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货栈里的工作过程，正如伊蒂丝所形容的那样，非常有趣，并且，对于完善的组织能使劳动效率提高许多倍的惊人实例，十分赞赏。这里正像一个巨大的磨粉机，从火车和轮船运来的货物不断从漏斗的这一头倾倒进去，而当它们从另一头出来时，却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包裹，按照五十万人极其复杂的个人需要，分成几磅或几英两、几码或几英寸、几品脱或几加仑。我把我那个时代出售货物的情况告诉利特医生，他根据这种资料计算出现代制度在节约方面获得的惊人成绩。
当我们在归途中，我说：“经过今天的参观，加上你告诉我的情况，以及在利特小姐指教下我在样品店中的观察，我对你们的分配制度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而且也了解到，为什么在这一制度下你们可以不需要中间商人。不过，我很想再知道一些你们生产制度的情况。你曾经大体上告诉过我你们生产大军是怎样召集和组织起来的，但是谁来指挥它进行生产呢？根据什么最高权力来决定各个部门应该生产什么，以保证各种物品都能得到充分生产，而又不浪费劳动力呢？在我看来，这必然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任务，需要超乎常人的天赋才能完成。”
“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吗？”利特医生问。“请你放心，现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相反地，事情非常简单，只是根据明显而易于实行的原则办理。所以，负责这项任务的华盛顿官员，只要有相当能力，就能把它办好，让全国人民满意。他们指挥的机构确实很庞大，不过它在原则上却很合理，在实践中又简单易行，几乎像是在自动工作似的。除了傻瓜以外，谁也不会把这个机构搞糟的。我想，只要再向你解释几句，你就会同意我的话了。既然你对分配制度的实际情况已经有了相当认识，我们就从这里谈起吧。即使在你那个时代，统计学家也能告诉你，每年全国要消费多少码棉布、丝绒、毛织品，多少桶面粉，多少袋马铃薯，多少磅牛油，多少双鞋子，多少顶帽子，多少把雨伞。由于生产掌握在私人手中，实际分配数额无法统计，所得的数字是不精确的，不过也相差不远了。我们现在呢，就是从国家货栈里拿出一根针，也要登记，因此任何一周、一月或一年的消费数字，到上述各期限终了时止，在分配部门所掌握的记录上当然是丝毫不差的。譬如说，下一年度的概算就是根据这些数字制订的，然而却把增减的趋势和一切足以影响需要的特殊因素，全都估计在内。这些留有适当后备数额的概算被总的行政机构接受以后，分配部门的责任就算完毕，只等将来发给他们货物。我刚说过，提出的概算包括整个下一年度，不过实际上住往只包括下年度那些大宗的主要物品，因为可以预料这类物品的需要量是稳定的。至于绝大多数较小的工业品，由于人们的爱好变化多端，而且时常要求新颖的产品，因此，生产品只能略多于消费量，分配部门经常根据每周的需要量，作出生产的计划数字。
“现在，全部生产性的和建设性的事业分为十大部门，每一部门管辖一组相互关联的生产事业，每项特殊事业又由部门所属的管理局管辖，这个局对于所属的厂房、设备和劳动力，目前的生产量，以及增加产量的方法等，都有完整的记录。分配部门的预算数字，经过行政机构批准以后，就作为命令传达到十大生产部门，转而分派给下面管辖各项特殊事业的管理局，工人们就按照命令生产。每个局对分配给它的生产任务负责，并接受部门和行政机构的监督，而且分配部门接受产品时也并非不作检查；甚至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中，如果发现不合规格，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层层追究，直到最初制造产品的工人。当然，生产社会实际消费所需的货物，决不需要动用全国工人。当必需的生产人员分配给各项生产部门以后，余下的劳动力就都用于创造固定资本，例如房屋、机器、各种工程等等。”
“有一点我想可能引起人们不满，”我说。“既然私人企业不可能存在，那么，当少数人要求生产那些没有大量需要的东西时，又怎样保证他们的要求会得到尊重呢？政府一道命令，随时都可以把少数人特别爱好的东西剥夺掉，理由只是因为大多数人并不需要。”
“那样，当然是很专制啰，”利特医生答道，“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并不这样做，对我们来说，自由是和平等博爱同样可贵的。等你对我们的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公务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的总管和仆人。凡是人民继续需要的货物，政府都无权停止生产。假定某种物品由于需要不大，生产成本变得很高，那么，价格自然也得相应提高，不过只要消费者肯出这个价钱，这类物品总是继续生产的。同时，也可能有人要求生产某种从前没有的物品，如果政府对这种需要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那么，只要大家提出申请，保证某种数额的消费量，政府也就必须生产这种物品。倘若要政府或多数人负责告诉人民或少数人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如同我相信在你们那个时代美洲各国政府所做的那样，那确实会使人奇怪，觉得时代颠倒了。你们可能会举出几种理由说明为什么忍受这些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无法忍受的。我很高兴你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向你说明，现在我们每个公民对于生产的管理，要比你们那个所谓私人主动精神盛行的时代，更为直接有效。其实，所谓私人主动精神，应该改称为资本家的主动精神才对，因为一般普通公民是不大有份的。”
“你说把成本高的物品的价格提高，”我说。“在一个买者和买者之间或卖者和卖者之间没有竞争的国家里，物价又如何确定呢？”
“同你们当时情形完全一样，”利特医生答道。“你觉得需要说明吧，”他看到我怀疑的样子，便又说道，“可是要说明这点，也不需要长篇大论。你们当时公认生产一件物品所付出的劳动成本是确定物价的合法基础，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在你们当时，不同的工资使劳动成本有所差别；现在，由于各种工人的生活费完全一样，造成劳动成本差别的却是各个行业规定完成一天工作量所需的长短不同的时间。在某种艰苦的行业中，为了吸引志愿者，工作时间不得不定为每天四小时，因此，一个工人在这种行业中的劳动成本，便等于他在每日工作八小时的行业中的劳动成本的两倍。你看，就劳动成本来说，情况正如在你们的制度下，工作四小时的工人所得的工资比其他工人多了一倍。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一件工业品在各个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劳动力，便可以定出这件工业品与其他产品的比价。除了生产成本和运输费用以外，某种货物的稀少也是影响其价格的一个因素。至于生活所需的大宗主要物品，因为经常可以保证充分供应，便不再考虑物品稀少这个因素了。这类物品经常有大量剩余，供求方面的任何波动都可以随时调节，即使在大部分的歉收情况下，也没有问题。主要物品的价格逐年降低而很少提高。然而，也有某几类物品，长久或暂时不能满足需要，例如鲜鱼或奶制品则属于后一类，而原料稀少、需要高度技艺的产品则属于前一类。关于这些物品，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大家平均承担缺货所造成的不便。如果暂时缺货，就暂时提高它的价格，如果永久缺货，就永久固定它的高价。在你们那个时代，实行高价意味着高价的物品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可是现在，大家的收入相同，结果只是那些最喜欢这类物品的人才去购买。当然，由于人们爱好的改变、天气的不正常和其他种种原因，国家往往也剩有少量货物销不出去，这是任何其他供应公众消费者所不能避免的。于是，国家必须采取你们当时商人常用的办法，将这些货物贬价出售，损失就作为商业开销来处理。但是，因为这类货物可以同时供应给广大的消费者，所以也很容易脱手，而且损失不大。现在，我已经把我们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大致情况告诉你了，你还认为这像你原来想像的那么复杂吗？”
我承认再没有比这办法更简单的了。
“我相信，”利特医生说，“说真的，你们当时无数私人企业中的一个企业首脑，由于担心市场的波动，竞争者的阴谋，以及他的债务人的破产等等，弄得夜不安枕，他的工作和现时在华盛顿管理全国生产部门的那些人相比，要艰苦得多了。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表明，用正确的方法办事要比用错误的方法容易得多。一位将军坐在气球吊篮里对战场看得一目了然，因此能够调动百万大军获得胜利，这要比一个班长在密林中指挥一小队士兵方便得多了。”
“这位将军指挥这个包括全国英豪的生产大军想必是国家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了，甚至真比美国总统还要伟大哩，”我说。
“他就是美国总统，”利特医生答道，“或者更恰当地说，总统最重要的职务就是指挥生产大军。”
“他是怎样选出来的呢？”我问。
“我在叙述生产大军各等级中的竞赛动机的作用时，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利特医生答道。“成绩优良的工人经过三个等级的提升以后，就升到长官一级，然后从班长升到联队长或领班，再升到监督或团长一级。其次，在某些大行业中，还有一个同业公会的将军，作为介乎上下之间的一个等级，整个行业的一切活动都受他的直接指挥。他是代表这一行业的国家有关的局的局长，对这一行业的工作向政府负责。一个同业公会将军的地位是很荣耀的，可以充分满足许多人的抱负。这个职位同你所熟悉的军队组织对比，相当于师长或少将。在这个职位之上，就是十大生产部门的首长，亦即是那些互相关联的行业的首长。生产大军十大部门的首长相当于你们的军团司令或中将，每人下面又有十二到二十个不同公会的将军向他汇报工作。这十个高级长官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他们上级总司令、即美国总统来领导。
“生产大军总司令必须从普通工人开始，逐级递升上去。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升上去的。我告诉过你，一个工人只要成绩优良，就可以通过普通工人的各个等级，上升为一个候补班长。然后再从班长这级经上级任命提升为团长或监督，这种职位严格限于挑选成绩最优秀的候补者来担任。各个公会的将军任命所属的各级人员，但他本人却不是被任命的，而是被选举出来的。”
“被选举出来的！”我惊叫了起来。“难道这不会损害公会纪律吗？因为这种办法会引诱候补者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骗取他手下工人的拥护。”
“假使工人有选举权，或是能够过问选举，当然就会这样，”利特医生答道，“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权利。这正是我们制度的一个特点。公会将军是由公会名誉会员从监督中推选出来的。所谓名誉会员就是那些在本公会里服务期满退休的人员。你已经了解，我们到四十五岁，就注册退出生产大军，在自我进修或消遣中度过晚年。可是，我们对过去工作期间所建立的一些关系，当然还是保持密切的关怀。当时结识的伙伴也就成了我们的终生朋友了。我们通常继续担任原有公会的名誉会员，而且对于委托给第二代的公会福利和声誉，保持着极其热情而又无微不至的关怀。几个公会的名誉会员组织一些俱乐部，我们在里面亲密聚会，对于有关这些事情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因此，在那些准备接任公会领导的青年人中凡是能够经过我们这些老伙计的议论而获得通过的，多半是具有优越条件的人。因为这个原故，国家就委托各公会的名誉会员来选举他们公会的将军。我敢说，以前从来没有一种社会组织能够产生这么称职的选举团体，因为他们绝对大公无私，熟知候补者的特殊条件和成就；而且只求收到最好的效果，丝毫没有利己的动机。
“这十个中将或部门首长本人，分别由各部门所属的那些公会的名誉会员从各公会的将军中选出来。当然，每个公会都可能要投本公会将军的票，但是任何部门的一个公会都没有足够的票数把其他大多数公会不予支持的人选出来。我向你担保，这些选举是非常热闹的。”
“我想，总统就是从十大部门的首长中选出来的，”我猜测道。
“一点不错，但是各部门的部长必须在退职若干年以后才能被选为总统。一个人经过这个等级升到部长地位时，很少是在四十岁以下的，再做一任五年任期的部长，往往已经是四十五岁了。如果他已经过了四十五岁，也得做到任期届满；如果不到四十五岁，任期完毕后也要退出生产大军。他不必重新担任低级工作了。在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我们给他相当时间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已经回到全国广大群众中间，是群众中的一员，而不是生产大军中的一员了。而且，还可以让他利用这段时间去研究生产大军的总的情况，而不仅限于他以前所领导的一些特殊公会的情况。总统是从曾任部长而在当时具备被选条件的人中选出来的。投票选举的，是全国那些同生产大军没有关系的人。”
“难道生产大军没有权利选举总统吗？”
“当然没有。不然就会破坏它的纪律，而总统的职责就是代表整个国家来维持这种纪律的。他在这方面的得力助手是监察部，这是我们制度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门。凡是指摘货物的缺点，以及职员的傲慢无能和各种玩忽职守行为的申诉和报告，都向监察部提出。但是，监察部也不是坐待别人来申诉的。它不仅密切注意发现并甄别每项有关公务中的缺点的谣传，而且还要对生产大军各部门进行系统的、经常的监督检查，在别人发现以前便指出错误。一个人当选总统时，通常都接近五十岁了，再服务五年，便超过了规定四十五岁退休的年限。这是一种例外情况，然而却是光荣的。当他任期届满，就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听取他的报告，加以批准或加以谴责。如果报告得到批准，大会通常就选他代表国家到国际委员会再服务五年。我也得说明一下，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也审查各部任满退职的部长的报告，不论哪个部长，如果他的报告没有被通过，就会丧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但事实上，国家对于这些高级公务员，很少不表示感谢的。至于他们的才能，经过各种不同而又严格的考验，上升到现在的等级，这一过程本身已经可以证明他们的卓越才能了。至于对国家忠诚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他们只想获得国人的尊敬，此外绝对不会产生其他念头。而且，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因为没有人由于贫穷而受贿，也没有人有钱去贿赂别人，所以贪污是不可能发生的。至于用煽惑或阴谋的手段获致职位，在我们的升级制度下是更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我不大了解，”我说。“是否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也可以当选总统呢？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的等级同那些在生产大军里服务的人又怎样相比呢？”
“他们没有相应的等级可以比较，”利特医生答道。“从事专门技术职业的人，例如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在建筑公会里有等级的规定，但是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和教员，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因为获得准许不从事生产方面的工作，所以就不隶属于生产大军了。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可以选举总统，却没有被选举权。总统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并训导生产大军，因此，总统必须经历生产大军的各个等级，以便熟悉业务。”
“那是很合理的，”我说，“不过，如果医生和教员由于不太了解生产情况而不能担任总统，那么我想，总统由于不太了解医学和教育情况，也不能管理这些部门了。”
“他并不管理，”他答道，“总统除了在总的方面负责执行有关各个阶级的法律以外，对于医学和教育公会都是不干预的。这些部门都由自己的执行委员会管理，总统是当然主席，享有决定投票权。这些执行委员当然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他们是被教育和医学公会的名誉会员、即全国退休的教员和医生选出来的。”
“你知道吗？”我说，“由退休的公会会员来投票选举职员的做法，只不过是把我们过去那种校友治校的办法应用到全国事务上来罢了。我们在某种范围内也曾偶尔采用这种办法来管理高等教育机构。”
“你们真的这样做过吗？”利特医生兴奋地喊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哩，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听说过，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对于这种观念的萌芽，我们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我们也猜想，这个做法在过去是一度试验过的。好极啦！好极啦！在你们的高等教育机关里！那真有意思。你得更详细地和我谈谈。”
“说真的，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回答。“如果说我们当时有过你们这种观念的萌芽，那也只不过是萌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