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医生和太太不久也出来了。他们听说我清早一个人跑遍全城，显然大吃一惊，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发现我出去走了一圈以后并不怎么激动，倒也又奇怪又高兴。
“你出去散步，总很有趣吧，”当我们不久以后在餐桌边坐下来时，利特太太说道。“想必看到了很多新鲜东西啦。”
“我看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不是新鲜的，”我答道。“不过，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在华盛顿大街找不到一个店铺，在国家大街也没有看到一家银行。你们究竟用什么办法消灭了那些商人和银行家？难道象我们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把他们全都绞死了吗？”
“倒不致于那么厉害，”利特医生答道。“我们干脆不要他们了。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你们要买东西，谁来卖给你们呢？”我问。
“现在没有‘买’或‘卖’了；商品的分配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的。至于银行家，既然钱币都已废除，那些先生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利特小姐，”我转身对伊蒂丝说，“我想你爸爸是开我的玩笑吧。我并不怪他，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懂，很容易引起别人对我开玩笑。不过说真的，我虽然相信社会制度可能产生的变化，但那也是有限度的。”
“我知道，爸爸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答道，同时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
这时我们的话题又转了，我仿佛记得利特太太提出了十九世纪妇女的服装问题。直到早餐以后，利特医生把我请到他爱去的屋顶上，他才重新谈到了买卖问题。
他说，“你听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钱币，也没有买卖，感到很奇怪，但只要你稍为想一想，就会明白，你们那个时代所以要有买卖和钱币，原因很简单，因为生产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在呢，这些东西当然成为多余的了。”
“我还不能一下子就懂得这些道理，”我说。
“道理很简单，”利特医生说。“当无数不同行业、互不相关的人们各自生产生活享受方面所需的各种东西，人与人之间就有必要进行无休止的交换，以便得到所需的物品。这些交换构成了买卖行为，而钱币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媒介物。但是，等到国家成为一切货物的唯一生产者，个人之间就毋需通过交易来取得所需的东西了。一切物品都由一个地方供给，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供给来源。国家货栈直接分配的制度代替了商业买卖，因此，钱币也就用不着了。”
“这种分配是怎样进行的呢？”我问。
“按照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利特医生答道。“每年年初，我们根据国家一年的总产额算出每人应得的份额，把这数字记在公共登记册上每个公民的名下，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取货证，他就可以凭此向各居民区的公共货栈随时提取所需的任何物品。你知道，这种安排使个体商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商业交易全无必要了。也许你愿意看看我们的取货证是什么样子吧。”
当我非常好奇地研究他递给我的那张硬纸片的时候，他紧接着说，“你看这张卡片代表了一定钱数。我们保留了这个旧的名称，而不是它的实质。我们使用‘钱’这个名称，并不是说真有这种东西存在，只不过是用它来衡量各种产品价值的一种代数符号罢了。因此，各种货物仍旧象你们那时候一样，是用几元几分来标价的。办事员把要提取的物品的价格登记在取货证上，从我们应得的总值中扣去这一部分数字。”
“假使你想从你的邻居那里买些东西，你可以转让一部分取货权作为补偿吗？”我问。
“首先，”利特医生答道，“我们的邻居们没有东西可以卖给我们。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取货证是属于个人的，绝对不允许转让。即使国家能同意你说的那种转让，首先也一定要把转让取货权的事情研究清楚，以保证双方权益的均等。在过去，一个人手里有钱，并不能证明他对这笔钱有合法的权利，那些用偷盗或谋财害命手段得来的钱正和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没有两样。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就这一点也足以构成废除金钱的理由了。人们现在常常由于友谊，交换礼物或相互赠予，但是，大家都认为进行买卖是同公民之间应有的那种互助、友爱和廉洁无私的道德绝不相符的，并且也违背了维持我们社会制度的那种休戚相关的观念。按照我们的看法，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买和卖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违反社会利益的。这是一种教人去干损人利己行为的做法。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教育它的公民这样做，就绝不可能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假使有一年，你所消费的东西不得不超过取货证规定的数量，那又怎么办呢？”我问。
“我们的供应量是很大的，一般都用不完，”利特医生答道。“不过，假使由于意外的消费而感到不足的话，我们可以从下一年的配给额中预支有限的数量。可是我们并不鼓励这种通融的办法，并且规定了很大的折扣加以限制。当然，如果有人平时任意挥霍，那么他的配给就不再是一年一发，而改为按月或按周发给，甚至在必要时不允许他自动处理全部配给。”
“假使你用不完配给，我想你可以把它积蓄起来吧？”
“如果个人预定有特殊的用途，在一定数额以内，也是允许积蓄的。但是，除非预先通知要有特殊的用途，一般认为没有用完全部配给的公民便不可能有机会再用，于是这部分余额就被转到公共积余账上去了。”
“可是，这种办法不能鼓励公民养成节约习惯，”我说。
“本来就不需要鼓励节约，”他答道。“国家已经十分富裕，并不希望人民有好东西而不去享受。在你们那个时代，人们为了防备以后失去生计，并为子孙打算起见，不得不聚积资财，这样就使得吝啬成为美德。但现在，聚积资财既然不再具有这种值得称道的目的，已经没有用处，所以也不成为一种美德了。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或孩子们的前途操心，因为国家保证每个公民在整个一生中可以获得抚养、教育和舒适的生活。”
“那种保证真是无所不包了！”我说。“不过又怎样确定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足以抵偿国家在他身上的花费呢？整个说来，社会也许可以维持全体人民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人收入较少，不够维持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却有富余；这岂不是又使我们回到工资问题上来了吗？这个问题你一直还没有谈过哩。你记得吗，昨晚我们刚刚谈到这一点就停住了。昨晚我曾说过，现在我还是这样说，我觉得象你们这样的国家生产制度，在这问题上会碰到重大困难的。我要再问一下，社会所必需的职业不可胜计，它们的性质截然不同，相互比较的标准又无法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能把无数职业的不同报酬或工资圆满地定下来呢？在我们的时代，市场行情决定了各种劳动和商品的价格。雇主尽量想少付，工人尽量要多得。我承认，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是个好制度，但至少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粗略而方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我们的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对这个问题每天都得解决千万次。我们觉得，此外好象就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不错，”利特医生答道，“在每个人的利益都和别人利益相冲突的那种社会制度下，这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如果人类从此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未免太不幸了。魔鬼有这样一句成语，‘你的需要就是我的机会。’而你们社会的那种做法，不过是把魔鬼的那句话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罢了。你们对任何一项服务的报酬，并不按照其困难、危险或辛苦的程度来决定，因为世界上最危险、最艰难、最令人厌恶的劳动，都由报酬最低的一些阶级来承担；相反地，却完全是根据需要这种服务的人们的需要情况来决定的。”
“所有这些，我都承认，”我说。“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按照市场的行情来定价格，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很难设想，你们在这方面会找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办法来代替。既然政府成为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也就无所谓劳工市场或市场行情了，各类工资势必由政府强行规定。我真难以想像有什么任务会比这更复杂、更需要慎重处理的了，而且不管怎样执行，也没有比这种任务更容易引起普遍不满了。”
“请原谅，”利特医生说道，“不过，我认为你把困难夸大了。试想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保证全体人民就业，并允许自由选择职业的制度下，由一些有头脑的人组成委员会来负责制订各行各业的工资，情形又如何呢？难道你不同意说，尽管第一次的决定不太令人满意，但错误是很快就会得到改正的？在缺点未被纠正以前，那些条件好的行业，会出现志愿参加者人数过多的现象，而在那些条件差的行业中，志愿参加者的人数又会不够。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原意所在，因为，虽然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完全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到底不是我们的制度。”
“那么，你们怎样规定工资呢？”我又问。
利特医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当然，我很了解旧制度下的情形，”最后他说道，“因此懂得你提出这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现有的制度关于这一点却和从前根本不同了，我真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才好。你问我们怎样规定工资；我只能回答说，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没有一种概念和你们当时所谓工资的概念相同。”
“我想，你大概是说，你们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币吧，”我说。“可是，政府货栈发给工人的取货证，就相当于我们那时的工资。你们分别给予不同行业工人的配给，又是怎样决定的？每人根据什么资格来取得他应得的一份呢？分配的基础是什么呢？”
“人所具有的人性就是他的资格，”利特医生答道，“他享受分配的基础就在于他是一个人。”
“在于他是一个人！”我迷惑不解地重复着他的话。“难道你说大家的配给都相同吗？”
“确是这样。”
本书的读者事实上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分配办法，或许也没有仔细研究过有关盛行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旧时代的历史记载，因此也就很难设想，这类读者会体会到我听到利特医生简单的说明时所产生的那种惊讶和迷惑。
“你要知道，”他微笑着说，“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币，而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根本没有相当于你们工资概念的那种东西。”
这时，我已鼓足勇气，敢于对这种在我看来非常奇异的办法提出一些意见，因为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我首先便想到了这些意见。“有些人的工作比别人多一倍！”我高声说道，“这种办法把能干的工人和不能干的工人同等看待，能干的工人会情愿吗？”
“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要求作出恰恰相等的服务，因此，也不会让别人有什么理由指责我们的办法不公正了。”利特医生答道。
“既然人们的能力有高低之分，那我倒想问问，你们怎能要求人们作出相等的服务呢？”
“这太简单了，”利特医生答道，“我们要求每人必须同样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每人尽他最大的努力作出最好的贡献。”
“假定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说，“有人的产量还是可能比别人高出一倍的。”
“一点不错，”利特医生回答，“不过，生产量对于这个问题却毫无关系，因为这涉及到是否逃避责任的问题。逃避责任是道德问题，而生产量不过是物质数量。如果用物质标准来衡量道德问题，这将是一种十分离奇的逻辑。只有努力程度的大小，才同是否逃避责任的问题有关。凡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们的贡献都是相等的。一个人的才能不管多高，也只能决定他应负责任的大小。一个才能很高却没有尽到最大努力的人，尽管作出的贡献可能超过一个才能低却全力工作的人，但两人相比，前者却不如后者。前者终其一生也不能弥补其对社会的亏欠。造物主根据他给予人们的不同资质，规定他们应承担的工作，我们只不过要求人们尽到这种责任罢了。”
“这种理论的确很妙，”我说，“但是，即使两个人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一个人的生产量比另一个人高出一倍，却规定他只能得到和另一个人同样的报酬，那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你真以为是这样吗？”利特医生说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倒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现在人们的想法是，一个人使用同样的力量能生产出超过别人一倍的东西，并不应该因此受到奖励，相反地，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应该受到责罚。在十九世纪，当一匹马比一头山羊拉动了更多的东西，我看你们是会奖赏它的。现在呢，如果这匹马不多拉一些，我们就会狠狠地鞭打它，理由是它比山羊力大，理应如此。真奇怪，道德标准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医生说这话时，眼睛那么眨了眨，使我不禁笑了起来。
“在我看来，”我说道，“我们按照人们的才能给以奖励，另一方面，考虑马和羊的能力，仅仅是为了确定它们应该分别担任的劳役；真正的理由在于：马和羊不是有理性的动物，当然会竭尽全力听从驱使，而对人来说，只有按照他们的生产量给以鼓励，才能诱导他们去这样做。因此，我倒要问你，为什么你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做，莫非这一百年来，人的本性已经大大改变了吗？”
“我们也需要这样做，”利特医生答道。“我认为从你们那个时代以来，人性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人的气质依然如故，因此，必须通过奖励方式的特殊鼓励以及使人获得某些利益，才能促使各方面的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
“但是，如果不论一个人的成就大小，给予他的收入总是一样，那又怎能鼓励他使出全部力量呢？品德高尚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也许会为那谋求公共利益的热忱所感动，但是一般人都认为，特别努力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努力不会增加收入，不努力也不会减少收入。这样，难道他们不会偷懒吗？”我问。
“那么，”我的朋友答道，“难道你真以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害怕贫困和喜爱奢侈，而对任何其他刺激都毫无反应了吗？难道你真以为，他们在得到安稳与平等的生活以后，就没有其他动机能促使他们努力工作了吗？和你同时代的人尽管自认有这种看法，其实也并不真正这样想。当问题牵涉到需要人们作出最崇高的努力和最大的自我牺牲时，你的同时代人却要去依靠完全不同的鼓励办法了。当面临舍身为国的问题时，他们用以鼓励士气的不是更高的工资，而是荣誉和公众的感激，爱国心和责任感。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些动机一向激励了人们最优秀、最崇高的品质。不仅如此，只要你分析一下作为你们那个时代一般动力的贪财心理，你就会明白，害怕贫穷与爱好奢华，只是他们以追求金钱为代表的动机之一。其他的动机，并且在许多人看来也是更重要的动机，则是希望得到权力，得到社会地位，以及从个人的才能和成功而来的声誉。所以你要知道，虽然我们消除了贫穷和对贫穷的恐惧，消除了过度的奢侈和对奢侈的向往，但是，对于过去促使人们爱钱的大部分动机，或者激发人们作出更崇高努力的动机，却丝毫没有加以遏制。那些比较低级的动机不再使我们动心了，并且已经被崇高的动机所代替。而这些崇高的动机是你们时代的单纯工资劳动者所完全没有的。既然任何一种生产已不再是为个人而是为国家服务，爱国心和人道热情便成为激发工人工作的动力，正如这种因素曾经激发你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生产大军之所以称为军队，不仅在于组织的完备，而且由于它鼓舞其成员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热情而得名。
“不过，我们也同你们一样，常常利用爱名誉的心理来加强士兵的爱国心，从而激励他们的勇气。我们的生产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要求每人都同样努力，也就是尽他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用以鼓励工人尽最大努力的方法，必然成为我们计划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中间，辛勤地为国家服务，是获得公共荣誉、社会地位和职务权力的唯一可靠途径。一个人对社会的服务价值决定他的社会地位。如果用我们鼓励人们热心工作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来进行比较，那么你们依靠赤贫如洗与穷奢极欲两种现象的实例来教训人们的办法，是收效不大的、不可靠的，并且也是野蛮的。甚至在你们那个污浊的社会里，追逐荣誉的欲望也显然比贪财的心理更能促使人们拼命工作。”
“我非常想知道你们这些社会措施的情形，”我说。
“详细的办法，”医生答道，“当然是很复杂的，因为这种作法贯串在我们生产大军的整个组织中；但也可以用几句话来给你一个概念。”
正在这时候，伊蒂丝小姐上来了。我们坐在露台上谈话，她一来，当然打断了我们，但我还是高兴的。她打扮好了，准备上街去替她父亲办点事，因此来找他。
“喂，伊蒂丝，”当她正要走开时，他喊道，“我不知道韦斯特先生是否有兴趣和你一起出去看看我们的店铺？我刚和他谈了一些我们的分配制度，也许他愿意去看看实际情况。”
他又转身对我说道，“我的女儿到店铺选取东西是不厌其烦的。关于店铺的情形她能比我谈得更多。”
我当然非常赞成这个建议，伊蒂丝也立即表示很喜欢和我作伴，我们便一同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