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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之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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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宪兵站在车站附近。我立刻转身往回走。我怀疑我的消失可能马上会引起注意,可是暂且离开铁路,看来仍然是可取的。一个拘留犯只要住在有刺铁丝网的后面,那就是安全的,谁也不会想起他,可是一朝他逃跑了,他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在集中营里,给他一片面包皮已经过于优待了。可等他逃跑以后要去追捕他,多大的花费可一点也不会被吝惜。整个连队都被动员起来了。我搭上了一辆便车。这辆运货汽车的司机咒骂战争,咒骂德国人,咒骂法国政府,咒骂美国政府,还咒骂上帝,但是让我下车之前,却仍把一点作为午餐的食品分给我吃。我步行了大约一小时,最后才到达下一个火车站。我已经学会,不要试图做得不惹人注目而引起人家的怀疑。我径直走了进去,要一张去下一个城市的头等车票。那售票员犹豫了一下。我生怕他要查看我的证件,便大声吆喝,责备他做事这般缓慢。他又惶惑又恐惧,给了我一张车票。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那里等候开车。火车误点了一小时,但至少终于开出了。

“花了三天工夫,我才赶到海伦的拘留营。有一回,一个宪兵把我拦住,可是我用德语向他吆喝,还拿施瓦茨的护照扬了一扬。他吓坏了,很高兴看到我不再追究下去。奥地利是德国的一部分,一张奥地利护照,简直跟盖世太保的通行证一样顶事。一张死人的护照,一张印着几个字在上面的纸,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想想委实叫人吃惊。它的作用比任什么活人都大咧!

“要到海伦的拘留营去,你必须爬上一座山头。先是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长满了石南、金雀花和迷迭香,随后是一片森林。我到达那边的时候,已经快近薄暮了。拘留营照例围有刺铁丝网的栅栏,可是这里似乎没有韦内那样阴沉,大概因为这里是一座妇女拘留营。我可以从林子里望进去,看见女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戴着鲜艳的头巾或者头巾式帽子。气氛看起来几乎是无忧无虑的。

“那倒使我泄气了。我原来以为这里一定是个十分阴暗的处所,我会像堂吉诃德或是圣乔治[55]那样向它进行袭击。现在的情况既然不是那样,那我好像也就没有来的必要了。如果海伦住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地方,恐怕她早就已经把我忘掉了。

“我仍然隐蔽着,试图摸清这里的地形。黄昏时分,有个女人走近了栅栏,另外一些人也到她这里来了。不久,那里就汇集了一大群人。她们悄没声息地站着,彼此几乎不说一句话。她们视而不见地从铁丝网里往外窥视。那里并没有她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自由。天空转成了紫色,阴影从山谷里爬上来,你可以在各处看到用东西遮起来的灯光。那些女人变成了一个个黑影,她们的脸色看不见了,连她们的外形也看不见了。一张张苍白的、没有形状的脸,参差错落地排成了一行,在铁丝网后面那扁平乌黑的轮廓上方晃动着。随后,这个行列逐渐稀疏了。那些女人一个接着一个走回营房里去。绝望的时刻过去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她们给它起的名字。

“只有一个女人依旧站在栅栏旁边。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别害怕。’我用法语说。

“‘害怕?’停了一会,她问。‘害怕什么?’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你还是免开尊口吧,你这只野猪,’她答道,‘在你那腐烂的身体里头,难道就一点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我目瞪口呆地瞅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装得比你实际上愚钝。你们不过是一群猪罢了。你们村子里难道就连一个女人也没有了吗?你们干吗非得在这儿荡来荡去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是要跟关在这儿营里的一位女士讲几句话。’

“‘原来你不过想做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说一位?为什么不是两位?或者全体?’

“‘你听我讲!’我说。‘我妻子关在这儿。我一定要跟她讲几句话。’

“‘你也来这一套?’那个女人笑了起来。她似乎并不生气,只是很累。‘那倒是个新把戏。每个星期,你们这些家伙总会想出一些新的花样儿来。’

“‘我以前从没有来过这儿!’

“‘你很快就学会了嘛。去死吧!’

“‘你就不能听我讲吗?’我用德语说。‘我不过要你告诉营里一位女士,说我来到这儿来了。我是一个德国人。我自己也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在韦内!’

“‘那倒是个好样的,’那女人镇静地说,‘他也会讲德语。该死的阿尔萨斯[56]人!我希望你害梅毒送命。你和你的那些倒霉的朋友们,每天夜里带着你们想出卖的东西在这儿排着队。我愿你们想出卖的东西上生癌。你们难道一点感情也没有吗,你们这些该死的猪?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正在干的是什么勾当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你们已经把我们关起来了。难道那样做还不够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了!’说到最后,她尖叫起来了。

“我听到别人在走过来,便从栅栏边跳着往回跑。我在树林里过了一夜。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在树丛里躺下来。灯光已经逐渐暗淡,月亮升到了乡村的上空,这个乡村如同白金一样惨白,而且早已被秋天的寒雾包裹起来了。到了早晨,我回到山脚下,设法把我的衣裳换成了一套技工的工作服。

“我又回到了拘留营。在岗哨那儿,我说我是来检查电线的。

“我的法语经得住考验。他们连问也没问,就让我进去了。谁愿意走进一个拘留营去呢?

“我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营里的街道。一排排营房好像是一只只很大的板条箱,用帷幕分隔着。两层,中间有一条走廊,两边都张着帷幕。有很多帷幕都撩开着,你可以望到里面,看得见这些鸽笼式的小间是怎么样陈设的。大多数都只放几件最简陋的必需品,可是有几个住在里头的人却把它们染上一些可悲的个人色彩,放一块布啊,一幅照片啊,或是一两张明信片啊。我从半暗的一排排营房中间慢慢地走过去。女人们搁下了手里的活,瞅着我。‘有消息吗?’她们当中有一个人问我。

“‘有啊——是带给一个名叫海伦的人的。海伦·鲍曼。’那个女人思量着。

“另一个女人走过来了。‘是不是那个在商店里工作的纳粹婊子?那个跟医生打情骂俏的女人?’

“‘她不是纳粹党人。’我说。

“‘在商店里工作的那个也不是,’那第一个女人说,‘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海伦。’

“‘这里有纳粹党人吗?’我问。

“‘当然有。统统都混在一起了。眼下德国人在哪里?’

“‘我一个也没看见。’

“‘有个什么军事委员会听说要开到这里来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的消息?’

“‘没有。’

“‘他们来,据说是为了要把纳粹党人撵出去。可是我又听说,盖世太保也要来了。你知道任何有关的情况吗?’

“‘不知道。’

“‘他们说,德国人不会来非占领区找麻烦。’

“‘这话听起来倒正像是他们说的。’

“‘你难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吗?’

“‘只是些谣言。’

“‘要告诉海伦·鲍曼的消息,是谁叫带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是她的丈夫。他自由了。’

“那第二个女人笑了起来。‘他会碰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咧。’

“‘我能到商店里去吗?’我问。

“‘为什么不能啊?你是法国人嘛,是不是?’

“‘阿尔萨斯人。’

“‘你害怕吗?’那第二个女人问。‘为什么?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隐瞒的吗?’

“‘眼下这种时势,哪一个没有这种事啊?’

“‘这句话你不妨再说一遍。’那第一个女人说。第二个女人没有再吱声。她瞪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间谍似的。她发出一股香气——山谷里的百合花。

“‘谢谢你,’我说,‘商店在哪儿?’

“那第一个女人告诉我怎么走。我从一排排营房的半暗中间穿过去,好像受着夹击的刑罚。一张张脸,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出现在两边。我觉得自己似乎闯进了亚马孙女战士的聚居地。随后我又走到了路上,四周是阳光和一股叫人厌烦的禁锢的味道,这股味道如同一层灰色的釉彩,涂在每一所拘留营的外头。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惘然无知了。对于海伦的是否忠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也是无关紧要的。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唯一重要的是要活着。即使在韦内的时候,我曾闪现过这样一个想法,那也只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我自己虚构出来、随后把它抹掉、随后又把它捡拾起来的念头。

“可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她的伙伴中间。头天晚上,我在栅栏旁边看见过她们,眼下我又看见了她们,这些挨饿的女人,她们已经单身独处了好几个月了。尽管被监禁,她们终归是女人,说实话,这样一监禁,反而使她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女人了。她们什么也不剩了。

“我走到了商店里。一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的女人站在柜台旁边,把店里有的食品卖给一群关押在一起的人。‘你要什么?’她问。我闭上眼睛,用摇头表示我的意思。随后我走到一边。她急急忙忙跟顾客们算着账。‘五分钟之后,我就好了,’她嘟囔道,‘好的还是坏的?’

“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是说,是好的还是坏的消息。我耸了耸肩膀。‘好的。’我说着,走到了外面。

“没过一会儿,那个女人走出来,向我打了个手势。‘我们千万得小心,’她说,‘你给谁带来了消息?’

“‘海伦·鲍曼。她在这儿吗?’

“‘怎么?’

“我没有吱声。我看到她鼻子上的雀斑和心神不安的眼色。‘她是在商店里工作的吗?’我问。

“‘你要干什么?’那女人反问我道。‘情报吗?是为谁送的?你是不是电工?’

“‘为她的丈夫。’

“‘不久以前,’她痛苦地说,‘有个男人问过同样的话,打听另一个女人。三天之后,有人就来找她了。她答应让我们知道情况的进展。可我们从此就没有再听到她的一点消息。你不是一个电工。’

“‘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我叫葛里塔·嘉宝。’那个女人说。

“‘为什么我打听她会让你这么问?’

“‘不少人来过这儿,打听海伦·鲍曼的事,’那个女人说,‘都是些离奇古怪的人。你要知道真相吗?海伦·鲍曼已经死了。她在两星期前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这就是真相。我想你已经在外面得到消息了。’

“‘她已经死了?’

“‘是的。现在你就不要来烦我了。’

“‘她没有死,’我说,‘她们在营房里不是这么说的。’

“‘她们在营房里老是胡说八道。’

“我定睛瞅着这个火红头发的女人。‘你能交给她一封信吗?我就要走了,可是我很想在你这里留下一封信。’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一封信不会伤到人。’

“‘不会吗?’那个女人问。‘你是昨天出生还是前天出生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好歹长大成人了。你可以卖给我一点用来写封信的东西吗?’

“‘那边一张桌子上,你可以找到纸和铅笔,’她说,‘不过,给一个死了的女人写信,有什么用呢?’

“‘这是最新式的做法嘛。’

“我拿了一张纸,写道:‘海伦,我在这儿。栅栏外面。今夜。我等着。’

“我没有把信封好。‘你能不能把这封信交给她?’我问那个女人。

“‘眼下啊,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的疯子。’

“‘能还是不能?’

“我把信递给她,她念了一下。‘能还是不能?’我又问了一遍。

“‘不能。’她说。

“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放。‘至少你别把它给毁掉。’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会再来的,如果你不让这封信送到我妻子手里,我会把你杀死的。’我说。

“‘没有别的事了吗?’那个女人问,从她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上,瞪出一双没精打采的、绿幽幽的眼睛瞅着我。

“我摇了摇头,走到了门口。‘她不在这儿吗?’我又回过头来问。

“那个女人直愣愣瞪视着,没有说一句话。‘我在营里还要待十分钟,’我说,‘我会回来,到时候再问你。’

“我在拘留营的路上走着。我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稍微等一会儿,再回到商店里去察看一遍。可是蓦然间,我觉得我那件无形的保护外衣没有了——我一下子变得又庞大又非常显眼。我必须躲藏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扇门里。‘你来干什么?’一个女人问。

“‘我是派来检查电线的,’我旁边有个人说,其实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吗?’

“‘这里到处都有毛病。但从来就没有被修好过。’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雪白的罩衫。‘这里是不是医院?’我问。

“‘是的。你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的老板从城里派我到这儿来。检查线路。’

“‘那你就去检查吧。’那个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怎么了?’

“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解释着。我望着那个人。我仿佛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电力?’他说。‘药物和维生素着实要有用的多咧。’

“他把便帽往桌子上一撂,走出房间去了。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对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说,‘那一位是谁?’

“‘当然是医生啊。其余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在乎的。’

“‘你们这里病人很多吗?’

“‘很多。’

“‘那么,死人呢?’

“她朝着我看。‘你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答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个个都那么多疑?’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那个女人重复着说了一句,‘纯真的任性啊。你这个有家庭和护照的天使!不,四个星期里,没死过一个人。可是在那以前,是有不少人死了。’

“四个星期之前,我接到过海伦一封信。可见她一定仍然在这儿。‘谢谢你。’我说。

“‘谢我干吗?’那个女人说。‘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父母给了你一个可以热爱的国家,尽管它正逢上艰难时世——尽管它迫害着不幸的人,而且把他们交给狼群——就是那些应当为你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的狼群。现在你就继续干活吧。继续安装电灯。只要你能够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装上一盏小灯就好了!’

“‘有个德国委员会来过这儿?’我性急慌忙地问。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

“‘我听说是有个什么委员会要来。’

“‘你觉得这样的消息特别能吸引人吗?’

“‘不,可是我得去警告一个人。’

“‘哪一个人?’那个女人问,分明在警惕着了。

“‘海伦·鲍曼。’我说。

“那个女人瞧着我。‘你想警告她什么啊?’她问。

“‘你认识她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又是那道不信任的墙——这是后来解释给我听的。‘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你能证明吗?’

“‘不能。我的护照上,用的是另外一个姓名。可是,当我告诉你说,我不是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你或许会相信。’我拿出施瓦茨的护照来。‘一张纳粹的护照,’那个女人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我按捺不住了。‘为了要跟我的妻子再次相见。她住在这儿。她自己写信来这样告诉我的。’

“‘那封信你有没有带来呢?’

“‘没有。我从韦内逃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毁了。为什么人人都那么神秘?’

“‘我也想知道,’那个女人说,“你可以告诉我。”

“那医生回来了。‘需要你在这儿帮忙?’他问那个女人。

“‘不。’

“‘那么,你就跟我走。完工了没有?’他问我。

“‘还没有。我明天再来。’

“我回到了商店。那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卖内衣,有两个顾客。我等着。我又感觉到自己要倒霉了,我还是溜走为妙,要不,在大门口说不定会遇到麻烦。警卫也许会换班,那我就得把所有的经过统统再解释一遍。我看不到海伦的一点踪影。那个女人避开我的凝视。很清楚,她正在拖延时间。随后又来了几个顾客,我还看见一个军官从窗子外面走过。我离开了商店。

“警卫没有换班。他们还记得我,便把我放行了。我当时的感觉,跟在韦内时完全相同: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后面偷偷地追上来,把我逮住。我出了一身大汗。

“一辆破旧的运货卡车正在向我驶来。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我继续往前走着,眼睛望着地面。那卡车驶过我身边,随即停住了。我抵制了逃跑的诱惑。那卡车完全有掉头的余地,而我却绝无脱逃的可能。我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唤:‘嗨,技工!’

“我转过身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你会修理发动机吗?’

“‘不。我是一个电工。’

“‘也许那是点火装置的问题。看一下吧。’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司机说道。我抬头一望,是海伦。她站在那个兵士后面,盯着我看,还把一根手指伸到她的嘴唇边。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毛衣,人很瘦。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她又说了一遍,让我走过去,‘千万要小心,’她悄悄地说。‘装作你很懂你在干着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病。’

“那兵士在我们背后轻松地踱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她嘟囔着说道。我咣当一响打开了车盖。‘逃出来的。咱们怎么能见面?’

“她在我旁边往发动机里张望着。‘我到店里买东西。后天。在村子里。你进去的时候,靠左边的第一家咖啡馆。早上九点。’

“‘那之前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吗?’那个兵士问。

“海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递给他。‘只要两三分钟。没什么严重的。’

“那兵士点燃了烟卷,在路边坐下了。我胡乱修理着发动机,海伦在一旁看着。‘哪儿?’我问她。‘在林子里?在栅栏边?我昨天去过那儿。你今夜能来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吧。今夜。不过,我十点以前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因为其余的人,统统都要到那个时候才离开。如果到十点我还没来,那就改到明天。千万得小心。’

“‘这儿的宪兵怎么样?’

“那个兵士走过来了。‘还不太坏,’海伦用法语说,‘马上就可以修好了。’

“‘这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我说。

“那兵士笑了起来。‘德国佬有新汽车。还有那些部长们。好了吗?’

“‘好了。’海伦说。

“‘我们碰到你真是幸运,’那个兵士说,‘关于汽车,我只知道它们需要汽油。’

“他爬进汽车。海伦跟着也上去了。她调好了档。大概她刚才不过是把开关关掉了。马达发动了。‘谢谢你。’她说,向我探出身子。她动了动嘴唇,发出无声的话语。‘你是个第一流的技工。’她说,然后便把汽车开走了。

“我在那儿蓝莹莹的汽油烟气里站立了几秒钟。我仿佛觉得自己从极端的灼热降到了极端的冰冷。也就是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随后,我逐渐开始思索起来,跟思维一起来的,还有焦躁不安,对我听到的那些话的追忆,以及疑虑的揪心剧痛。

“我躺在树林里等着。海伦管那一排盲目凝视着暮霭的女人叫作‘哭墙’[57],这会儿正在逐渐散去了。没隔多久,她们绝大多数都踱回了营房里。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直瞪瞪望着栅栏的柱子。它们都变成了黑影,随后在这些黑影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黑乎乎的人形。‘你在哪儿啊?’海伦轻轻悄悄地低语着。

“‘在这儿!’

“我一路摸索到她那里。‘你能出来吗?’我问。

“‘过一会儿,等她们都走了之后。等等。’

“我爬回在树林里躲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人用手电筒往树林里照射,那个距离正好是看不见的。我躺在地上,吸进一股使人陶醉的落叶的气味。吹起一阵微风,我周围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千百个密探正在朝我这里偷偷爬过来。我的眼睛对四周的黑暗渐渐习惯了,我看见海伦的身影,在这身影上端,模模糊糊的还有她那张苍白的脸。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她靠在有刺的铁丝网旁边,如同一朵开在乌黑植物上的白色花朵。随后,她又好像是一个从黑暗的过去显现出来的无名的黑色人形。她的脸——因为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变成了天下所有受苦人的脸。稍微离远一点,我隐隐约约看到了第二个女人,就像海伦那样站着,随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她们站在那儿,像是一排支撑着一顶忧愁与希望的华盖的女像柱。

“这个景象几乎是叫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不去看了。等我重新观望的时候,那另外三个人已经悄悄地不见了,我只看见海伦俯下身子,正在使劲地拉着那有刺的铁丝网。‘把它扳开。’她说。我踩着最底下的一股铁丝,把上面的一股扳起来。

“‘等一下。’海伦低声说。

“‘另外那些人到哪儿去啦?’我问。

“‘她们都回去了。其中一个是纳粹党。我之所以不能早一点走过来,就为了这个缘故。她会出卖我的。她就是那个哭的人。’

“海伦把短外套和裙子脱掉了,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我绝对不能撕破这些衣服,’她说,‘我只有这么一套衣服了。’

“我想起一个穷苦的人家:只要孩子们不把袜子撕破,那么擦破他们的膝盖也无所谓,因为创伤可以治疗,而袜子却非得花钱去买不可。

“我手里触摸到她的衣服。海伦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从两股有刺的铁丝中爬了出来。她的肩膀给擦破了。鲜血在她皮肤上流着,如同一条细细黑黑的蛇。她站起身来。‘你以为咱们能逃跑吗?’我问。

“‘到哪儿去?’

“我没回答。去哪儿呢?‘到西班牙,’我说,‘到葡萄牙,到非洲。’

“‘来,’海伦说,‘来,咱们来谈谈这件事吧。从这儿出去,没有证件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才戒备得不那么严密。’

“她抢在我前面,走进了树林。她几乎全身赤裸——神秘,又十分美丽,在巴黎时候曾经是我妻子的海伦,此刻只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仅仅勾起一种甜蜜而又痛苦的回忆,使我的皮肤由于期望而感到颤抖。从女像柱的雕带走出来的这个女人,几乎没有名姓,仍然沉浸在九个月的奇异生活中间,这一段时日胜过那平凡生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