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拒绝这一份爱去体验这一份爱，这事是多么奇特啊！刘易斯的来信让我心碎。他在信中给我写道：“我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您一往情深吗？”还有一次，他写道：“您对我玩弄的这一招可真怪啊。我再也不想把女人领进家中过夜，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一丁点儿爱心的女人，如今我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了。”每当我读着这些话语，总恨不得扑进他的怀抱！既然我不能这样做，那就应该对他明说：“忘了我吧！”但是，我不愿明言相告，我希望他爱我，我需要给他造成的这一切痛苦，在内疚之中承受他的忧伤。我也是为自己在经受痛苦。时间过得多么缓慢，又流逝得多么迅速啊！刘易斯离我仍然那么遥远，可我却一天天走近我的垂暮之年，我们的爱情在渐渐衰老，他终将离开人世而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份爱。这一念头令人难以忍受。我庆幸离开了圣马丁，回到巴黎重又和病人、朋友相聚，重又听到昔日的声音，重又忙忙碌碌，迫使自己再也不去想自己。
自6月来，我一直没有见到波尔。克洛蒂缠上了她，邀请她到她家在勃艮第的城堡去度夏：波尔竟然接受了邀请，令我极为惊诧。我一回到巴黎，便给波尔打了电话，对她话声中那种轻快而又冷淡的客气劲儿，我实在困惑不解。
“当然，我很高兴见到你。明天有时间一起去参加马尔加迪埃画展的开幕式吗？”
“我更乐意找个更安静的地方和你见一面。你没有别的空暇吗？”
“我很忙。等等。你能在明天午饭后来一下吗？”
“没问题。一言为定。”
多少年来，波尔第一次一身城市人的打扮给我开门。她身着一套灰色交织呢新潮西服，里边是一件黑色的衬衫，头发高高地挽起，额前留着刘海，眉毛修得细溜溜的，脸上变得臃肿起来，还有点轻微的酒糟鼻。
“你好吗？”她满怀深情地问：“你假期愉快吗？”
“很好。你呢？你高兴吗？”
“十分高兴。”她答道。听她口气，好像带着深长的弦外之音。她一副既尴尬又挑衅的神态细细打量着我，“你不觉得我变了吗？”
“你好像气色很好。”我说，“你还有一套十分漂亮的西装。”
“是克洛蒂送给我的礼物，是巴尔芝时装店制作的。”
她衣服裁剪考究，鞋子式样雅致，确实无可挑剔。可是比起她以前为自己创造的那种过时的装束来，我觉得她现在这身打扮反倒显得更加奇怪了；也许只是因为我对她这种新的风度还不习惯吧。她坐下来，叉起双腿，点燃了一支香烟。“你知道，”她微笑着说，“我是一个新派女郎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傻乎乎地说道：
“是克洛蒂的影响吧？”
“克洛蒂只不过是个托词而已，尽管她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女人。”她说道，接着思索了片刻：“人呀，比我想象的要有意思得多。一旦不再与他们疏远，他们便一心跟你亲近。”她用挑剔的神态打量着我：“你应该多出门走走。”
“也许。”我怯懦地答道：“那边都有些什么人？”
“噢！什么人都有。”她兴高采烈地说。
“你难道也要搞一个沙龙？”
她答道：“你以为我没有这个能耐？”
“恰恰相反。”
她一抬眉毛：“恰恰相反？”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她接着冷冷地说：“反正眼下要顾其他的事。”
“什么事？”
“我在写作。”
“那好！”我满怀热情地说。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才女。”她笑眯眯地说，“可那边的人都说白白浪费如此的天赋，岂不是罪孽。”
“你写什么呢？”我问。
“叫什么都行：短篇小说或者诗。难以归类。”
“你把自己写的给亨利看过吗？”
“当然没有。我告诉他我在写作，可我什么也没给他看过。”她一耸肩膀：“我肯定他看了准会困惑不解。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创造新的形式。再说，我眼下进行的试验，该独自去搞。”她正面看了我一眼，接着庄重地说：“我发现了寂寞。”
“你不再爱亨利了？”
“当然爱。可把他当作一个自由人来爱。”她把香烟往空壁炉里一扔。“他的反应真奇怪。”
“他意识到你变了吗？”
“显然知道。他又不傻。”
“说来也是。”
可我却感到自己真傻。我用目光询问着波尔。
“首先，他回巴黎后，我对他没有任何表示。”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等着他先来电话，他果然很快就打了电话。”她静思片刻，接着说：“我穿上了漂亮的西服，样子十分安宁地给他开了门，他脸色骤变，我感觉到他慌乱不堪。他转过身去，把额头倚在窗台上，以便遮着自己的脸，我呢，却从容不迫地跟他讲述我们俩和我自己的事。后来，他神态十分古怪地看了看我。我马上明白了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考验我。”
“为什么要考验你？”
“他一时憋不住想建议我重新一起生活，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他想对我有十分把握，他有权表示怀疑。这两年来我对他可不怎么顺。”
“后来呢？”
“他严肃地向我解释他爱上了小若赛特。”她纵声大笑道：“你想象得到吧？”
我吞吞吐吐：“他真的跟她有事，不会吧？”
“当然不会。可他根本用不着跟我说爱她。若爱她，他决不会告诉我的。他是要观察观察我，你明白吧。可是我先赢了，既然我自己得到了满足。”
“我明白。”我说道，尽力扮出一个信赖的笑脸。
“最有趣的，”她快活地说，“是他同时又大献殷勤，真难以想象：他只是不愿意我影响他，可一旦我不再爱他，我想他准能把我给杀了。好了，他跟我谈起了格雷万博物馆。”
“怎么谈起的？”
“就像这样，随便谈起的。传说有一个院士，好像是莫里亚克或者杜阿梅尔，马上就要在格雷万博物馆有自己的塑像，你知道亨利对此是不在乎的。实际上，他是在暗示他恋上我的那个美妙的下午。他希望我回想起过去。”
“真复杂。”我说。
“不。”她说，“真幼稚。再说，最容易做的事只有一件。四天后就是彩排，我找若赛特说去。”
“为什么事要找她谈去？”我不安地问。
“噢！什么都为，也什么都不为。我想制服她。”波尔轻佻地一笑，站起身来问道：“你真不愿意参观那个画展？”
“我没有时间。”
她在自己头上搭了一顶黑色的贝雷帽，戴上了手套。
“说真心话，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再也不是从心底，而是从她脸上寻找答案。我认认真真地答道：
“你美极了！”
“星期四看彩排时见。”她说，“你参加夜宵招待会吗？”
“当然。”
我和她一起下楼。她连走路的姿态也变了。她从容不迫地径自走去，可这是一般夜游者的从容劲头。
彩排前的三天，我和罗贝尔看了《幸存者》的排演。我们俩的心全被抓住了。我喜爱亨利所有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书无不打动我的心；可我不得不承认他写的东西再也没有比这部剧更好的了。这种语言表达的激烈程度，这种集诙谐与忧伤为一体的抒情手法，在他作品中都是首次出现。此外，在此作品中，剧情与思想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只要你注意剧情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了解其意义。正因为这一意义与那一奇特但却令人信服的故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便具有了丰富的现实性。“这才是真正的戏剧！”罗贝尔这样评价道。我希望所有观众的反应都会像我们一样。只是这一集闹剧与悲剧为一体的剧作有股生肉的味道，很可能会吓了观众。彩排那天晚上，启幕时，我真感到忐忑不安。小若赛特明显缺乏表演才能，可当一些观众开始起哄时，她表现不凡。第一幕后，掌声大起。终场时更是掌声雷动，取得了真正的巨大成功。当然，在一个命运不算太差的作家的生涯中，肯定有过名副其实的欢乐时刻，可当他像这样一下子得知大获成功时，该是多么激动。
走进餐厅时，我突然一阵冲动，内心腾起对亨利的好感。真正的纯朴感情是多么难得啊！在他的周围，一切都显得虚假，无论是微笑，还是话语，而他呢，却仍然是他自己。他一副幸福的神态，略显局促不安。我多么想对他说一些赞扬的话，可是我不该等待。五分钟后，我的喉咙便像打了结似的。应该说我是自找悲伤。我偶然看见吕茜·贝洛拇指着两个年轻的犹太女演员对伏朗热说：“德国人搞的不是焚尸炉，而是孵化场！”这种玩笑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可从来没有亲耳听过。我既为吕茜·贝洛姆，也为我自己感到恐怖。我暗自责怪起亨利来。他在剧中对人们的遗忘说了许多漂亮话，可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忘了过去。樊尚说贝洛姆被剃过头，而且是罪有应得，那伏朗热呢，他在这儿干什么？我再也不想对亨利表示祝贺；我相信他已经感觉出我不舒心。因为碍于波尔的面子，我留下呆了一会儿，可感到十分不自由，只得无节制地多喝酒；然而这也帮不了我的忙。我回想起了朗贝尔对纳迪娜说的那番话：“我有什么权利非要固执地记住过去吗？”我们扪心自问，“我做的不如别人多，受的苦也比别人少，若他们都忘记了，那就是应该忘记，我跟着他们忘记就是了。”但是，纵然我痛饮暴食也无济于事。我憋不住想骂人，想大哭一场。重归于好，宽恕他人！这是些多么虚伪的字眼。大家全都忘记了，这才是实质。忘记死去的人们这还不够，如今，我们还要忘记遭受的残杀，忘记杀人凶手。算了，我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说我眼中涌出泪水，那这只与我个人相关。
那天晚上，波尔和若赛特谈了许久，可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继后的几个星期里，我觉得波尔似乎在回避我。她经常出门做客，或在家写作，一副忙碌的样子，神气活现。我对她很少顾及：我太忙了，要忙的事太多了。一天下午我回到家中，发现罗贝尔气得脸色发白。我生来第一次看见罗贝尔气得这个样子。原来他刚刚与亨利闹翻了。他三言两语、声音断断续续地向我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接着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
“别想法子原谅他。他不可宽恕。”
我当时哪能立即为他辩解呢，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十五年的友情竟在一个小时中抹去了！亨利再也不会坐在这把扶手椅上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欢快的话语了。罗贝尔将是多么孤独！而对亨利来说，他生活中将是多么空虚！不，这不可能彻底崩了。我终于又说出了声。
“荒唐。”我说道，“你们俩都气疯了。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政治上宣布亨利的错误，而不要断了您的友情。我肯定他是诚心诚意的。要明鉴是非谈何容易。应该说如果要我负责作出决定，我定会乱了方寸。”
“看你的样子，好像以为我拳打脚踢赶走亨利似的。”罗贝尔说，“我巴不得能和和气气地解决问题。是他咣当一声关门而去的。”
“您肯定没有逼得他无路可走，要么您屈服，要么断绝友情吗？”我说道：“当初您要求《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时，他肯定知道一旦拒绝就会失去您的友谊。这一次，既然他不愿屈服，无疑希望就此了结。”
“你没有看见当时的场面。”罗贝尔说，“他一开始就明显怀着恶意。我不认为重归于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至少可以想办法避免大吵一场。他没有这样去做，反而对我们的理由全盘否认，拒绝与委员会一起讨论，他甚至含沙射影，说我暗中参加了共产党。你还用我对你明说：这次断交是他自找的吗？”
“瞧您想到哪里去了！”我说。
亨利无疑对罗贝尔心存积恨，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为何现在闹崩呢？
罗贝尔神色严厉地凝望着远处。“我妨碍了他，你明白吧？”
“不，我不明白。”我说。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可真古怪。”罗贝尔说，“你看见他都跟哪些人交往吧？我们都是他的一块心病，巴不得早日摆脱。”
“您冤枉人！”我说，“那天晚上我也感到反感，可您自己亲口对我说过，如今要上演一部剧本，那就非得妥协不可。亨利做得也并不过火。他跟那些人只勉强来往。他是跟若赛特睡觉，可人们尽可放心，她影响不了他。”
“那次夜宵招待会本身并不严重，这我同意。”罗贝尔说，“可这是一个信号。亨利这个人就看重自己，他恨不得能随心所欲，只顾自己，用不着对任何人负责。”
“他只顾自己？”我问道：“他整天都在干那些让他烦恼的事情。您自己也经常承认他是多么忠心耿耿。”
“当他感兴趣时，是这样。但是事实是他讨厌政治，他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罗贝尔不耐烦地一挥手，挡住了我的话：“我最责怪他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件事上，他一心只考虑别人会议论他什么。”
“别跟我说什么他会对集中营的存在无动于衷吧。”我说。
“可我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问题不在这里。”罗贝尔说，接着耸耸肩膀：“亨利不愿意别人说他被吓唬住了，反倒心甘情愿投入反共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与我闹翻便解决了他的难题。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为自己塑造一个胸怀宽广的漂亮的知识分子形象，整个右派都将为之拍手称道。”
“对讨好右派亨利可不感兴趣。”我说。
“他本意是为了自己，可这轻而易举就会把他投向右派，因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欢。”罗贝尔举手伸向电话机：“我马上召集委员会明天上午开会。”
整个晚上，罗贝尔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处心积虑地琢磨着欲提交给委员会的公开信。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希望报》，看见上面印着亨利和他相互攻击侮骂的两封公开信时，我的心里万分悲痛。纳迪娜也感到十分难过，她对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别人公开攻击她父亲。
“是朗贝尔怂恿他干的。”她怒不可遏地对我说。
我多么想了解亨利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罗贝尔的解释怀有过分的敌意。最让他气愤的，是亨利跟他谈话时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儿信任。可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想，对罗贝尔的所作所为，亨利确实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会对我说亨利应该既往不咎吧？可说得好听，过去的事哪能随随便便就忘掉呢！我凭自己的经历知道一点，那就是对待那些不习惯对其进行评判的人，人们总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样，仅仅因为罗贝尔在小事上变得有些陈腐，我有时便对他表示怀疑。如今我才意识到如果他下决心避而不谈集中营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却误认为是出于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钦佩过罗贝尔，尽管他了解罗贝尔十分专横，可还是处处跟着他走，哪怕有时不得不违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奥事件很可能伤了他的心，正是因为这样，亨利才认为罗贝尔会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罗贝尔不是已经深深失望过一次嘛。
说到底，对此再多言也无济于事，已经过去的事谁也不可能挽回。如今的问题是革命解放联合会走向何处。它已经四分五裂，组织混乱，又失去了报纸，必定很快土崩瓦解。通过勒诺瓦，拉福利建议该会与共产党近邻组织合并。罗贝尔的回答是在选举结束之前暂不作出任何决定。可我心里清楚，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确实，发现集中营存在，他没有无动于衷；可他也绝没有半点想要与共产党人靠拢的意思。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有其加入共产党的自由，可该联合会作为一个运动干脆不再存在算了。
勒诺瓦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他庆幸解放联合会的分裂擦亮了他的眼睛。许多人纷纷效法于他：在11月份，自从共产党取胜之后，擦亮了眼睛的人多着呢。小玛丽·昂热找上门来，请罗贝尔接受她为《铁钻》周报搞的一次采访。
“您是什么时候成了共产党员的？”我问道。
“从我明白了必须表明态度开始。”她以一副倦怠、高人一等的神态打量着我说。
罗贝尔拒绝接受她采访。有关他的种种议论令他大为气恼。尽管他对亨利怀恨在心，可他对拉舒姆的文章十分反感。当勒诺瓦也来帮着凑热闹时，罗贝尔听得很不耐烦了。
“选举获胜，这是共产党人对那次卑鄙行动的最后反击。”勒诺瓦声音热烈地说，“佩隆及其一小撮的阴谋未能得逞，没有拉走一票。”他以蛊惑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眼下，如果您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提出我们那一天谈过的合并问题，它准会团结得像一个人，跟着您走。”
“算了吧。”勒诺瓦说，接着微微一笑：“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都还活着呢，只要您一声令下，就可把他们召集过来。”
“我没有心思下这个令。”罗贝尔说，“在集中营事件之前，我都不同意与共产党人联合，用不着现在投入他们的怀抱。”
“集中营。可是，您不是拒绝参加那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嘛。”
“我拒绝谈集中营的事，但并不是拒绝相信集中营的存在。”罗贝尔说，“首先，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最糟糕的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勒诺瓦眉头一皱：“必须善于考虑最坏的结果，而不被其吓倒，这我同意。”他说，“但是，随您怎么责怪共产党人，这总不该妨碍您与他们共同行动吧。”
“不行，”罗贝尔重复道，“政治和我，已经完蛋了，我得回到自己的小窝去。”
我完全清楚革命解放联合会已经不复存在，罗贝尔也没有任何新的打算，可听他宣告他要彻底回到自己的小窝去，我心里不由得一惊。勒诺瓦一走，我便问道：
“您真的永远不搞政治了？”
罗贝尔微微一笑：“我倒觉得是政治和我了结了。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我肯定，如果您寻找，定能找到办法的。”我说。
“不。”他说，“我已经开始坚信一点：如今少数派再也没有任何机遇了。”他耸了耸肩：“我既不愿与共产党人共事，也不愿反对他们。怎么样？”
“噢，那就潜心搞文学吧。”我快活地说。
“对。”罗贝尔毫无热情地说。
“您尽可在《警觉》上写文章。”
“我需要时一定写。可写什么都无足轻重。勒诺瓦言之有理，亨利的文章对选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勒诺瓦好像以为亨利会对此感到遗憾似的。”我说，“这是很冤枉人的，据您自己对我说的，亨利并不希望产生那种结果。”
“我不知道他的愿望。”罗贝尔声调傲慢地说，“可我也不肯定他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急忙说，“您承认《希望报》没有投入反共派一边。”
“至今还没有。”罗贝尔说，“以后嘛，还要等着瞧。”
一想到罗贝尔和亨利为一件不甚了了的事情闹翻了，我心里真感到气恼。他们不可能再重归于好，可显而易见，罗贝尔深感孤独。这可不是一个欢快的冬天。我从刘易斯那儿收到的信是欢跃的，可它们并不给我以慰藉。芝加哥下了雪，人们在湖上滑冰，刘易斯一连好几天闭门不出，默默地给自己讲述故事：他说我们在5月乘船下了密西西比河显得并不那么遥远。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每天醒来时重又开始的这种寒冷、昏暗的日子将永无尽头地周而复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再相会。”我心里想，再也没有春天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毫无出路的夜晚，我从电话中听到了波尔的声音。她急切地说：
“安娜！是你吧？赶快来，我急需跟你谈谈，是急事。”
“我感到遗憾。”我说，“我家里有人吃饭。我明天早上去吧。”
“你不明白，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帮上我的忙。”
“你不能来我这儿一趟？”
出现了一阵沉默：“谁在你家吃晚饭？”
“佩勒迪埃和康热夫妇。”
“亨利不在那儿吧？”
“不在。”
“肯走不在？”
“当然肯定。”
“那我来。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什么。”
半小时后她敲响了我的家门，我让她进了我的卧室。一条灰色的头巾遮住了她的头发，她脸上虽然抹了粉，可还是盖不住她那只发肿的鼻子。她的呼气中散发出浓重的薄荷和劣质酒味。昔日的波尔是那么美丽，我绝对想象不到她的姿色突然会荡然无存：她的脸上有着某种抗拒一切的东西，刹那间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原来这张脸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都是由海绵质肌肉所组成，内含百分之八十几的水分。她摘下头巾，瘫坐在长条沙发上：“瞧我刚刚收到了什么。”
这是一封亨利的信。一小张白色信笺上写着几行字迹清晰的小字：“波尔，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只是痛苦，还不如就此为止，永远不再相见。尽量再也不要想我。我希望我们哪一天能成为朋友。亨利。”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她问道。
“他没有勇气跟你面谈，”我说，“所以宁愿给你写信。”
“可这封信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
“你真幸运，”
她以困惑不解的神色盯着我，终于低声说道。
“这是一封绝交信。”
“绝交？你见过这种写法的绝交信？”
“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耸了耸肩膀：“算了！首先，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交可断。既然他已经接受友谊这种想法，我别无指望。”
“你肯定没有跟他说过你爱他吗？”
“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我那么爱他，可这怎么会妨碍我们的友情呢？再说，他要求得到这份爱。”她说道，其声音之激烈，不禁使我想起了纳迪娜说话的声音。“这封信虚伪得令人作呕！再读读：尽量再也不要想我。他为何不干脆说：别再想我了？他暴露了他的心机，他想要我尽量不想他而遭受折磨，而不是要我真的能不再想他。同时，他不是庸俗地称呼我‘亲爱的波尔’，而是只写‘波尔’。”当她说到自己名字时，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他担心‘亲爱的’这几个字你看了会觉得虚伪。”
“绝对不会。你完全清楚在交欢时，每到最令人销魂的时刻，人们只是呼唤对方的名字。他想让我听到做爱时的呼唤声，你懂吗？”
“为什么？”我问。
“正是我刚刚问你的问题。”她以斥责的神态盯着我说，接着移开了双眼：“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只是痛苦。天大的笑话！他硬说我在折磨他！”
“我猜想是他为让你经受痛苦而感到痛苦。”
“那他以为这封信会让我感到愉快？算了吧！算了！他不会这么蠢！”
出现了一阵沉默。我问道：“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弄不明白。”她说，“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不认为他会是这样一个虐待狂。”她神情倦怠地用手摸了摸双颊。“我觉得我差不多已经胜利了，他重又变得给人以信赖，和蔼可亲，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时刻准备告诉我考验已经结束。可前不久有一天，我错走了一着。”
“怎么回事？”
“记者们报道了他与若赛特结婚的消息。我自然一点儿也不信。既然我是他的妻子，他怎能娶若赛特呢？这是考验的组成部分，我马上明白了这一点。后来他果然来告诉我这是个谣言。”
“是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难道你也怀疑我？”
“我说‘是嘛，’这又不是什么问题。”
“你是说‘是嘛？’噢，算了。他回到家里，我尽可能向他说明理由，他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管发生什么事，从此再也与我无关。我爱他，但这是一种彻底忘我的爱。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笨嘴拙舌还是因为他疯了。从我嘴里说出的是一个字，到他耳朵里便变成了另一个字。真可怕……”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你觉得他要的就是你吗？”
她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问道：
“你到底在耍什么游戏？”
“我什么游戏也不耍。”
“你给我提的却是些蠢问题。”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她接着说道：“你完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要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他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就这样。我惟独不明白一点，那就是他写这封信到底是因为他认为我还会要求得到他的爱，还是因为他担心我拒绝把我的爱献给他。如属于第一种情况，那说明这场闹剧还在继续演。如属第二种……”
“如属第二种情况呢？”
“那就是报复。”她阴郁地说。她的目光又落到我的身上，显得犹豫、多疑，但很急切。“你必须帮助我。”
“怎么帮？”
“你得跟亨利谈谈，说服他。”
“可是波尔，你十分清楚罗贝尔和我刚刚与亨利闹翻了。”
“我知道。”她茫然地说，“可你还会见到他的。”
“绝对不可能。”
她犹豫了一下。“就算这样吧。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见见他，他决不会把你往楼下推的。”
“他准会认为是你派我来的，这样我说什么都没有分量。”
“你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
她朝我投来一束战败者的目光。突然，她的面孔松弛了下来，顷刻间泪如泉涌。“我对什么都不相信。”她说道。
“波尔，我是你的朋友。”我说。
“那你就去找他谈谈。”她说，“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我可能是有过错，可他折磨我的时间也太长了，让他别再折磨我了！”
“假设我是这么去做了，”我说，“当我回来把亨利说的话告诉你，你会相信吗？”
她站起身，揩了揩泪水，又披上了头巾。
“要是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相信你。”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谈纯属枉然。至于波尔，从今之后，与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也都无济于事。该把她安顿到我的长沙发上，向她提问。幸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啰。”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们手中。我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念再也没有位置。也许哪一天会重新获得这些价值观念，但愿如此。可是如果我们在眼下极力维护它们，那就是为反革命效劳。”
“不，我不愿相信。”我说，“对真理的追求，对个人的尊重，绝对没有害处。”
“当我拒绝说集中营的事时，就是因为我看到说真话是有害的。”罗贝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