气去呼喊、去怀疑、去在暴怒中与神抗争。这是健康的悲恸情绪中不常受鼓励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如此成功的基督教护教大师，C.S.路易斯竟有勇气承认，他也质疑过自己早先斩钉截铁宣称过的信仰，这于我们也不无裨益，这意味着，我们同样也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怀疑、我们自己的愤怒、我们自己的创痛，知道这些也是灵命成长的一部分。
因此，路易斯也分享他自己的成长和自己的悟解：“丧偶并非婚姻之爱的中断，而是婚姻诸多阶段之一——就像蜜月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在此阶段也好好地、坚定地生活下去。”是的，在配偶死亡后，夫妻中剩下的那一方应当好好活下去，因为这本是我们的天职。
自从我先生过世后，我在书房和卧室里，挂了一些他的照片，四处都可看见它们，就如同他仍然健在，但这些照片只是肖像，不是偶像；只是记忆深处的一星点火花，而不是记忆本身。就像路易斯说的，有时它们不但不能促进回忆，反而会阻碍回忆。“一切事物的真相都具有偶像破坏的特质。”他写道：“你尘世的爱人，即使在今生，也常常以其真实面目打碎你对她的纯然想象。但你情愿如此。你接纳她，乃是接纳她所有的任性、她所有的缺点以及她所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正是真实的她，而非任何关于她的影像或记忆，才是我在其离世后还深深恋慕着的。”
这一点比死者的魂兮归来更为重要，虽然路易斯探讨过这种可能性。最后，在他日记最后一篇，一种对爱的笃定信靠和风丽日般抚平了心中的悲恸，这种爱，是他对乔伊的爱，也是乔伊对他的爱。这种爱，更是被神的大爱所完全充盈。
1988年8月于Crosswicks
[1] N.W.Clerk系路易斯之化名，为盎格鲁—萨克逊语。其中N.W.为Nat Whik的缩写，意为“未名氏”；而Clerk之意为能文善墨的学者。路易斯投稿常用此化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