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件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德·卡·德·马先生把他的财产给他七个活着的孩子分成相等的七份。这财产相当可观，即使这样分割成几小部分，也足以让他的几个继承人过富裕的生活。除了价值不菲或被人估价很高的证券之外，几乎全部是不动产，大家都以为只有这种投资方式才是真正可靠的，要过二十五年遇到战争或通货膨胀才能损害这种投资的稳妥。不过泰奥巴尔德刚刚结束了他那好歹还算严肃认真的学业，即将得到一张工程师资格的文凭；而奥克塔夫却从来没有为任何一种职业作过准备。他们俩无论是谁都没有能力像阿尔蒂尔先生那样，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姊妹管理那份产业。从那时起，地租由经纪人或收租的定期交给老爷的几个继承人。这样的安排当然有点危险。不过这些人当初都是在阿尔蒂尔老爷的监督底下为他干活的，而且他们从父亲到儿子都为东家效忠。已故老爷的孩子们庆幸这种安排十分方便。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样一来他们就从大地主的档次落到干吃利息的小家相。就在同时，阿尔蒂尔先生与他的佃户之间并非永远和谐的脆弱联系也中断了。
苏阿雷城堡被出售了。不仅因为对于所得遗产份额中包括这房产的男孩或女孩来说，维持费用过于沉重，还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那里过日子。已经结婚的女孩子都在别处有自己的地产。泰奥巴尔德早就下定决心，干脆把他的文凭压到抽屉里，到布鲁塞尔去过安安静静的单身汉生活；奥克塔夫打算去旅行；让娜清醒地意识到她的残废难以医治，决定到首都去购买一处体面而又方便的房屋，让弗罗兰为她经管，在那里度过她的余年。这个房子也是费尔南德的家，一直到她出嫁。希望费尔南德的未婚夫有他的贵族城堡或是绅士宅第。
不过，他们不愿意把这个老宅交到房地产商人的手里，他们把它卖给了一个远房亲戚，德男爵，这个人就把城堡弄成了大家看到的模样。大家都夸说动产也很值钱，就像当初分割地产一样，仔仔细细地加以分配。已经出嫁的姑娘得到了昔日里她们卧房、小客厅或吸烟室的家具，奥克塔夫和泰奥巴尔德也有了足够的家具，摆在他们的单身房间里。让娜和费尔南德得到的那一份把让娜在布鲁塞尔买的那所房子填得都要涨破了。所有的家庭中，一个父亲哪怕没有什么积蓄，人一死也是一个朝代的结束。三个月过后，持续了三十四年仿佛一成不变的装潢摆设和生活方式都荡然无存。而早先阿尔蒂尔先生大概想象过，在他身后一切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的。
两位小姐和她们的管家嬷嬷出发之前（两个哥哥早已离开了苏阿雷），弗罗兰和费尔南德最后一次在小花园里走了一圈。费尔南德一心沉浸在对未来的梦想里，这次散步几乎肯定没有什么感伤成分；但弗罗兰就不一样了。她又看见一个高个儿男人侧身站在栅栏门旁，对于他的年龄来说过于肥胖了一点。面颊上有一块疤瘌，大概是用马刀决斗时留下的。不过那个时代的德国大学生时常把自己弄成这样。其实，来客既不是从前的大学生也不是决斗的勇士。他是杜塞尔多夫一个农业机械制造商的推销员，每年都来看看德·卡·德·马先生需要点什么。弗罗兰是在科隆郊区的不知哪个小村子诞生的，对于她来说，德国推销员一年一度的拜访是个节日。东家允许他们在小客厅一起吃一顿饭，佃户们来更换房梁时，也在那里吃便餐。玛蒂尔德夫人早就同意女管家订婚，女管家把她的积蓄交给答应娶她的人，为的是给他们将来在杜塞尔多夫的住宅添置一套家具。正像大家所猜想的，那个献殷勤的家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阿蒂尔德先生到当地去打听，又通过比利时的领事馆了解，知道那个推销员还在卖农业机械，但是也许是自己提出要求，被指派到别的地方去活动了。他已经结婚，如今在波美拉尼亚跑买卖。
苏阿雷的仆役们不知怎么觉察到了，就拿这件倒霉事大嚼舌头。弗罗兰通常在主人的桌子上吃饭，仆人们都不喜欢她。孩子们对这一无所知。让娜小姐也是许多年之后才知道的。只有玛蒂尔德夫人知道，弗罗兰不但不生气，反而为“这可怜的人”祈祷，是她把她微薄的积蓄给了他，才引起了他的贪欲。这傻丫头具备圣女的某些素质。
苏阿雷这个词在法兰克语中意思是“头领的房屋”，在这里，人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豪门大户离开故土，七零八散，流落他乡。世家贵胄往往如此。人们言之凿凿地说，在圣诞夜，埋着财宝的地方会冒出亮光，如果真有这等事，那么在静寂的乡下，除了村子里的灯光和将要出卖的小城堡里照亮了已没有家具的小客厅那微弱的烛光之外，还会有另外的光辉。那慕尔的博物馆里保存着晚期罗马帝国的美丽货币以及比利时-罗马风格的首饰，都是在苏阿雷找到的。这些古董的主人显然是在有人将入室抢掠的前夜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了起来。他们仔仔细细地把土踩平，不让别人看出来这里的土曾新近动过，再在上面盖上草屑树叶。或者把贵重物品藏在墙洞里，再把墙皮或糊壁纸按原来的模样堵上。伊雷内和佐埃·德里雍就是这么办的，她们被一八三〇年的那些光辉的日子里耀武扬威的贱民们吓坏了，离开了家园，到阿梅丽·皮尔麦茨那里去藏身。她们不久才想起来，她们藏起来的那个镶满珍宝的挂钟还在走动，滴答的声音和报时的钟声一定会把藏宝的地点暴露无遗，就一起像少年人那样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但这一次，那些爱国者却没有劫掠任何人，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佛兰德，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子孙们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再也没有回去寻找他们的财宝，或者说，即使回去也再也没有找到。苏阿雷城堡的那些文物古董也再没有重见它们的主人。
然而日常生活却保持着原样继续下去，仍然带着那些琐琐碎碎但却沉重厚实的习惯。从附近地区，人们从地里挖出来几只石头的小狗，又肥又胖，傻头傻脑的，忠实地反映了在尼禄时代城堡女主人座椅周围吠叫的小狗狗的模样。正好，让娜小姐就有一只这样的狗，她用带肉的饲料喂养着。她这个人办事永远十分理智，决定不把这狗带到布鲁塞尔去。她搬到自己的新家之前先要在别人那里小住几日，这狗会给居停主人找麻烦。她把狗付托给园丁。
出发的那天早上，这些小姐大概还在空荡荡的小教堂里作了最后的祈祷。德国女管家肯定想到了已故的太太，并为她念了《圣母经》。费尔南德心不在焉，心里想的是布鲁塞尔的煤气街灯。
新家位于当时还是贵族地区的路易丝大道附近的一条安静的小街上，一旦安置下来，让娜就坐在游廊底下的一张安乐椅上，只有每天早上徒步走到加尔默罗教堂去听弥撒才离开这张椅子。这样她就同时完成了祈祷活动和养生的锻炼。这个地区的人看到她一瘸一拐地走过，一边有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仆服侍（围裙表示她女仆的身份），另一边由一位身穿剪裁过时的黑衣夫人搀扶，大家都习惯了。望过弥撒回家以后，还有一个小时的各种曲子的钢琴练习，让娜弹得不动情感但十分准确。她感到手指头在键盘上很好使，显然觉得十分快活。绣制祭披和祭坛上的台布这种技艺占据了她其余的时间。随后，就把这些绣品送给不同的教堂。
她把当初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那间挂着绯红色帷幕的夫妇卧房改成她自己的卧室。费尔南德的房间是绿色的，让娜的卧房是蓝色的，弗罗兰又在这间房里挂上了德国皇室家族的照片。从苏阿雷带来的一个女仆和一个厨娘分别占了楼梯下的亭子间和潮湿的地下室。她们又开始把银器打磨光亮，给家具上蜡，还要煎，烤，煮，炖。
由几位小姐绘制的装饰画盘挂在游廊的墙壁上；长方形的花园里种着几棵树，十二把亨利二世的椅子和两个一八五六年制造的大柜子满满登登地摆在一个中等大小的饭厅里。一张比原作还要大的《打破的罐子》，高高地挂在两个食品柜中间，那是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到巴黎去蜜月旅行时，在卢浮宫从一个当场作画的艺术家手里买来的。任何人，连阿尔蒂尔也在内，都没有想到这个双颊飞红的天真少女，乳房在扯乱了的前襟里半掩半露，腰间挎着已打破了底的罐子，包含了隐约的淫亵之意。人们没有怀疑，一张从卢浮宫买来的复制品竟隐含了那样的淫邪。那美丽可人的提罐子姑娘就在这个闺房里高高悬挂了三十五年。
只是家里没有马车马具，使人感到她们的社会地位已处于衰败式微的境地。然而让娜并不出门。费尔南德出去交际时，就叫一辆出租马车。
人间的仙境很快让费尔南德大失所望，也许是因为她的成绩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在布鲁塞尔，两姊妹的联系不多。当然，有几个有爵位或没有爵位的亲戚，几个已经居孀的世交朋友还惦记着邀请费尔南德这个年轻姑娘，或者到她这里来做客。她在寄宿学校的女同学都是大家出身，可以说都是她很好的进身之阶：她们的哥哥常来当费尔南德的舞伴。费尔南德在寄宿学校时，对首都并不熟悉，读寄宿学校时很少在街道上游逛，全城分为两个部分，“下城”闹闹哄哄的，挤满了小店铺和小酒馆，买卖人在里面品尝波尔图葡萄酒。拉着四轮货车的肥壮马匹在油渍渍的卵石路上踉跄前行。费尔南德从来不离开“上城”，那里有两边种树的美丽大街，跟班仆役在街上遛狗，女仆领着孩子散步，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使女撅着屁股刷洗门前的台阶。但一到夜里，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女孩子看来，这些毫无田园气息的地方竟神奇地改变了模样。普通的富家住宅，砌着粗石的门面，在几个钟头之内竟变成了传奇中的王宫，从里面发出一派仙乐和闪烁的灯光。费尔南德有时也没有机会走进这些地方。人家只邀请她参加一些大型的招待会或是密友之间的晚会，极少在同样的宅子里见识这两种。在外省，德·卡·德·马家自然也包括在上层的社会当中。在这里，这个姓氏极为古老，也几乎被人遗忘了，在婚姻的市场中差不多已没有什么商品价值。那个时代，还没有扶摇直上的一代人，像表亲埃米尔从事着炙手可热的外交职业，给这个姓氏镀上一层金。让娜不邀请客人。她们年岁不大又父母双亡，不便这样做。费尔南德大概很羡慕她的女友们，她们在下午准备茶点招待朋友，那时，管家就戴着白手套送上各色的花式点心。她们还在家里组织舞蹈训练班。
她的财产并不是职业的求婚者寻找的那个“钱口袋”，这些人不能指望这个年轻姑娘还有个父亲、祖父、叔叔或是哥哥帮他们跻身政坛或者上流社会，让他们出国到刚果或是进入行政咨询机构。德·卡·德·马小姐的美貌还不足以让人一见倾心。再说，上流社会里根本没有一见倾心这么一回事，专讲爱情却没有结结实实的财产作为基础的婚姻会被人看作不体面。费尔南德的几个哥哥是贵族协会的会员，设法让她得到邀请参加协会举办的舞会。按照她笔记中的说法，她曾在舞会上大跳华尔兹。但是将近早上一点钟，大说大讲地走进来一群珠光宝气的布鲁塞尔年轻人，他们决定只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跳八人组舞，不要外人。费尔南德和她的几个哥哥以及别的参加舞会又比较老成持重的人，模模糊糊地觉得受到了轻视，总而言之是被排斥到一边了。
她领会到了她自己小小的成功以及失败。有一张照片，她用尖细的笔迹写成大字，题献给她在圣心中学时代一个要好的女友，玛格丽特·卡尔东·德·维亚尔，为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或由业余剧团演出的一个轻歌剧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费尔南德风度翩翩地穿着一套真正那不勒斯地区农妇的衣裳。人们知道，那精细的刺绣、高雅的衣褶、镂花抽丝和透明的围裙决不是戏剧服装师的收藏品，也许是某个奥克塔夫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哥哥比舅舅的可能性更大。只有一个品位上的错误：费尔南德没有穿人们认为合适的平跟拖鞋，反倒在长裙底下穿了一双一八九三年流行的亮晶晶的高筒皮靴。她显然得到了热烈的鼓掌，好像出来谢幕，略显疲惫的眼睛作出讨人喜欢的模样。摄影师不合适宜地让她站在一个冬季花园里的绿色草坪上，显得既不是农妇也不在那不勒斯地区。她这模样让人想到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准备在克里斯提尼亚的客厅里跳塔兰泰拉舞。
人们开始责备她标新立异。她的文化底子很薄，就阅读到手的任何东西来提高水平，连黄色封皮的危险小说也不排除在外，这让那些当母亲的吓坏了。一个读《苔丝》、《菊子夫人》和《残酷的谜》的姑娘娶进来不完全稳妥。她时常讲述一些她喜欢的历史轶事，介绍一些她的男舞伴没听说过的历史名人，例如布朗卡斯公爵，或玛利亚·瓦莱夫斯卡之类。她请她认识的一个老教士来教她拉丁文，居然背出了几句维吉尔的诗句，这进步让她洋洋自得，就到处去说。她承认还买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书。在她这些谋划经营当中，没有一个人帮她的忙，也没有一个人赞同，于是就偃旗息鼓了，然而费尔南德却得到了有思想的年轻姑娘的名声，这并不符合实际，她其实不是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