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 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和朱迪丝，阿斯帕西妞和卢克丽霞，潘多拉利雅典娜（At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以为她所是的那种形象。即便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她实际上也还是一直被规定为他者。而她的含糊性正是他者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就人的处境被规定为它与他者的关系而言，它也是人的处境的含糊性。正如我已说过的，他者是恶；但由于为善所必需，它也是善。通过它，“我”达到整体；但它也使“我’与整体相分离。它是通往无限的途径，也是衡量“我”的有限本性的尺度。这便是女人未能体现任何稳定概念的原因。通过她，从希望到挫折、从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的转变在不断地进行着。不论我们可能从哪一方面来考察她，首先碰到的都是这种矛盾。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寻求的他者，既是大自然也是他的同类。但我们知道男人心里对大自然有怎样一种矛盾的情感。他剥削它，但它挤榨他；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他的存在（haing）之源，也是他按自己意志所征服的王国；大自然是用粗物制成的、关押灵魂的血管，也是至高的现实；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它是违反精神的，也是精神本身。它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仿佛是涌出生命的黑暗沼泽，仿佛是生命本身，仿佛是生命迈向的遥远之处。女人把自然概括为母亲，概括为妻子和理念；这些形式有时是相混的，有时是冲突的，它们每一种都有双重面孔。
男人深深植根于大自然，他和动植物一样是被产生的。他很清楚，他只有活着才能够存在。但从父权制出现以后，生命在他心目中具有了双重特征：它是意识、意志和超越，即是精神；它也是物质、被动性和内在性，即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宣称，在人世间犹如在奥林匹斯山，真正有创造力的是男性本原：由此产生了形式、数量和运动；谷物的生长和增加得助于得墨忒耳，但谷物之起源及其真实性则在于宙斯女人的生育力被认为只具有被动的性质。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太阳和火是男神；大海是母性符号组成的、大量存在的最一般概念之一。水被动地接受炽热放射物的授精作用；草地被农夫犁开以后，也是这样被动地在犁沟里接受种子。但它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抚育着生命的幼芽，保护它，供给它生长用的物质。这就是男人甚至在把大母神废黜以后，仍崇拜生育女神的原因。他因他的收成，他的牛群，他的全部财产，而感激赛比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归因于她。他对于水的歌颂不亚于对于火。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里欢呼：“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奇怪的冒险。”男人也崇拜大地，如布莱克（Blake）所称谓的“主妇般安详的泥土”。一位印度先知劝告他的门徒不要掘地，因为“在耕作时对我们大家的母亲的任何伤害，任何切割或断裂都是一种罪孽……难道我可以手持利刃，刺入我母亲的胸膛？…难道我可以在她身上乱劈乱砍，使她粉身碎骨…我怎敢剪掉我母亲的头发？”在印度中部，拜迪亚人（the Baidys）也认为，“犁开他们地母的胸膛”是一种罪孽。相反，埃斯库罗斯在谈到俄狄浦斯（Oediplls）时却说，他“敢在将他形成的神圣犁沟里播种”。索福克勒斯（Sophboles）谈及过“父亲般的犁沟”和“只在播种时采访一次的犁地者，茫茫田野的主人”。在一首埃及诗歌中，被爱者宣称：“我就是大地！”伊斯兰经文里也把女人称为“田野…葡萄园”。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Fwris of Assist）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提到：“大地，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作用盛开的花朵，茵茵的青草守护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米什莱在阿克基泥浴时高喊：“亲爱的万物之母，我们是一体的！我来之于你，归之于你！…”在渴望生命战胜精神的活力论浪漫主义全盛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和女人的不可思议的繁殖力，在当时似乎比男人的人为作用更加令人惊叹；于是男人梦想重新完全置身于母性的庇护之下，以能再度发现他存在（being）的真正根源。母亲是深植于宇宙的、能够汲取其精髓的根茎；她是涌出生命之水的泉源，而这水也是滋补的乳汁，是温暖的春天，是用上和水和成的泥，它富有健身效力入
仅是男人也常常反抗他的肉体状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陨落的神：从光明有序的上苍，落入他母亲的混沌黑暗的子宫，这是他的祸根。那火，那他想用以孤芳自赏的纯粹主动的升腾，被女人埋在泥土里。他本来应当是必然的，本来应当和纯粹理念一样，和此者、全体、绝对精神一样。然而他却发现自已被关在能力有限的身体里，被关在他不能选择的时空里；于是他是多余的，无用的，拖泥带水的，可笑的。整个肉体的偶然性，就是他自己的偶然性，他在被遗弃中一，在无法辩解的无用中倍受折磨。她也使他注定要死去。在子宫（它如坟墓一般隐秘封闭）里形成的颤动胶质体，再清楚不过地会招致腐尸，令他不寒而栗。不论生命在何处这样创造出来，其生长和发酵都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仅仅形成于破坏之中。从粘性胚胎所开始的循环，在死亡的腐败中得以完成。由于对无用和死亡感到恐惧，男人也对自己的被产生惊恐万状。他情愿否认自己与动物界有关，杀气腾腾的大自然通过他出生这一事实控制了他。
在原始人当中，分娩被极其严格的禁忌所笼罩。尤其是要把胎盘小心翼翼地烧掉或扔进大海，因为不论是谁占有它都会掌握新生儿的命运。胎儿赖以生长的那种膜状体，是胎儿依附的标志；它一旦毁掉，个体就能够从活体粘状物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分娩的不洁被归咎于母亲。利本记及一切古代圣典都强迫女人分娩后行法身利。在许多农村，洗礼仪式（产后感恩）延续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小孩子、少女和男人在看到孕妇隆起的腹部和胸部时，都情不自禁地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常以嘲笑为掩饰。在博物馆，好奇的目光以一种病态的兴趣，紧紧盯住蜡制的胎儿和浸泡着的胎儿，这种兴趣和他们看到荒坟时是一样的。尽管社会洒下了尊重，怀孕功能也还是引起天生的反感。如果小男孩幼年时在感觉上依恋母亲的肉体，那么当他长大，变得社会化并注意低的个体存在时，这个肉体则会让他感到恐惧。．他将抹煞它的存在，认为他母亲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人。如果他急于相信她的纯洁和忠实，那不是因为情爱的嫉妒，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把她渗成一个肉体。如果青少年和同伴散步时偶尔遇见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的任何女性亲属，那么他也会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她们的出现，让他回到了他想摆脱的内在性三国，暴露了他想挣脱的根基。小男孩在母亲吻他和哄骗他时表现出的愤怒，也有这种含义；他不承认自己和家庭、母亲、母亲的胸部有关系。他很想如雅典挪那样充分发育、全部武装和刀枪不入地跃入世界。曾被怀在腹中和后来生为婴儿，是威胁他命运的祸根，是站派地存在的不洁，也是对他死亡的预告。对生的迷信始终和对死的迷信相联系。地母神吞食了自己孩子的尸骨。她们是编织人类命运的女人——帕耳开和摩伊赖。但也是她们割断了这些线。最流行的说法是，死神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哀悼死者，是因为死亡是她们的成果。
所以女人一母亲之神有一到黑暗的面孔：她是空灵，万物从那里来，又总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她是虚无。在这漫漫的长夜里，白昼揭示出的世界多重面目被泥在了一起；这是被物质所民限的一般性与浑浊性的精神之长夜，沉睡与虚无之长夜。这是大海深处之长夜：女人就是那昔日令航海者胆战心惊的阴暗的海妖；这是地球内部之长夜。男人害怕这长夜，因为它是生育力的另一面，使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他向往天空，向往阳光，向往明媚的顶峰，向往蓝天那纯粹的清冷。而他脚下却是潮湿、温暖、阴暗，想把他拖下去的深渊。在许多传说我们的确看到，当主人公重新落入母性黑暗——洞穴、深渊和地狱时，他便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这时矛盾又在起作用：如果生与死永远相联，那么死与生育力也始终有关。令人憎恶的死似乎是一次新生，于是又受到赞美。死去的英雄每年春天被救活，如俄赛里斯（OSiri s）；他通过新生获得再生。荣格（Jmp）在《里比多的变态》一书中说，男人的最大希望“是死亡的黑暗之海能够变成生命之海，死亡及其冰冷的拥抱能够变成母亲般温暖的拥抱，像大洋那样，虽然吞没了太阳，却又在深处将它托出。”许多神话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太阳神葬身于大洋，又令人困惑地出现。男人不但希望活着，而且渴望安宁、长眠和虚无。他不希望自己能不朽，所以他可以学会热爱死亡。尼采写道：“无机物就是母亲的胸膛，摆脱生命就是再度变为真实，就是达到完美。不论谁要认识这个问题都应当懂得，重返无感觉的尘埃是一种快活。”乔史通过一位长生不死的老者之口这样祈祷：“日日夜夜，我用我的棍故敲打着大地，我母亲的门槛，我喊道：啊，亲爱的母亲，让我进来吧！
男人很愿意证实他的个体生存，骄傲地依靠他的“本质差别”，但他也希望能突破自我的屏障，与水和夜，与虚无，与整体融为一体。女人把男人判为有限，但她也使他可以超出自己的有限。所以她的魔力是模棱两可的。
在一切文明中，女人直到今天仍让男人感到恐怖：这是他对自己肉体的偶然性所感到的恐怖，他从她身上看到了这种偶然性。青春期以前的小女孩没有威胁，她不为禁忌所限，也无神圣的特质。在许多原始社会，她的性别仿佛是清白的：年幼时允许男女孩子玩性游戏。但一到女人可以生殖时，她便是不洁的了，严格的禁忌包围了行经的女性。利未记对隔离和洁身做了详细的规定，许多原始社会也有类似惯例。在母权社会，月经魔力是矛盾的：月经可能扰乱社会活动，毁坏庄稼，但也可以用于媚药。甚至今天某些印第安人还把一块在经血里浸泡过的织物放到船头上，防止河妖出现。但是父权时代以后，则认为女性月经只有恶的魔力。普林尼说，行经的女人毁坏了庄稼，破坏了花园，杀死了蜜蜂，等等；如果她碰葡萄酒，这酒就会变成醋；如果摸牛奶，牛奶就会变酸，如此等等。英国古代有一位诗人在诗中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啊，流着经血的女人啊，你是恶魔，
世间万物都会与你隔开以免受害！
这种信念以巨大力量延续到近代。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公然宣称：“肉一经行经女人触摸便会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列举了个人观察的实例。本世纪初，法国北部有条规定，不许“带来祸害的”女人进糠厂，否则糖就会变黑。这些观念在农村一直很顽固。农村的厨师全都知道，若女人在旁边，蛋黄酱就会做不成。有些乡下人认为，如果女人在旁边，苹果酒就不会发酵，另一些人则认为腊肉就会脆不成并变坏。少数似是而非的报告，也许会给这种信念提供点证据。但是显然，从这一信念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来看，它必定有一种迷信的神秘起源。这里的确有一种对血的反应，它比一般更大然而同样是神圣的。但经血有其独特性，它代表女性本质。所以若被人滥用，它恐怕会给女人本身带来伤害。列维．斯特劳斯说，在查戈人当中，女孩子受到警告，不要让任何人发觉来月经的任何迹象；衣物必须藏好，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凶兆。利本记把月经比做淋病，而维尼（Vigny）则把不洁概念与疾病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女人，病儿和十二倍的不洁”。
女人的月经周期奇怪地与月亮运行周期一致，于是月亮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反复无常的。女人是那使行星和太阳正常运行的可怕机器的一部分，她是宇宙能的猎物，而宇宙能在主宰着星辰与潮汐的命运，男人必须忍受它令人不安的辐射。但经血也应介于生命和物质之间，尤其对有机物有影响：使奶制品变酸，肉类变坏，引起发酵和分解。这不是由于它是血，而是由于它流自生殖器。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确切功能，但已认识到它和生命繁殖有密切联系：古人不知道有卵巢存在，甚至把月经看做精子的补充。经血的确末使女人不洁，宁可说它是她不洁的标志。女人生育力在男人那里引起的恐怖，通过经血表现出来。
不准和处在月经不洁中的女人发生各种性关系，是最严格的禁忌之一。在各种文化中，冒犯者本人被认为在某个经期是不洁的，或者为了赎罪要过严格的苦行生活。人们认为，男性的精力与活力可能会由于女性本原处于力量顶峰而被破坏。男人隐隐感到，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看到母亲的可怕本质是令人厌恶的，他决意把女性的这两个方面分开。于是普遍产生了禁止乱伦的法律，它表现为对异族通婚的规定或较为近代的形式。这是男人在她特别热衷于自己的生殖角色时——月经期、孕期和哺乳期H向于避开她的原因。恋母情绪（对它应重新加以解释）并不否认这种态度，反而含有这层意思。只要女人代表世界的以及模糊的有机发育的隐隐根源，男人就会在她面前处于守势。
不过也正是借助于这个幌子，女人才使她的群体既能脱离宇宙和众神，又能继续与其保持联系。今天她在贝都因人和易洛魁人那里仍然在保障着田地的肥沃。在古希腊，她能听到地下的声音，听懂风和树的语言：她是皮提亚（h讪，女巫，女预言家；死者和众神借她之口讲话。她至今仍保持着这种预言的魔力：她是神婆、看手相者、扑克算命者和千里眼，她是有灵感的人；她能知道人们想说出的愿望，她能看到幽灵。当男人感到需要重新置身于动植物生活，如安泰为恢复体力而触摸大地，他们就会求助于女人。在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文明中，对地狱的崇拜始终存在。这些崇拜与正式的宗教生活一般相去甚远，如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最后甚至具有神秘仪式的形式：它们的含义和崇拜太阳的含义相反。在对太阳的崇拜中，男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的、精神性的意愿。但这两种崇拜也是互补的。男人试图通过狂喜来摆脱孤独：这是神秘仪式、酒神节狂欢、酒神崇拜者的结果与目的。在一个重新被男性征服的世界上，是一位男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s），篡夺了伊西塔的。阿斯塔尔忒的无节制和木可思议的权力；但她们仍是围着他的偶像纵情狂欢的女人：疯狂的女人、酒神的女祭司和崇拜酒神的女人，使男人处于神圣的醉态，处于祭神的疯狂激动。宗教娼妓也在扮演相似角色：这是一个释放而又疏导生育魔力的问题。今日民间节目仍以纵欲为特征。女人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给人以快感的客体，也是达到狂妄自大、放荡不羁状态的工具，而个体在这种状态中超越了自我的界限。G·巴塔耶写道：“一个人在走火火魔的、悲剧性的、‘盲目惊叹’的自我当中所深深占有的东西，除非在床上，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新找到。”
在发泄性欲时，男人抱着他的爱人，想陶醉于她肉体的无限神秘之中。但我们已经看到，另一方面，他的正常性欲倾向于割断母亲同妻子的联系。他对生命的神秘魔力感到厌恶，而他自己的生命却是用大地的芳香可口的果实养育成的，这些果实给他带来了快活。他希望把它们当成他自己的；他渴望维纳斯重现于大海。父权社会第一次把女人揭示为妻子，因为最高创造者是男性。在做人类的母亲以前，夏娃是亚当的伙伴。她被赐予男人，于是他可以占有她，使她受精，就像他拥有土地并使它肥沃那样。通过它，他让整个自然成为他的王国。男人在性行为中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短暂快感，他还希望征服、获取和占有。拥有女人就是去征服她。他插入她的体内，犹如犁头插入犁沟。他甚至在占有并耕作土地时就占有了她；他劳动，他栽培，他播种：这些形象和书写一样古老。从古到今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例子：“女人似田地，男人如种子”，摩奴法典说。在安德烈·马松（Anthe Masson）的一幅画中，有个手拿铁铲的男人，在女人阴hu状的花园里挖地。女人是丈夫的猎物，为他所占有。
男性在恐惧与欲望之间，在担心受无法制约力量的支配与希望战胜这种力量之间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处女神话当中。由于时而为男性所恐惧，时而为他所渴望乃至需要，处女似乎是女性神秘的最完美形式。因而她既是它的十分令人不安的表现，也是它的令人神迷的表现。男人是否要妻子在嫁给他时是处女，这要随他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征服这种合围力量而定。在女人大权在握的原始社会，支配着他的是恐惧，让女人在新婚之夜以前失去处女贞操是适当的。马可·波罗在谈到藏人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娶一个身为处女的姑娘为妻。”这种拒绝有时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男人不愿意要一个还不曾引起男性欲望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尔·贝克里（EI Bedri）提到斯拉夫人时说，“若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妻子是一个处女，就会对她说：‘要是你有一点儿可取之处，男人就会向你求爱，你的处女贞操就会被人夺走。’于是他把她赶出家门，将她遗弃。”甚至还据说，有些原始人只同已做了母亲从而证明有生育力的女人结婚。
但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迫使处女失去贞操的习俗，它们所基于的真正动机，却是神秘的。有些人想像，阴道里有一条蛇，它在处女膜刚破时会把丈夫咬住。有些人则把可怕的魔力归咎于阴道里流出来的血，这血与经血有关，同样可以摧毁男人的生殖力。这类想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本原未经损害时更有力量，更具威胁性。
有些实例没有提出让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则所描述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当中，女孩子根本就不是处女，因为从幼年就允许她们玩性游戏。在某些文化中，母亲、姐姐或一些已婚女人有条不紊地破坏少女的贞操，于她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扩大她的阴道口。另外，破坏处女贞操也可能在青春期进行，女人用木棍、骨头或石头捅破处女膜，不过这只被视为是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在其他部落，女孩子在青春期受到野蛮的启蒙：男人把她拖到村外，以强奸或物件夺取她的处女贞操。一种常见的礼仪是，把处女赐予过路的陌生人——不论是认为陌生人对只威胁该部落男性的超自然力满不在乎，还是认为何种魔鬼将在陌生人面前被释放出来。祭司，或医师、酋长、族长，在新婚前一夜夺走新娘的处女贞操，更是司空见惯的。在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教徒就负有这种义务。听说他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没有快感，所以要求有很高的报酬。众所周知，所有圣物对俗众都是有威胁的，但被奉为神圣的人都完全可以触摸它们。因而可以理解，祭司和部落首领能够征服丈夫必须加以防范的邪恶力量。在罗马，这一习俗残留下来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让未婚妻坐在普里阿普斯（Naplls）石像的阴jing上；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即增强她的生育力和吸收她身上所携带的两种有魔力的（因而也是邪恶的）液体。丈夫可以用一种不尽相同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自己去破坏处女的贞操，但这要在礼仪中进行，以使他在日后关键时刻不受伤害。例如，他可以当着全村人的面，用木棍或骨头来做这件事。在萨摩亚，他用裹着白布的手指捅破处女膜，然后把这带血的布撕成碎片，分给在场的人。或者也可能允许丈夫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的处女贞操，但3天内不能在她体内射精，这样生殖微生物便不会被处女膜破裂时流出来的血所玷污。
由于得到重新评价（这一评价在宗教领域是经典的），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阴道里流出来的血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法国，有些村落仍保持着新婚后第二天早晨在亲友面前展示有血迹的床单这一习俗。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而野兽和未被征服的自然力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对于可以将其驯服并且拥有它的人来说，也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特性。男人把野马的奔放激情，把电闪雷鸣，把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变成了通往幸福的手段。所以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财富。在少女必须保持贞操的强制性要求中，无疑有合理动机在起作用：和妻子的贞洁一样，未婚妻的清白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如此，父亲以后才不会冒着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人的孩子的风险。但是在男人把妻子看成他个人的财产时，对处女的要求还有更直接的理由。首先，积极实现占有观念是永远不可能的；的确，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一个物或任何一个人，于是他便想以消极方式确立所有制。坚持某物归他所有的最可靠方式，是阻止别人使用它。在男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从未属于过任何人的东西更值得向往的了：所以征服仿佛是唯一的、绝对的事情。处女地永远令探险者人迷；由于想攀登天人攀登过的顶峰，甚至由于仅仅想开辟一条向上攀登的新径，每年都有登山者丢掉了性命。好奇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尚未查明的地下洞穴的深处。男人已使用的物品成为一种工具，它被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了十分深刻的性质：在奔腾不息的洪流中，比在常见的泉水中有更大的希望。
处女的身体有一股僻远山泉般的清新，一副欲放蓓蕾般的娇容，一种太阳永远照不到的珍珠般的光泽。洞穴、神殿、神秘的花园——男人如孩子一般都深深地迷信于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幽暗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在等待着奉送：他应当单独去获取、插入的地方，好像的确是他创造的。而且，所有欲望的追求目标之一，便是耗尽这个被渴望的客体，这含有破坏的意味。和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的插入相比，男人破处女膜时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更为直接。他以破坏处女贞操这一必然行为，把那个身体毫不含糊地变成了被动客体，证实了他对它的获取。这种观念清楚表现在骑士传说中。骑上艰难地穿过丛生的荆棘，要去摘下一校至今尚未飘逸芳香的玫瑰；他不但找到了它，而且毁了它的根；正是在那时他才把它归为己有。这一形象是如此清晰，以至在大众语言中，从女人那里“采花”就是指夺走她的处女贞操。这种表达方式当然是“defindion”这个词的起源。
但是，处女性只有和青春相联系才具有这种性的吸引力，否则它的神秘性又会令人不安。今天，许多男人对老处女深感性的厌恶。人们认为，不只是心理原因使“老处女”变成自私的、遭人怨恨的女性。祸根在于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是不为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任何男人的欲望都不曾指向它；虽然它已花开花落，却未在男人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它离开了自身的适当目标，变成了一个怪物，和无法与其沟通思想的疯子一样令人心烦。在说到一个40岁时仍很漂亮、但也许是个处女的女人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粗鲁地说：“‘她心里肯定布满了蜘蛛网。”的确，地下室和顶楼，若不再有人问津便毫无用途，就会充满不适当的神秘，幽灵就很可能常去光顾。若是房子被人遗弃，也会成为幽灵的住所。除非将女性的处女贞操奉献给一位神，否则人们就很容易认为它含有某种与魔鬼联姻的意思。未被男子征服的处女，以及摆脱男人控制的老妇人，更容易被人视为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就是受另一个人的奴役，她若是逃避了男人的支配，就要准备接受魔鬼的支配。
在举行夺取处女贞操的礼仪从而摆脱了恶魔的支配以后，或在彻底清除了她的处女性以后，看样子，新婚妻子就完全有可能成为非常令人称心如意的猎物。丈夫拥抱她时，他要占有的是生命的全部财富。她是大地上的全部动物和植物；是瞪羚和雌鹿，是百合和玫瑰，是毛茸茸的桃子和香气扑鼻的浆果；是宝石和珍珠蚌，是玛瑙、珍珠和丝绸；是蓝天、清爽的泉水、空气、火焰、陆地和大海。东方和西方的诗人都把女人身体比做鲜花、果实和小鸟。而且，从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作品中，我们信手拈来的东西准会汇成一本内容丰富的集子。有谁会不知道《雅歌》呢？歌中情夫对情妇说：
你的眼睛似鸽子……
你的头发如一群山羊……
你的牙齿像一群剪了毛的绵羊……
你的鬓角宛如石榴……
你的双乳恰似两头小鹿……
蜜汁和奶水从你口中流出……
在《神秘的岁月》中，安德烈·布勒东也进行了这永恒的赞美：“在梅留辛第二声啼哭那一刻：她从她细长的腿腰跳了出来，她的肚子是八月所有的麦子，她的躯干如爆竹一般从弯曲的腰部进出火花，形似燕子的双翼；她的双乳是刚会叫时就被捉住的小貂，它们那燃烧着的嘴，犹如炽热的火炭，灿灿的光辉令人眼花缭乱。而她的双臂是溪流的双胞胎，在歌唱，在飘逸着芳香……”
男人在女人身上重新发现了明亮的星星，梦幻般的月亮，太阳的光明和洞穴的黑暗。反过来，灌木丛中的野花，美丽花园里的玫瑰也是女人。山林水泽中的仙女，楚楚动人的海妖和小妖，常出没于田野、树林、江湖、大海以及荒原之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像泛灵论这样深入人心。对于水手，大海是一个女人，它危险，背信弃义，难以征服；但他对努力降服它借有希望。那难以就范的、处女般的、险恶的、傲然耸立的大山，对于拼命想攀登上去的登山者来说也是一个女人。人们有时坚持说，这些比喻揭示了性的升华。但宁可说它们表现了与性本身同样重要的女人同自然力的密切关系。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权的客体。但是其他客体也能起到这种作用。有时男人想从少男身上，重新发现海边的沙滩，柔和的黑夜，忍冬属植物的馨香。但性的插入并不是完成对大地进行物质占有的唯一方式。斯坦贝克（Steinbeck）在他的小说《致未知之神》里描述了一个男人，他选择了一块长满苔踪的岩石做他本人与自然的中介。柯莱特在小说《猫》中，写了一位年轻的丈夫，把他的爱集中在一只他特别喜欢的猫身上，因为通过这个又野又柔的动物，他把握了他妻子的过于人化的身体所不能给予他的肉欲世界。和女人一样，大海高山也可以成为他者的完美化身。它们同样在消极地反抗男人，这种难以逆料的反抗同样使他能够实现自我。它们是一个需要加以战胜的不驯服之物，一个需要加以占有的猎物。如果大海和高山是女人，那么女人对于她的情人也同样是大海和高山
但是，不论什么东西以这种方式来充当男人与世界的中介，都没有把它送给任何一个女人。男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他的伙伴的性器官是他自己性器官的补充。她还必须是生命开出的神奇之花的化身，同时又要将其若明若暗的神秘之处隐匿起来。首先她要年轻健康，因为他压在所怀抱的一个活人的身上时，只有忘却死亡永驻于生命，才可以对她感到陶醉。而且他还要求得更多：即他的爱人必须美丽。女性美的理想千变万化，但某些要求也是永恒的。首先，既然女人注定要被占有，她的身体就必须表现出客体所特有的惰性与被动性。男性美是身体对活动的适应，是力量、敏捷和灵活。赋予肉体以活力的超越现象，决不应当重现于肉体本身。只有在斯巴达、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那样的社会，女性理想才是对称的。那些社会把女人派给国家，而不是派给个人；把她专一地看做母亲，未给性冲动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一旦把女人作为男人的财产移交给他，他就会要求她纯粹为了肉体本身代表肉体。她的身体不是被看做主观人格的放射，而是被看做深陷于内在性的一个物：这样一个身体是不会和世界其余部分有关系的，不必对有别于自身的事物怀有希望：它应当结束它所唤起的欲望。这种要求的最质朴形式，表现在霍屯督人（the HOttentot）对于臀部肥突的维纳斯的理想中，因为屁股是身体神经最少的部位，那里的肉体是无目的的证据。东方人对于肥臀大乳女人的爱好也有类似性质。他们喜欢让这种可笑的脂肪大量增生，它的活力不靠任何设计，除纯粹存在没有任何含义。即便是在对肉欲较为敏感、具有礼节与和谐之观念的文明社会，乳房和屁股也还是讨人喜欢的部位，因为它们的风韵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割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的联系：裹足的中国女人步履艰难，好莱坞明星的优美指甲使她们的手不能活动自如；高跟鞋、胸衣、裙撑、鲸骨衬箍和有衬架的裙子，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它的无能。女人的身体，由于胖得成了累赘，或相反，瘦得弱不禁风，由于被不方便的穿戴及繁文得节搞得麻木不仁，于是在男人看来，它是他的财产，他的物品。梳装打扮和珠光宝气也加深了表情的这种呆滞，身体的这种僵化。装饰性服饰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它有一种宗教的含义，但更常见的是意味着把女人变成偶像。这是一个有歧义性的偶像！男人希望她是肉体的，她的美能有如鲜花水果之美；但他也希望她是平滑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能有如鹅卵石一般。装饰物的作用在于，让她更直接地涉足于自然，同时又可以摆脱自然的属性；在于给颤动的生命带来一种对人工雕饰的冰冷紧迫感。
由于她的身体和花朵、裘皮、珠宝、贝壳混在了一起，女人成了植物、豹子、钻石和珍珠母。在她身上散发着百合与玫瑰的芳香。但是羽毛、丝绸、珍珠以及香料也在起着掩饰她肉体与气味的动物原始性的作用。她在嘴和面颊上涂抹化妆品，给它们戴上了十分固定的面罩；她的眼睛周围被深深涂上了黑眼圈和睫毛油，如彩虹一般五光十色；她的头发是辫着的，卷曲着的，整过形的，失去了其令人不安的植物般的神秘性。
经过梳妆打扮的女人，本性仍然存在，但受到约束，人的意志被改造得接近男人的欲望。女人的表现较为称心如意，她的本性在某种意义上既得到较大的发展，又受到较严的限制：“老练的”女人始终是理想的性爱对象。对于自然美的爱好，往往只是老练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形式。莱米·德·古尔盖希望她的头发能逐渐变形，宛如小溪和草原的自由波浪；但只有做成维罗尼卡·莱克那样的发型，而不是任其蓬乱，人们抚摸它时才有水中波浪和地里庄稼之感。一个女人，越是年轻健康，她那崭新的光彩夺目的身体就越是有永久的新鲜感，就越是不需要人工雕饰。但向男人隐瞒他怀抱中猎物的肉体弱点以及危及它的退化，却永远是必要的。由于他对她的偶然性命运感到恐惧，也由于他认为她是固定不变的、必然的，男人想从女人的面容，从她的身体和四肢找到理想的确切表现。在原始人中，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大众型的完美理想：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种族，造就了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维纳斯。在以后的一些时期，对女人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审美原则。但一个女人的相貌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比例越是不自然，她就越是深受到男人的喜爱，因为她似乎摆脱了自然物的兴衰。于是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矛盾境地：男人希望发现女人的本性，但由于他想发现的是理想化的本性，于是他注定要让女人进行人工雕饰。她不但是自然生成的，而且也是非自然生成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实行“电烫”的、用发蜡及乳胶发带理好多余头发的文明中存在，在女人戴“口轮”的黑人国度、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斯威夫特（Swif）在他著名的《西莉亚领》中，痛斥了这种故弄玄虚的做法。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描述了卖弄风情的女人的随身用品，并不胜厌恶地想起她身体的动物性要求。他的愤慨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男人既希望女人是动物和植物，也希望她藏在一种人为的表面下面；既喜欢她出现在大海，也喜欢她出现在时髦裁缝做的衣服之中；既喜欢她的裸体，也喜欢她穿上衣服，裸露于衣服之内——正像他在人性世界发现她时那样。城里的男人寻求女人的动物性；但对于在服兵役的年轻农民来说，妓院也突出了城市的所有魔力。女人是田野和牧场，但也是巴比伦。
然而，这也是女人的最大欺骗性，她的最大不忠：就是说，是生命本身的最大欺骗与不忠——生命虽藏在极有滋力的形式下，却始终受年老和死亡酵素的侵扰。男人对女人的使用，毁坏了她最珍贵的魔力：她背着沉重的母性负担，失去了性魅力；即便是不育，失去扭力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女人变得年老体衰和丑陋不堪，她会令人望而生畏。据说她会像植物那样凋谢和枯萎。的确，男人的衰老也是令人生畏的，但通常，男人并没有感觉到年老的男人是个肉体，他和这些分离的、陌生的身体的结合是抽象的。男人是在女人身上，在注定属于他的身体上，真正遇见肉体退化的。维庸（Villon）写的《做头盔的美丽女工》，以男人的仇视目光，审视了她身体的退化。年老的女人，丑陋的女人，不仅是无魅力的客体——她们还引起夹杂着恐惧的仇恨。在她们身上，妻子从前的勉力一旦消失，母亲令人不安的形象就会重新出现。
但是，就连妻子也是个不吉利的猎物。维纳斯从大海——新鲜的浪花、金黄色的庄稼——上出现对，得墨忒耳还在活着。当男人通过得自于她的快感占有女人时，他也引起了难以把握的生育力：他所插入的那个器官，也是导致生育的器官。这就是在所有社会当中男人都要受到许多禁忌的保护，以避免遭受女性铁器官的危害的原因。反之则不然，女人对来自男性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到恐惧；他那个性器官被认为是世俗的，笃圣的。虽然男性生殖器可以有神的尊严，但对它的崇拜没有任何恐惧因素，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无任何必要受到神秘保护以防受害，它永远是吉利的。使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母系社会，性行为是很自由的。但只有在女人的童年期，在她的青春初期，也就是在性交与生殖观念无关时，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马林诺夫斯基有点惊讶地说，无拘无束地共同睡在“单身房子”里的年轻人，乐于公开他们的私通；实际情况是，未婚女孩子被看成是不能生育后代的，性行为因此也就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平静的世俗快乐。相反，一旦女人结了婚，丈夫在公开场合就绝不应对她有任何感情的表示，他不能去触摸她，而且对他们亲密关系的任何涉及都是笃圣的：于是她逐渐分享了母亲那令人畏惧的本质，性变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此后性交便被禁令和防范所包围。耕耘、播种和收获时节是不准许性交的。这些时节要避免个人性交所造成的生育力浪费，而这种生育力是五谷丰登因而是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此时不允许重视与生育力有关的魔力。但节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丈夫的雄赳赳体力。这在男人外出捕鱼戏狩猎时，尤其在备战时是必要的。男性本原在和女人性交时被削弱，所以，只要男人需要完全保存体力，就必须避免性交。
问题是，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是否总是由性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利未记，梦遗被认为是一种玷污，不过女人与此无关。在我们现代社会，普遍认为手淫是一种危险和罪孽：许多喜欢手淫的孩子和年轻人，在这样做时感到极其恐惧和苦恼。正是由于社会的干预，特别是父母的干预，单独获得的快感才成为一种罪恶。漫不止一个少男本能地对射精感到恐惧：在他看来，从他自己的本体流出的任何东西，不论是血液还是精液，都是令人不安的。泄漏出来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超自然力。然而，即使在主观上，男人可以在无女人在场的情况下经历性冲动的体验，在客观上他的性行为也还是在暗示着她的存在：如柏拉图在两性人神话中所说的，男性机体以女性机体为必需条件。男人在发现自己性别的同时也发现了女人，即便她不是以有血有肉的成形象的形式出现的。反之，也正是因为女人是性的化身，她才是可怕的。我们决不应把活生生体验的内在方面同它的超越方面分开：“我”所恐惧与渴望的事物，永远是“我”自己生存的化身；但除非经历非我，“我”不会发生任何现象。梦遗和勃起所暗示的非我，即使未明确处于女人的形式下，也至少是大自然和生命的表现：个体感到他被一种不属于他自己的魔力所占有。
的确，他对女人的情感矛盾，在他对自己性器官的态度上再现了出来：他为它骄傲，却又嘲笑它，以它为耻。小男孩和伙伴在一起比赛阴jing时，第一次勃起既让他无比自豪又令他十分恐惧。成年男人把自己的器官者做超越与权力的象征；它和一块随意肌一样，同时也和一件神奇的礼物一样，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它是一种自由，充满了既成的然而又是任意的事实所具有的全部偶然性。在这种矛盾的外表下，他沉湎于它，却又疑心受骗。他想借以表现他自己的那个器官，并不服从他。它带着一种远未被满足的欲望，突然勃起，有时在睡梦中发泄自身，所以它表现了一种可疑的、反复无常的生命力。男人渴望以精神战胜生命，以行动战胜波动性：尽管他的意识同自然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要改造它，但他在自己的性器官中还是发现自己受到生命、自然以及波动性的困扰。
叔本华写道：“性器官是意志的真正落脚点，它的另一极是大脑。”他的所谓“意志”是对生命的依恋，是磨难与死亡，而“大脑”是思想，它在想像生命时脱离了生命。在他看来，性羞耻是我们在愚蠢地迷恋于肉欲之前感到的表处。即使我们不赞成他观点中的悲观主义，他对这种对立的观察也仍是正确的：性与大脑的对立是男人二元性的表现。作为主体，他塑造了世界，因而他处在这个被塑造的世界之外，成为它的统治者。若他把自己看成肉体，看成性，他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完全自由的人：他陷入了这个世界之中，是一个有限的、易腐烂的客体。生殖行为无疑超出了身体的界限，可是它也确定了这种界限。阴jing，这个后代之父，相当于母亲的子宫；男人是在女人体内生长的那种微生物的产生者，他本身也是那种微生物的载体。通过赋予生命的播种，被抛弃的是他自己的生命。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便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约定，是在坚持物种与个体的对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动性否定了主体引以自豪的独特性。生命与精神的这种较量，使性器官令人厌恶。当男人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动性的象征，看成是占有他人的一种工具时，他对它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当他认为男性生殖器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肉体，他因它而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时，他又以它为耻。这种羞耻感很容易以嘲笑为掩饰。别人的性器官会轻易范起一阵笑声；勃起常显得滑稽可笑，因为这好像是随意的行为，但实际上是非随意的；单单是人们看到生殖器的出现，就会笑出声来。马林诺夫斯基说，对于他生活在中间的野蛮人来说，仅仅提起那“可耻部位”的名称，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所谓拉伯雷式的或“猥亵的”许多笑话，都未超出这种低级文字游戏的范围。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女人在家神清园的日子里，有权粗暴地蹂躏任何一个胆敢走近的陌生人。她们群起而攻之，往往把他整个半死。部落里的男人对此一笑了之；在这种蹂躏中，受害者成为被动的、依附的肉体；他被女人所占有，又通过她们，被她们的丈夫所占有。相反，在正常性交时，男人希望把自己确立为占有者。
但是，也正是在这时，他极为确凿地认识到他肉体处境的含糊性。只有在他的性行为是占有他者的手段时，他才可以为这一行为倍感自豪——而这种想占有的梦想只能以破灭告终。在真实的占有中，他者也是这样被取消了，被消耗和毁掉了：只有《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才有权在黎明将至时让情妇们离开他的卧榻，砍掉她们每个人的头颅。女人在男人的搂抱中苟且偷生，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想摆脱他。他刚松开双臂，那猎物对于他就又变成了陌生者。她躺在那儿，又新又完整，准备同样短暂地让新的情人占有。男性的一个梦想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从而让她永远属于他。但是连最自负的男人也很清楚，除了回忆他什么也不会给她留下，而与真实的现存感觉相比，最热烈的回忆也是索然无味的。整个文学都在详述这种挫折。女人成了攻击的目标，人们说她水性杨花，是叛徒，因为她的身体竟然可以一般地献给男人，而不是特定地献给一个男人。
然而，她的背叛的确是背信弃义的：她实际上把情人变成了她的猎物。只有身体才能够与另一个身体接触；男性只有让自己成为肉体，才可以做他所渴望的肉体的主人。把夏娃赐给亚当，是为了让他通过她实现超越，可她却把他拖入内在性之夜。在令人眩晕的快感中，他的情妇又把他关在黑暗子宫的非透明体中；而这个非透明体是母亲为儿子建造的，是他想逃之夭夭的。他般占有她，结果却发现被占有的竟是他自己！怪味、汗水、疲惫厌倦——大量书籍描述了一个用意识制成的肉体所具有的这种＊郁的激情。欲望诚然掩饰了厌恶，但它在满足时也暴露了贪心。有人曾说：“性交后人这种动物是悲哀的。”还有人说：“肉欲可悲。”可是男人在情人怀抱中甚至连最后的满足也未得到过。欲望在他身上很快就又萌发，这种欲望不仅仅是针对一般女人的，也是针对特定女人的。于是她握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权力。男人感到自己身体的性要求只是一种与饥渴相似的一般要求，一种无特定对象的要求，所以，把他和这特定的女性身体紧联在一起的结合，是他者造成的。这种结合不但和不洁的受孕腹部一样神秘，而且在腹部有它的根基，它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是魔力。
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把女人描绘成女巫、女妖，以美色和咒语迷惑男人。这种陈词滥调是远古广为流传的神话的反映。女人被奉献给了魔力。阿兰（Alain）说，魔力是万物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一种行为若不是来自于主动者，而是来自于被动者，它就是有魔力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男人才始终把女人看成既定事物的内在性。即使地引起了收获和生育，这也不是出自她本意的行动。她不是主体，不具备超越性和创造力，而是满载液体的客体。在崇拜这些神秘事物的社会，女人因具有这种魔力而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尊为祭司。但是，一旦男人努力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性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事物堕性的既定本性，女人便被看成了女巫。十分清楚，祭司与巫师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众神和法律的旨意，以群体全体成员的名义，为了公益，去控制并指挥他所驾驭的力量的；而巫师则抛开了社会，背离了众神和法律的旨意，只依他自己的嗜好去加以操纵。于是，女人不可能被完全并入男人的世界。身为他者，她同他们是对立的。很自然，她利用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为了让超越这一勇敢的壮举贯穿于男人的社会并扩展到未来，而是为了通过分离和对立把男性施入分离的孤独，拖入内在性的黑暗之中。女人是海妖，她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她是喀尔刻（Ci。e），把情人变成了野兽；她是水妖，把渔夫吸入潭底。被她的扭力所迷住的男人，失去了意志力、事业和未来；他不再是一个公民，而仅仅是一个被欲望奴役的、被割断与社会联系的、受制于那一刻的、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邪恶的女巫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她留住远离家门的游客，用酒把他灌醉，使他忘怀一切。
要想占有他者，男人就必须始终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不可能的占有所导致的挫折，他想成为他无法与之结合的那个他者。于是他被异化了，他迷失了，他喝了春药，在他自己面前成了陌生人，坠入飞逝的、致人以死命的水潭之深处。母亲在赋予儿子生命时，也让他面临死亡的厄运。被爱的女人诱惑她的情人放弃生命，沉湎于最后一次共寝。将爱与死联为一体的结合，在特里斯坦（TristLlll）的传说里有详尽的描述，但确实有较大的真实性。由于生自于肉体，男人在做爱时也实现为肉体，而这肉体注定要走入坟墓。这更证实了女人同死亡的联系。收获女神是使五谷丰登的生育力的反面。但她似乎也是一个可怕的新娘，在她甜美虚假的肉体下面，露出了她的骷髅。
所以，男人最喜欢也最讨厌在女人（情妇或母亲）身上固定而又形象地呈现出她的动物性命运。生命对于他的生存诚然是必需的，但也判决了他的有限与死刑。男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开始走向死亡：这是在母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理。他在生育中支持物种反对他自己：他在妻子的拥抱中懂得了这一点。由于兴奋和快感，甚至在此之前，他就忘掉了他唯一的自我。虽然他权力辨别母亲与妻子，还是通过她们只证实了这样一件事：他终有一死。他希望尊重他的母亲，爱他的情妇，可他也怀着憎恶与恐惧的心情对她们进行反抗。
在强调肉体戏剧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时，男人可能有多种态度。若男人不认为生命是难一的，若他对自己的特定命运不甚关心，若他不怕死，他便会欣然接受他的动物性。穆斯林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因为社会的封建结构不允许呼吁国家反对家庭；因为宗教——它表现了该文明的好战理想——直接把男人献给死神，剥夺了女人的魔力。既然男人可以随时置身于穆罕默德的天堂的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以平静地享用女人，既不需要防范他自己，也不需要防范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表明女人是安慰和快乐的源泉，如同水果、蜜饯、芳甜可口的蛋糕和香油。我们今天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当中也发现了这种对感官的乐善好施：由于热衷于即时，不向往于不朽，法国南部的男人（他透过明朗的天空和清彻的大海，发现了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的大自然），会以美食家的情趣去爱女人。他依照传统对她们所进行的藐视，足以阻止他把她们看做人：他几乎把她们身体所带来的愉快和按滩、海浪所带来的愉快当成了一回事；他对肉体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不论是她们的还是他自己的。维多里尼在他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里说，他7岁发现女人裸体时，没有大惊小怪。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思想支持这种安然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过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劣等者从属于优越者，因而对他是有用的。这些和谐思想未对任何肉体表示出敌意。不论是面向理念的天堂，还是面向城邦或国家，把自己视为精神（Nas）或公民的个人都认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动物本性：不论他沉湎于快乐，还是奉行禁欲主义，结合于男性社会的女人都只有较次要的重要性。当然，理性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性冲动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仍有其矛盾性：礼仪、神话和文学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女性的诱惑力和危险仅以弱化形式表现出来。
基督教重新赋予女人令人畏惧的威望：对异性的恐惧是男人因良心不安而痛苦的表现之一。基督徒的本身是分裂的；身体与灵魂，生命与精神完全处于分离状态；原罪使身体成为灵魂的敌人，与肉体有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只有被基督免罪并被引向天国，人才可以得救。但他天生只是一个堕落者。他的出生不仅使他注定要死去，而且注定要被罚太地狱。神的恩典使天堂可以为他开放，但在他的种种形式的自然存在中都有祸根存在。邪恶是一种绝对的现实，肉体则是罪孽。当然，由于女人永远是他者，人们并不认为男女彼此互为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它只能是女人。从她身上，基督徒看到了世俗的诱惑，肉体与魔鬼的化身。神父们全都坚持认为，是她把亚当引向了罪孽。我们必须再次援引德尔图良的话：“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说服了连魔鬼都不敢直接攻击的他。由于你，上帝之子才不得不死。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所有的基督教文学都在极力宣扬男人对女人所能产生出的憎恶。德尔图良把她规定为“ha ndpeum sng doacaln”〔建在阴沟上的神殿］。圣·奥古斯丁则惊恐万状地让人去注意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的令人厌恶的混合：“IndrfN 我们生于屎尿之间。”基督教对女性身体是如此反感，以至它虽然决意让它的上帝死于耻辱，却不准他受到降生的玷污：东派教会的以弗所公会议和西派教会的拉特兰公会议都声称基督是处女所生。早期的教父们——奥利金（Origch）、德尔图良和哲罗姆，都认为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女人一样，也是在血污中临产的。但圣·阿姆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却很流行。圣母玛丽亚的身体是封闭着的。中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拥有身体这一事实对于女人是一种耻辱。甚至连科学也被这种憎恶长久地麻痹了。林亲在论述自然的论文中，回避了对女人性器官的“可恶的”研究。法国医生劳伦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引起非议的问题：“非常有理性和判断力的、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这种有灵性的动物，怎么会被女人那个让体液玷污的、可耻地位于躯体最下部的、污秽不堪的阴部所吸引？”
今天，有许多其他影响在干扰着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表现。但是，尤其在清教徒世界，对肉体的憎恶依然存在。例如，在福克纳（h周见mer）的《八月的白昼》中就有这种表现。主人公的最初性冒险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关于年轻男人第一次性交后感到浑身不舒服以至于恶心的描写，在文学中屡见不鲜。如果说这种反应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见，那么对此描写得如此频繁就不是偶然的。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受清教主义的影响很深，女人在大多数青少年和许多男人那里引起或多或少被公开承认的恐惧。这种心情在法国相当强烈。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里写道：“现在我倾向于把女性器官看成某种不洁的东西或伤口，因此它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只是同出血的、分泌粘液的和易受感染的东西一样危险。”对于性病的看法表达了这种恐惧。女人引起恐惧不是因为她传播了疾病。实际上，这些疾病之所以显得令人厌恶是因为它们来自于女人：有人曾告诉我说，年轻人认为，性交过于频繁能够引起淋病。认为由于性交，男人会失去肌肉力和清醒的头脑，他的磷会给耗尽，感觉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一种普遍的信念。的确，手淫也含有这些危险。由于道德上的原因，社会甚至认为它比正常的性功能更为有害。合法的婚姻和对于生育的愿望，可以对性冲动所带来的恶果起一种防范作用。但我已说过，他者同各种性行为都有牵连，而他者以女人面目出现随处可见。借助于她，男人极其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肉体的被动性。女人是吸血鬼，她吆他喝他；她的器官贪婪地以他的器官为食。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为这种想像提供科学依据，认为女人从性交得到的全部快感，可能都是来自于她象征性地阉割了他并占有他的阴jing这种情况。但是，似乎对这些理论本身就应当做精神分析，发明这些理论的医生们很可能在忙于形象地表现他们祖先的恐惧。
产生这些恐惧的原因在于这一事实：相异性，他性完全力所不及地留在他者那里。在父权社会，女人仍有许多在原始社会所拥有的令人不安的魔力。这就是为什么她不但未被交给大自然，反而被禁忌所包围，给她举行洁身利，让她负责管理祭司的原因。男人发誓不接近处于原始裸体状态的她，但通过礼仪和圣礼，却可以让她离开大地和肉体，把她变成一个人的造物。因而她所施展的魔力受到引导以后，就会变得和避雷针及发电厂出现以后的闪电一样。甚至将她的魔力用于一般利益也成为可能；这里我们看到了男人那种犹豫的新发展，而这种犹豫也是男人同他的女人的关系的特征。他爱她，在这种意义上，她是属于他的；就她仍然是他者而言，他又惧怕她。但是，正是由于她是可怕的他者，他才想更彻底地占有她——这就是他赋予她以做人的尊严，承认她是他的伙伴的原因。
女性魔力在父权家庭被彻底驯化了。女人给予了社会一个机会，使宇宙力可以合并于她。迪梅齐尔（forl）在他的《密多罗一伐楼拿》（Misra．Varouna）一书中指出，在印度和罗马，男性权力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种以伐楼拿和罗穆路斯（ROInlus）。乾阔婆（Gantw）和牧神祭司团为代表；这种权力是侵略、强奸、混乱和蛮横的暴力；这时女人仿佛是一个要被强奸躁路的人。被强奸的萨宾女人显然是不育的，她们受到鞭打，由于常遭受到暴力而要求遭到更多的暴力。但第二种却与此相反，密特拉则、努玛（Numa）、婆罗门教徒和祭司在城市代表着法律和秩序：这时女人通过婚姻受到丈夫的约束（精心策划的礼仪是这种婚姻的特点），并且和他一起劳动，确保他能够支配种种自然力，而男人认为这些自然力也属于女性力量。在罗马，朱比特的祭司在妻子死去时要辞职。埃及也是如此；伊西斯失去圣母的至高权力以后，依旧是慷慨的、和蔼的、仁慈的、善良的，依旧是俄赛里斯的极其美丽动人的妻子。但若女人要这样成为男人的伙伴，与他互补，是他的“老婆”，就必须给她一个有意识的自我，一个灵魂。男人不可能紧紧依靠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如我们已提到的，摩奴法典答应合法妻子同丈夫一样升入天堂。男性越是个体化，越是要求他的个体性权利，他就越会确定无疑地承认他的伙伴是一个个体，是一个自由的人。东方人不关心他自己的命运，满足于让女性充当他的享乐工具。但西方人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意识到他自己的唯一性（unqp 因社踞），就可能会受到另一个既陌生又驯服的自由人的注意。希腊人根本不认为闺房女人是他所需要的同类，所以他把爱送给他的男伴们，据说这些男伴的肉体和他的肉体一样是有意识的，自由的。或者他把爱送给高级妓女，她们的智力、教养与智慧几乎和他不相上下。但是，只要环境允许，仍是妻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男人的要求。罗马公民承认主妇是一个人：通过科涅利亚（Comalla），通过阿利亚，他都有与他相对应的人。
荒谬的是，竟是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男女平等。对于女人，基督教所憎恶的是她的肉体。如果女人放弃了肉体，她就会成为上帝的造物，为救世主所饶恕，变得和男人无异：她在男人旁边，在被保证有升入天堂之乐的人们中间，有她自己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几乎如天使一般是无性的，而且由于得到恩典，都在抗拒人间的诱惑。若女人同意否定自己的动物性，她——由于自己实际上是罪孽的化身——也会和那些已经战胜罪率的上帝的选民一样，是胜利的最辉煌的化身。可以为人们赎罪的救世主当然是位男性。但人类在拯救自己的灵魂时必须进行合作，因而他必须以最屈辱、最不正当的形式证明他有顺从的良好意愿。基督是上帝，然而是一个女人即圣母玛丽亚，在统治着全人类。不过，只有边远教派恢复了女人的特权和伟大女神的魔力——教会则表现了父权文明，并为其服务。而在这种文明中，让女人仍旧附属于男人是适宜的，正当的。正是由于做了男人的驯服仆人，女人才同样会成为一个圣徒。于是在中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男人的、极其完美的女人形象：基督之母的面部被光轮环绕。她是罪人夏娃的反面，她踩死了脚下的蛇；她是救世的调解者，而夏娃却是该罚入地狱的。
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她处于母性状态时，必然身体变形和受奴役。圣母玛丽亚的处女性首先有一种消极价值：处女的肉体因被免罪而不再具有肉体的性质，它未被触摸或被占有过。同样，亚洲的大母神也不应当有丈夫：她创造了世界，在牢牢地统治着世界；她可能会肆意妄为，但她做母亲的威严并没有被妻子受的奴役所削弱。圣母玛丽亚同样不懂得性的站污。和弥涅尔瓦（Minerva）一样，她也是象牙塔和避难所，是坚固城堡的主楼。和大多数基督圣徒一样，古代的女祭司也都是处女：献身于善的女人，应当在体力完好无损的光辉中被奉献出去，应当以末被征服的完整性来保持自己的女性本质。如果说圣母玛丽亚根本不具备配偶的地位，那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她身为女人一母亲的地位。但是她只有接受了她的从属角色，才可以得到赞美。“我是上帝的仆人”。在人类历史上，她第一次跪在儿子面前，毫不在乎地接受了她的劣等地位。这是男性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在对圣母玛丽亚的狂热崇拜中完成的——这是以女人的最后失败对她的名誉所进行的恢复。伊西塔、阿西塔尔忒和赛比利都是残忍的，任性的，好色的，而且拥有魔力。她们握有生死大权，在生出男人时就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在基督教中，生与死只取决于上帝，人一旦离开母体，就永远摆脱了那个身体，这时大地只是在等待着埋葬他的尸骨。在废除了母亲魔力的地方，统治他的命运已告结束，所以洗礼使那些把胎盘扔到火里或水里的礼仪显得滑稽可笑。在世界上不再有魔力的任何位置：唯有上帝才是国王。大自然最初是有害的，后来由于得到恩典，无法再造成危害。母性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女人若想克服她的固有缺陷，只有服从上帝的意志，附属于男人。通过这种须从，她可以在男性神话当中担任新的角色。既然她已经被打倒，既然她只要想支配，只要没有明确退位，就会受到踩踏，那么也就可以让她享有奴仆之尊荣。她的原始特质一点也没有失去，但作为象征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凶兆，现在是吉兆；恶的魔力变成了善的魔力。作为仆人，女人被尊为最伟大的神明。
女人既然被树为母亲，她就要首先作为母亲受到爱戴和尊重。在母性的两种古代面目中，男人今天只希望知道那和蔼可亲、吸引人的一面。男人是受时空限制的，他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他在自然和历史之间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两者都与他无关。女人也受到限制，和男人一样，她也有精神；但她也属于大自然，生命之流源源不断地从她那里流过。所以，她在个体与宇宙之间好像是一个调解者。既然母亲已是一个使人放心的圣人，男人自然要转而去爱她。他在自然中迷失，于是想逃避，但一旦同她分离，又希望回去。母亲被牢牢地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所以确实是善的化身：她部分属于自然，不过自然变成了善，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还具有神秘性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神秘性，就和达·芬奇画的圣母像中的那种神秘性一样。男人不希望做女人，但他却梦想自己能够囊括所有的存在，因而也包括这个和他有区别的女人。他在崇拜母亲对，极力占有她那奇怪的财富。承认他是母亲的儿子，就等于从心里承认他的母亲。就女性是和大地、生命以及过去的联系而言，这是同女性并为一体。
在维多里尼写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中，主人公看望母亲时所寻求的，是他的故土，是故土的芬芳与果实，是他的童年，是他对祖先的记忆，是传统，是他的个人生活把他从那里切断的根。正是这深深扎下的根，让男人对自己的超越倍感骄傲。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看到自己是怎样挣脱出母亲怀抱，为冒险、为未来和战争而一往无前的，这让他感到高兴。这种分别，若无人挽留，便不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动，就会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且，他也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随时准备欢迎他的归来。在紧张的战斗之后，主人公很想和母亲一起重新享受一下内在性的宁静：她是避难所，是静寂；她用手抚摸他时，他又落入自然的怀抱，他任凭自已被生命之流静静地冲向前去，就像在子宫或坟墓里那样。如果说传统让他为探母而死，那是因为，在母性面前，甚至连死亡也是驯化了的，与生一致的，同所有的肉体生命密切相关的。
和在古代帕耳开神话里一样，母亲仍与死相关，就是说由她埋葬死者，哀悼死者的去世。但她的作用也正是把死与生联为一体，把死与社会、公共福利联为一体。所以，对“英雄母亲”的狂热崇拜受到蓄意鼓励：如果社会能说服母亲让她们的儿子去死，它便会认为它有权杀死他们。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控制母亲对于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身上满载荣誉，她拥有一切美德，宗教的产生与她有特殊关系——因而不许背离宗教，冒天下之大不匙去犯笃圣罪和亵渎罪——的原因。她是道德的守护者，是男人的仆人，是魔力的仆人，如果它存在的话。所以她会以既定的方式去亲切指导她的孩子。一个社会，其乐观态度越是坚定，它对这种温柔权威的服从就越是驯服，母亲就越是受到美化。菲利普·怀利（Philip Wyie）在《毒蛇的后代》中，把美国“妈妈”描绘成了一个偶像，因为美国正式的意识形态，其乐观主义十分坚定。赞美母亲，就是承认生育、生命和死亡既具有动物的形式，又具有人类社会的形式，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由于奥古斯特·孔德梦想达到这种综合，他让女人变成了未来人类值得崇拜的人物。但这些想法又使一切革命者都反对母亲的形象。他们对她表示蔑视，拒绝接受那种试图通过母亲这位法律与习俗的守护者所强加于他们的——毋m〔现状严。
给母亲带来荣耀的尊重，环绕着她的禁令，压抑了怀有敌意的憎恶，而这种憎恶与她引起的肉体敏感性自然地温在了一起。然而，对母性的某种潜在恐惧依然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以来，始终存在一种较为次要的、可以肆意表达这种厌恶的神话：这就是关于岳母的神话。从寓言到轻歌舞剧，男人总是通过他妻子的母亲去表达他对母性的轻蔑，而她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不愿意想到他所爱的女人是被生出来的：他岳母是衰老的明显写照，她在生出女儿时就使她面临衰老的厄运。她的肥胖和她的皱纹在提醒人们注意，肥胖和皱纹也会出现在年轻的新娘身上，这样便可悲地预示了新娘的未来。她在母亲旁边似乎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物种的一个阶段；她不再是一个被人渴望的猎物，一个被爱的伙伴，因为她的个体的和分离的生存被融进了一般的生命。她的个体性被普遍性淹没，她的精神自主性被她的植根于过去和肉体的存在可笑地夺走：男人正是这样让怪人的客体生存沦为笑柄。但如果他的嘲笑充满了积怨，那是由于他十分清楚，他妻子的命运是大家的命运，也是他的命运。各国的故事与传说都让继母充当母性残忍一面的化身。是继母把白雪公主给整死的。在继母的邪恶形象中，始终《以发现戴着繁髅颈链的喀里的影子，如德·塞居尔夫人（J肝班加种辩）书中的非希妮夫人，她在鞭打索菲时就是如此。
可是在被尊为圣徒的母亲的后面，还紧跟着一群把草药汁和命星放射物献给男人的善良的女术上：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慈善姐妹全的修女，有一双极温柔的手的护士，魏伦动轴心地梦中的情人：
你甜蜜、沉思，对什么也不吃惊，
人们吻你的前额，犹如一个孩子。有人说她们同弯弯曲曲的葡萄树和淡水一样，非常神秘；她们敷裹并治愈伤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无声智慧，她们无师自通。在她们面前，男人忘掉了自尊；他体验到温顺和重新变成孩子的甜蜜，因为和这些女人呆在一起，无须为威望而斗争：他不会妒忌自然拥有的非人的魔力；这些在照料着他的聪明初学者，在奉献自己时承认她们实际上是他的仆人；他服从她们的仁慈权力，因为他知道，尽管他服从，他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童年的朋友，纯洁的少女，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在这伙慈善者之列。而他妻子本人，她的性魔力一旦消失，她就会被许多人看成是他们孩子的母亲，而不是爱人。既然母亲以前曾经既被奉若神明又是受着奴役的，人们就不必再把她当成伙伴，因为她现在也是既被奉若神明又受着奴役的。为母亲恢复名誉，就是为肉体因而也就是为肉体结合及妻子恢复名誉。
由于她的魔力武器为婚礼所剥夺，她在经济和社会上附属于丈夫，于是“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她十分彻底地属于他，以至有和他一样的本质。她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而他为她负责。他称她是他的“老婆”。他为妻子感到骄傲，就像他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骄傲一样，有时甚至更加骄傲。通过她，他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权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现世命运。在东方人看来，一个女人应当是丰满的，这样人们就能够看到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她就能够为丈夫增光。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把她们打扮得越俏丽，他得到的评价就越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如他订做的汽车车身那样。若他是富有的，就会用裘皮和珠宝来打扮她；要是不太富有，他就会夸耀她有德行和会持家。而最穷困潦倒的人，要是得到一个能侍候他的女人，就会认为他毕竟有了一点财产：《驯悍记》中的主人公把他的邻居全都找了来，看他可以多么有权威地降服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男人都会令人想起坎道勒斯王（king Candaules）：他当众裸露妻子的身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大肆宣扬他的好品质。
但是，女人不仅满足了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他以支配她为乐。除了犁钟开沟的那些现实主义象征，如果女人还是一个人的话，她还有更神圣的象征：丈夫不但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记号于她，在她身上打上了他的烙印。男人喜欢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它们的形式，刺入它们的本质。而女人尤其是“他手中的泥”，这块泥是被动的，任他加工，任他塑造。她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物质，对它的加工和处理很快就会完成，因为做这项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但女人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在于，她身上的某物以某种方式逃避了每一次拥抱。于是，男人成为这样一种现实的主人：它更值得驾驭，因为它不断地逃避控制。
女人在男人身上唤醒了一个陌生者，他骄傲地承认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婚姻的无可指责的狂欢中，他发现了他自己动物本性的伟大：他是雄性。同样他也发现女人是雌性，不过这个字眼现在溢满赞美之义：这个雌性动物在为她的孩子操心，在给他们喂奶，在抚摸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这个雌性是人类的典范。男人激动地要求他的伴侣做出这种忍耐，这种奉献。她依旧是大自然，但却被渗入了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用的所有美德，他懂得如何将这些美德领人家中。男人和孩子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揭示藏在事物中的秘密；从这一角度来看，事物具有欺骗性。布娃娃一旦被撕开，它的内部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再有什么灵性。生物的内在本性更让人难以琢磨。女性的腹部是内在性和死亡的象征，它固然暴露了部分秘密，如在女人的脸上露出快乐的表情时，但它也隐瞒了这些秘密。男人把这个隐隐颤动的生命骗到他家时，这种神秘性并未因占有而受到破坏。女人把雌性动物的功能搬进了人类世界。她延续生命，统治内在性的王国；她把子宫的温暖与亲密带到家中；是她在理家，让家里充满了生气，而这个家不但维持了过去，也在预示着未来。她生出下一代，养儿育女。多亏有了她，男人才能把由于工作与活动而散落在外部世界的生存，重新集于她的内在性之中：他晚上回到家时，总算又能抛锚上岸了。他日常工作的连续性是靠他的妻子来保证的；不论他在外部世界碰到什么意外，她都要保证让他吃好、睡好。不论什么被搞坏了或用旧了，她都要恢复过来，她为疲惫不堪的工人去做饭，在他生病时照顾他，她缝缝补补，洗洗唰唰。她把整个广大世界全都引进了她所建立和维持的婚姻世界：她生起炉火，在房子周围种花，驯化来自太脱水和大地的物质。一位被倍倍尔列举过的资产阶级作家，认真总结了这一理想：“男人所渴望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不但只为他一个人操碎心，而且可以抚平他额头上的皱纹，可以带来宁静、秩序和稳定；他每天回到家时，她可以温柔地调节他的情绪和控制他得到的东西；他希望有人能够让家中的所有东西都飘洒着女人那种难以言状的芳香，具有生命那种生机盎然的温暖。”
基督教出现以后，女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被精神化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她不是集中体现了事物的那种可直接供玩赏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内心深处的隐秘的纯粹的存在，比肉体的神秘性更加高深莫测，它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荣格说，城市总是被比做母亲，因为它们包括公民：于是赛比利被描绘成戴着塔式头冠。同样人们也谈到“祖国”（mother coulltw），但这不仅是指养育他们的土地，也是指以女人为象征的一种更微妙的现实。在旧约全书和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不仅仅是母亲：它们也是妻子。有些城市是处女，有些城市则是妓女，如巴贝尔和泰尔。所以法国被称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和意大利是拉丁姊妹。在代表法国、罗马和日耳曼的雕像中，以及在协和广场的那些赋予斯特拉斯堡和里昂以人格的雕像中，所展示的不是女人的功能，而是她的女性气质。把这些地方比做女人的比喻，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也为许多男人所深切地感觉到。旅游者常从女人身上寻找所访国家的要害：当他拥抱一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女人时，他似乎觉得他占有了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芬芳本质。有一位记者说：“每当我来到一所新的城市，总要先去光顾妓院。”如果说一块棕黄色的巧克力就可以为吉德揭示出整个西班牙，那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亲吻就更可以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动物和植物、它的传统和文化，向情夫全盘托出。女人虽然不是政治制度或经济实力的概括，但她却是它们物质内核的和它们神秘超自然力的化身。从拉马丁的《格拉齐拉》到皮尔·洛蒂的小说及莫朗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陌生人努力通过女人去把握一个地方的灵魂。米尼翁（Mignon）、西尔维亚、米雷伊、科隆巴（COlolnba）和卡尔曼（Cannan），揭示了意大利、瓦莱、普罗旺斯、科西嘉和安达卢西亚的最深层现实。在德国人看来，歌德赢得了阿尔萨蒂安·弗里德里卡的爱，是德国兼并阿尔萨斯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巴莱土看来，柯莱特·博杜克拒绝同一个德国人结婚，就是阿尔萨斯击退了德国。他用贝尼丝这个小人物来象征文格莫尔特和一种微妙而敏感的文明的全部；而她也象征了作家本人的敏感性。她是自然、城市和全人类的灵魂，男人也在她身上发现了他的神秘幽灵；男人的灵魂是普赛克（PsyChe），一位女人。在玻（Poe）的《乌拉路姆》中，普赛克具有女性的特质：
有一次，我和我的灵魂
穿过长着松柏的泰坦小径信步走去——
和普赛克，我的灵魂……
我抚慰着、亲吻着普赛克……
我说：“亲爱的妹妹，在这位说的墓口，
可留下了什么？”
而马拉梅在和“一个灵魂或不如说我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即人的精神之神性）的戏剧对话中，把灵魂称为“十分典雅而反常的贵妇”（原文如此）。基督教世界较少用肉体存在去代替他女和女妖，但住家、景色、城市和个人本身，仍被一种难以察觉的女性气质所缠绕。
这一隐藏在事物之夜的真理，也在天国放射出光芒；灵魂完全是内在的，但它同时也是超越，是理念。城市和国家不但具有女性的特质，也具有抽象的本质，如制度：基督教教会、犹太教、共和政体和人性都是女人，和平、战争、自由和胜利也是如此。男人把在他面前树为主要他者（the essential 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比喻，不论在语言中还是在绘画中，都是女人的原因。女人是灵魂和理念，但她也是它们的调解者：她是神的恩典，她把基督徒引给上帝；她是在地狱里指引但丁的比阿特丽丝，是激励彼特拉克走向诗的顶峰的劳拉。在把自然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所有学说中，她仿佛是和谐、理性和真理。诺斯替教派把所罗门的智慧变成一个女人——索菲妞，并认为她有拯救乃至创造世界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不再是肉体，而是受人赞许的本体；她不再是被人占有的，而是放射出完好无损的光辉，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笔下的面色苍白的死者犹如流水，犹如拂面而过的风和流逝的记忆。由于骑士爱和女雅士的出现，并且由于向女人献殷勤的传统，女人不再是一个动物，宁可说是一个幽灵，一缕清香，一道霞光。于是，女性之夜的浑浊变成了透明的，而邪恶也有了变成贞洁的趋向。
女人向下的作用发生了逆转，她不再是把男人弓；向大地，而是把他引向天堂。歌德在《浮士德》结尾处宣告：
永恒的女性，召唤我们向上。
圣母玛丽亚是获得新生并献身于善的女人形象的化身，她被家喻户晓，并受到普遍尊重。看看文学和绘画是如何表现她的，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是从中世纪的热情基督徒向她做的祈祷中摘下的几段话：
…至高的圣母啊，你是滋润的露珠，快乐的泉水，怜悯的航道，冷却我们热情的活水之井。你是上帝让孤儿吸吮的乳汁…你是精髓，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有善物的核心，你是正在的女人，你的爱始终不分…你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不是萨莱诺或蒙彼利埃所能相比的……你是淑女，有一双能治病的手…能让瘫痪者行走，能起死回生。
在这些祈祷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女性特质。圣母玛丽亚是生育力。露水与生命的泉源。许多雕像都描绘她在井旁，在泉源和泉水分边时的情景，“生命之泉”是用得最广的一句话。她没有创造力，但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她上藏于地下的东西跃到光天化日之下。她是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深刻现实，是核心和精髓。通过她，欲望得到了满足：把她给予男人是为了让他得到满足。她治病救人，使人强壮；她是男人与生命的中介；而生命来自上帝，所以她也是人与上帝的中介。德尔图良把她称为“魔鬼的大门”，但经过美化之后，她则变成通往天堂的大门。我们在绘画中看到她打开天堂的门窗，或在天地之间架起云梯。她更直接地表现为辩护者，在她的圣子面前为男人辩护；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她坦胸露乳，以光荣的母亲身份向基督苦苦哀求。她保护孩子们，她的大慈大悲使男人在海上、在战场上度过每一次危难。她操纵着神圣的正义，亲切地把称出灵魂价值的天平，压向博爱这一边。
在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即使在彻底结合于社会时，女人也巧妙地扩大了它的疆域，因为她私下对生命宽宏大量。的确，在男人的有计划性的工作和自然的偶然性之间存在着的这条鸿沟，有时仿佛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当女人（她太温顺了，以至对男人的工作不会构成威胁）只准备充实这些工作并软化过于刻板的工作方式时，这鸿沟又是有益的。男神代表命运，而在女神身上，人们发现了一种专横的慈善和反复无常的恩惠。基督徒的上帝充满了正义的威严，圣母玛丽亚则充满了博爱的温柔。在人世间，男人是法律、理性和必然性的捍卫者，女人则意识到男人本身的以及他所相信的这种必然性的固有偶然性；因此，她既情不自禁地加以神秘的嘲讽，又表现出一种柔韧的宽宏大量。她治愈男人的创伤，哺育婴儿，掩埋死者；她完全清楚什么会伤害他的自尊，什么会羞辱他的任性。当她在他面前俯首听命、贬低肉体、崇尚精神时，她停留在有精神的肉体的边缘。正如我所说的，她磨平了男人建筑物的刺目棱角，赋予它们以意外的豪华与典雅。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这就是她那幻灭的、悲哀的、讥讽的、给人以爱的智慧的秘密。在女人身上，甚至连轻浮、任性和无知也是令人倾倒的美德，因为它们装点了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一面，而男人虽然决定在这里生活，却不愿意有局限感。同指定的意义和以实用为目的制造的工具相反，她坚持未被触动过的事物的那种神秘性。她使城市街道、耕地荡漾着诗的气息。诗应当去捕捉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事物。女人是一种极有诗意的现实，因为男人从她身上看到了他决心不充当的一切。她是梦的化身，而这梦对于男人既十分熟悉又极其陌生：是他所不希望或没有去做的，是他所向往而又无法达到的；神秘的他者是彻底内在的，远离超越的，她将给梦以她的特质。所以奥里莉亚在梦中看望那瓦尔，在梦中把整个世界送给他：“她在明媚的阳光中开始变大，一点一点地使花园变成了她的形状，那花坛和树木变成了她衣服上的玫瑰和彩带；而她的面容和双臂把它们的形状深深地印在那空中变红的云朵上。当她变化时我看不见她了，因为她变大时似乎消失了。‘啊，别从我身边飞走！’我大声呼喊；‘因为自然会和你一同消失。”’
既然女人是男人诗作中的主题，可想而知，她就应当是他的灵感：缪斯们（the Muses）就是女人。缪斯介于创造者和他应当吸取的自然之泉之间。女人的精神深埋于自然之中，通过她，他将探到沉寂与多产之夜的深度。缪斯本身什么也没有创造。她是一个沉着聪明的西比尔式人物，温顺地为主人服务。甚至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她的忠告也是有用的。男人总是喜欢单独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别人的帮助常令人感到尴尬。但他也认为，女人的意见有另一种价值意义，有一种属于她自己本能的智慧，同实际近乎一致。当男人可能打听出他的命运时，他总是寻找她的“直觉”。这种“直觉”甚至被注入到商业和政治：阿斯帕西妞和德·曼特依夫人就是在今天也会有成功的职业。
男人欣然交给女人的另一种职责是衡量价值的分量，她是一位有特权的法官。男人梦想他者，不仅是为了占有她，而且是为了得到她的认可。要得到别的男人——他的同事——的认可，他就必须不断地保持紧张状态，所以他希望来自外部的关心，可以赋予他的生命、他的事业以及他本人一种绝对的价值。上帝的关心是神秘的、异己的、令人不安的，即便在信仰时代，也只有少数神秘主义者渴望它。这一神圣角色常由女人去承担。她是他者，所以她外在于男人世界，能够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而且她和男人关系密切，所以她不会建立有背于他本性的价值。在每一种特殊场合，唯有她才能够报告是否存在着勇气、力量和美，能够向外部证实它们的一般价值。由于相互在扮演一种观众角色，男人们在他们之间的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陷得太深了。女人则处于这种冲突之外：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骑士为情妇在马上比武，诗人在追求女人的赞许。拉斯蒂尼亚克（Rashgnac）在筹划征服巴黎时，首先打算要有女人，这与其说是为了在肉体上占有她们，不如说是为了享有唯有她们才能给予男人的声誉。巴尔扎克通过那些年轻主人公，形象地表现出了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是在年长的情妇们的陪伴下，开始教育和塑造自己的，而女人不只是在他的《山谷中的百合花》里才充当这种教育者的角色。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司汤达的小说以及其他描写学徒生活的故事中，女人也被指定担任这种角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女人是自然生成的，同时也是非自然生成的：就是说，她是自然的化身，也是社会的化身。如我们在骑士诗歌中，在《十日谈》和《阿斯特雷》中所看到的，她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和文化。她推出新的时尚，她主持沙龙，影响并反映舆论。声望和光荣是女人；而马拉梅则说：“大众是一个女人”。年轻男子在女人的陪伴下步入“社会”，步入被称为“生活”的复杂现实。女人是英雄、冒险家和粗鲁的个人主义者注定要得到的特殊奖赏。在古代，我们看到琅耳修斯救出了安德洛墨达（AndIDeda），俄耳浦斯到冥国去找政律狄刻，而特洛伊人为保卫美丽的海伦而战。骑士小说主要讲的是营救被俘公主之类的英勇。如果迷人王子不唤醒睡美人，他又能占有什么呢？国王与牧羊女结婚的神话，让男人和女人一样高兴。富人需要给予，否则他的无用财富就是抽象的：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可给予的人。灰姑娘的神话——它在菲利普·怀利的《毒蛇的后代》中受到诚恳对待——在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尤其盛行。如果不是用在一个女人身上，男人如何花得掉他们多余的钱？除了别人．奥森·韦斯在《公民凯恩》也具体表现了那种帝王式的虚伪慷慨：凯恩决定向一位无名歌手大量馈赠礼物，强迫公众承认她是一个伟大的歌后，用此给他自己的权力增添光彩。在法国，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公民凯恩式的小人物。另一部影片《危急关头》的主角，认拥有绝对智慧的印度回国时，觉得用这种智慧需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赎回一个妓女。
显然，男人在梦想自己是一个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时，仍在渴望女人服从；为了唤醒睡美人，睡美人必须昏睡不醒；若有被掳的公主，周围必有妖魔鬼怪。然而，男人越是喜欢艰巨的事业，给女人以独立就越会让他快活。征服比馈赠或解放更令人神往。
所以，普通西方男人理想中的女人，是这样一种女人：她受他支配时是自由的，她不人云亦云，但她也屈从他的论点；她机智地进行反抗，却以认错而告终。他的自尊心越强，他想冒的险就越危险：征服彭忒西勒亚要比娶顺从的灰姑娘更为壮观。尼采说：一勇士热爱危险和运动。这就是他爱女人——一切运动中最危险的运动的原因。”喜欢危险和运动的男人，若对征服女人寄予希望，是不愿意看到她变成一个勇士的。他心里所希望的是，这场斗争对于他是一场游戏，而对于女人却与她的命运相关。不论男人是解放者还是征服者，他的真正胜利都只能在于这一点：女人坦然地承认他就是她的命运。
因此，“有一个女人”这句话有双重含义：她的客体功能和仲裁者职能是不易区分的。从女人被看成一个人时起，除非征得她同意，否则对她是不能征服的，而只能说服。睡美人的微笑使迷人王子的努力获得圆满成功，被掳公主的快活而感激的眼泪使骑士之勇猛得以证明。另一方面，她的揣度目光不像男性的揣度目光那么冷漠严峻，它容易受魅力的影响。所以英雄主义和诗歌是诱惑的样式，但女人在自已被吸引时，也美化了英雄主义和诗歌。从个人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她又成为有特权的主要者；在他看来，她不是举世公认的价值的尺度，而是他的特长和他的存在（being）的展示。一个男人的同伴在评价他时，所依据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评价既是客观的，也是涉及到公认的标准的。但是，他的有些特性，其中包括他充满活力的特性，却只有女人才会感兴趣。唯有在涉及到她时，他才是雄赳赳的、有滋力的。诱人的、温柔的、残忍的。若要赋予这些较为神秘的特性以重要的价值，他就绝对需要她的存在。通过她，他将经历一个奇迹：在他自己看来，他仿佛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又是他最彻底的自我。马尔罗有一段话极其生动地表现了个人主义者对于他所爱的女人的期望。乔问他自己：“‘我们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别人的声音，用自己的喉咙去听自己的声音。’这很对。但人们也是用他们的喉咙听自己生命的声音——听别人生命的声音的吗卜…··在别人看来，我是我扮演的那种人……但唯独在梅面前，他才不是他所扮演的那种人；而且，唯独在他面前，她才是和原来的她完全不同的人。拥抱时，爱使俩人联为一体，抵消了孤独感，不过拥抱并未给男人带来宽慰。对于疯子，对于无比残忍的人，宽慰是最为珍贵的，每个人对于他自己都是一种宽慰，他把它珍藏在心底。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只有在梅面前，他才不是乔·吉尔左斯，而是一个亲密的伙伴……男人不是我的伙伴，他们在观察我、评价我；我的伙伴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爱我，不观察我；她们爱我时不顾一切，不在乎受到贬低，不在乎下贱，不在乎被出卖；她们爱的是我，而不是我曾经或将要扮演的那个人；只要我爱我自己，她们就会爱我，甚至不惜自杀。”
乔的这种态度之所以是有人情味儿的、令人感动的，是因为它暗示着相互性，他要梅爱本来的他，而不是要讨得一个奉承的反映。在许多男人身上，这一要求退化了：他们不是准确地揭示自己，而是想通过人们的目光发现自己的光辉形象在被人仰慕。感激、奉若神明。女人常被比做水，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还因为她是一面镜子。那耳喀索斯之流的男性，用这面镜子仔细端详自己：他诚心诚意地或虚情假意地偏向她。但不管怎样，他实际上是要她成为存在于他之外的、他心里所不能把握的一切，因为这个生存者的本性仅仅是虚无，也是因为他要实现自我就必须通过一个客体看到他自己。既然女人在一种外在于他的、他通过她的肉体可以具有的形式下，是他自己的神化，那么她就是给他的最高报偿。当他紧紧搂住为他所概括了的世界、他把自己的价值与法律强加于其上的那个人时，他是在拥抱这个“怪物”——他本人。在和这个归他所有的他者结合时，他希望实现他自己。女人是财富和猎物，是运动和危险，也是保姆、向导、法官、调解者和镜子，所以她是这样的他者：主体通过她超越他自己而不为其所限，她与他相对立而不予以否定；她也是这样的他者：她让自已被占有而仍不失为是他者。所以，她对男人的幸福和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以至可以说，即使她不存在，男人也要把她发明出来。
他们的确发明了她，但她的存在也和他们的独创性相脱节。所以，她不仅是他们梦想的化身，也是这一梦想的幻灭。女人任何一种象征性形象无不引起相反的形象：她是生与死，大自然与人造物，昼与夜。不论我们认为她具有怎样的外表，总是发现她是这样变来变去，因为次要者必然会重新成为主要者。在圣母玛丽亚和比阿特丽丝（Beatrice）的形象中，夏娃和喀耳刻仍然存在。
克尔他郭尔在浦萄酒中的真理》中写道：“通过女人，理想进入生活。所以，要是没有她，他会如何？许多男人多亏有了某个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但从来没有哪个人因为有了某个答应和他结婚的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
“通过一种消极关系，女人可以使男人具有丰富的想像力……
与女人保持消极关系可以使我们变得无限……一般来说，同女人保持积极关系会使男人变得有限。”这就是说，只要女人还是一种理念，只要男人通过她能够看到他自己的超越，她就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却是不吉利的，她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而存在。克尔供郭尔认为，通过拒绝和未婚妻结婚，他建立了唯一有效的同女人的关系。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即，把女人树为无限的他者（the infinite Other）的神话也会产生它的对立面。
由于女人是一种虚假的无限，一个无真理性的理想，她始终表现为有限与平庸，基于同一理由，她也表现为谬误。在拉福格笔下她就是这样出现的。他的整个作品都在发泄他对神秘的怨恨，他不但因为神秘而责备女人，也因此而责备男人。奥菲丽亚、莎乐美实际上只不过是“小妇人。”哈姆雷特仿佛在想：“奥菲丽亚之所以会爱我，是因为她得到了恩惠，因为我在社会上和道德上比她的女朋友们优越。掌灯时，她也会对舒适安逸发出那些平庸无奇的议论！”女人使男人梦想，可她也想到舒适和晚餐的炖肉。当她只是一个肉体时，人们对她谈及她的灵魂。她的情人盲目地相信自己在追求理想，可实际上他却是自然的玩物，而他利用这种种神秘的目的在于生殖。女人其实是生命的普通外表，她愚蠢，谨慎，吝啬，无聊。
男人成功地奴役了女人，但他也成功地让占有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女人与家庭和社会结为一体，她的魔力不是改变了，而是消失了。她被降到仆人地位，不再是体现自然各种财富的未被征服的猎物。自骑士爱兴起以来，婚姻扼杀爱情就是司空见惯的了。过多的蔑视，过多的尊重，过多的日常琐事，使得妻子不再有性的吸引力。婚礼本来就是用来让男人防范女人的；她成了他的财产。但是，我们占有的一切，反过来也占有了我们，所以，婚姻对于男人也是一种形式的奴役。他落入自然设下的陷阱：由于他渴望得到一个黄花姑娘，就不得不去维持笨重的主妇或干瘪的丑老太婆的生计。用来装饰他的生存的精致珠宝，变成了可恨的负担：冉蒂皮始终是最令男人畏惧的女人典型。如我们所见，她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是许多悲哀的主题。但是，即便是女人年轻，婚姻中也还是有欺骗存在；因为只要人们认为性爱应当社会化，婚姻总会把它给扼杀掉。
事实是，性爱含有瞬息反对时间、个体反对群体的权利要求；它肯定分离，反对沟通，反拨一切法规；它有一种敌视社会的本原。习俗绝不会完全屈从于严厉的制度与法律；爱情总是向它们挑战。在希腊和罗马，爱情以肉欲形式转向年轻男人或高级妓女。骑士爱既是肉欲的也是纯精神的，它总是指向别人的妻子。《特里斯坦》就是一首描写通好的史诗。1800年前后，女人神话又重新出现。这个时期，通奸成为各种文学作品的主题。某些作家，如亨利·贝恩斯坦，竭力捍卫资产阶级制度，拼命把性冲动和爱情重新纳人婚姻的轨道。但在波托一里什的《情人》中也有较多的真实性，这部作品表现了两种价值秩序的不相容性。通奸也许只会随着婚姻本身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婚姻的目标是让男人免受他自己的妻子的影响：但其他女人对他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于是他将会转向她们。女人也有意介乎于此，因为她们在反抗旨在剥夺她们一切武器的事物秩序。为了把女人从大自然当中分离出来，通过礼仪和契约让她受男人的支配，她被赋予了做人的尊严，被赋予了自由。但自由恰恰意味着避免一切征服。若把自由给予本来拥有有害魔力的人，她就会变成危险人物。由于男人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搞折衷，她变得更加危险。他只有在把女人变成仆人，并使她的超越性受挫时，才可以在男性世界上对她予以承认。给予她的自由只有消极用途，她情愿抛弃这种自由。女人只有当了俘虏才是自由的；为了重获她身为自然客体的权力，她放弃了做人的这种特权。她白天昧着良心去扮演顺从仆人的角色，夜里却变成了一只猫或席。她重新裸露出她那冰肌玉肤，或者，骑在扫帚柄上，去参加魔鬼舞会。她的确在对自己的丈夫施展夜间的魔力，但向丈夫隐瞒她的身体变形要聪明一些。她情愿把陌生人当做猎物，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支配她，而她对于他们仍然是草木、泉水、星辰和女巫。所以，她注定是不忠的：这是她的自由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形式。她的不忠甚至表现在她的欲望、想法和意识之外。由于她实际上被看做一个客体，她被供给了任何一个愿意占有她的主体。不论是关在闺房里还是藏在面纱下，若说她不会引起某人的欲望，都是大可置疑的。而唤起陌生人的欲望就是击败她的丈夫和社会。但是，进一步来说，她在这种行为中往往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她只有用欺骗和通好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并揭露男性自负与虚伪。这就是为什么丈夫的妒忌一触即发的原因。我们在传说中看到，一个女人可以无缘无故地受到怀疑，稍有疑点便遭到谴责，如布拉班特的热内维埃芙和苦丝狄蒙娜。甚至在产生任何怀疑以前，格赖斯尔达就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若女人事先并没有什么疑点，这个故事就荒谬了。毫无疑问人们要去证明她的不检点：这是在让她去证实自己的清白无辜。
的确，这是妒忌心无法满足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占有不可能绝对实现；即便是不许其他一切人来提水，一个人也不可能占有他用来止渴的泉水：他虽然妒忌，却完全明白这一点。女人一般是易变的，如水一般流动；人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违抗自然的真理。纵观整个文学作品，从《一千零一夜》到《十日谈》，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比男人计胜一筹。而且，他做看守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让他——以父亲、兄弟和丈夫的身份——为女人行为负责的是社会。由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她被迫操守贞节，因为每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的确是自己父亲的儿子。
但是，迫使女人准确地适应社会所强加于她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男人的双重要求使女人注定要表里不一：他想让女人属于他，又想让她无关于他；他希望她既是仆人又是妖妇。但在公开场合他只承认第一种要求，第二种要求是不公开的，他把它藏在自己精神与肉体的深处。它与道德和社会背道而驰，是邪恶的，有如他者，有知难以驾驭的大自然，有如“坏女人”。男人并非完全献身于他所树立并声称要实行的善，他与恶保持着可耻的联系。但是，不论惑是否敢忘乎所以他表现它本来的面目，男人都会群起而攻之。在橡胶的夜里，他求女人去造爱，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又否认自己与这一罪率及美丽的罪人有任何关系。而女人，本身在床第秘处是罪人，却唯有在崇拜贞操时才越发热情。正如在原始人当中男性是世俗的，女性是有宗教神秘魔力的，在近代社会，男人行为不检点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过失，常常受到宽容。即使男人违犯了社会法律，他也仍旧是社会的一员。他不过是一个印一戏wt讨厌的孩子〕，不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多大威胁。一另一方面，若是女人逃避了社会惯例，她就会重返大自然，再度变成恶魔，在群体之中释放出无法驾驭的邪恶力量。恐惧始终和对女人放荡行为的指责混在一起。如果丈夫未能让妻子保持贞操，他就要分担她的过失。从社会角度来看，他的不幸是对于他的名誉的一种污损。有些文明非常苛刻，要他杀死不道德的妻子，以同她的罪过划清界线。在其他文明，讨好的丈夫受到嘲弄和惩罚，人们让他赤条条地骑着公驴游街示众。社会还会在丈夫的住处严惩这个有罪的人：她冒犯的不仅仅是他，还有整个集体。这些习俗在迷信的、神秘的西班牙，一个受肉欲威胁的淫荡国度，以一种特别严厉的形式存在着。卡尔德隆（Cald）。洛尔卡和巴莱·因克兰在许多剧作里采用了这一主题。在洛卡尔的《贝尔纳达之家》中，村里人纷纷传说要惩罚一个被诱好的姑娘，要用燃烧着的煤炭把她烧死在“她造率的地方”。在巴莱·因克兰的《圣词》中，通奸的女人仿佛是一个和魔鬼跳舞的女巫；她的过失一被发现，村里人就群起而撕光她的衣服，把她给淹死。根据许多传统，有罪的女人都要这样被判剥光衣服，然后或被乱石砸死，如圣经所记述的，或被活埋和淹死，或被活活烧死。这些酷刑的含义是，在剥夺她的社会尊严之后，以这种方式把她还给大自然；她通过自己的罪孽释放出了邪恶的自然放射物：赎罪以一种神圣的狂欢形式进行，女人们在盘问、殴打和残杀这个有罪的人时，轮流释放出源于神圣的然而又是有益的自然的液体，因为这些报复者的行为要和社会惯例保持一致。
随着迷信的减弱，恐惧的消散，这种野蛮的酷刑也消失了。但是在乡间，无神的吉普赛人仍以怀疑的目光去看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肆意利用勉力的女人——女冒险者、利用色相勾引和敲诈男人的荡妇、加规加联〔妖女人〕，仍属于令人不安的那一类人。在好莱坞影片中的坏女人身上，残留着喀耳刻的形象。女人们仅仅由于自己美丽就像女巫一样被烧死。古代的恐惧，在维护本地风化的虚伪掩饰下，始终出现在生活放荡的女人面前。
对于想冒险的男人来说，其实正是由于这些危险才让女人变成了诱人的猎物。他蔑视婚姻权利，不接受社会法律的支持，想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将她征服。他想占有女人，甚至她反抗他也在所不顾。他追求她时所利用的正是她用以摆脱他的自由。但这是枉费心机的。人在自由时不再扮演角色：自由的女人在违反男人意愿时往往是如此。甚至睡美人也可能不乐意醒来，也许她根本不认为把她唤醒的人是迷人王子，也许她不会微笑。公民凯恩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所保护的女人被认为是在受压迫，他的慷慨被揭示为是对权力和专制的一种意愿。主人公的妻子在听他讲自己的英雄事迹时心不在焉，诗人所梦想的缪斯在听他朗诵诗歌时可能在打哈欠。女战士可能感到厌倦，木愿意去打仗；她也可能会得胜。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今天的许多美国女人，都把她们的任性，或她们的支配，强加在男人头上。灰姑娘究竟在哪里呢？
男人想给予，而此时女人却要为自己索取。这将是一个自卫问题，而不再是一场游戏。从女人有自由时起，她只有一种命运，即为了她自己而去自由地创造。于是两性关系成了一种斗争关系。既然成了同类，女人就仿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如她身为异己的大自然的一部分面对男人时那样。贪婪的雌昆虫（螳螂和蜘蛛）的神话代替了勤劳的蜜蜂或鸡妈妈的神话。雌性不再是在抚育小动物，宁可说是在吞食雄性动物，卵子不再是丰富的贮藏室，宁可说是用惰性物质营造的陷阱，精子在里面被阉割、被淹没。子宫，那温暖、宁静和安全的避难所，变成了由体液组成的肉质部分，食肉植物，会收缩的黑暗深渊，里面住着一条毒蛇，它在不停地消耗着男性的体力。基于同样的辩证逻辑，性爱对象变成了施展妖术的人，仆人变成了叛徒，灰姑娘变成了吃人的恶魔，而女人全都变成了敌人：这是男人在虚伪地把自己树为唯一的主要者时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和其他外表一样，这种充满敌意的外表也不是女人的最后面目。相反，在女人世界中引入了善恶对立说。毕达哥拉斯把善的本原比做男人，把恶的本原比做女人。男人想通过占有女人克服恶的本原；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正如基督教通过引入“赎罪”和‘欺世”这些观念，赋予“罚太地狱”这个词以完整的意义那样，坏女人的形象也是在同圣洁女人的形象对比时才显得格外突出。“关于女人的争论”从中世纪延续至今。在争论的过程中，某些男人只想承认他们所梦想的是死后升入天堂的女人，而另一些人则只想承认他们梦想的是破灭的、被逐出教门的女人。但是实际上，如果说男人可以在女人身上发现一切，那是因为她具有这两种面目。她以活生生的肉体形式，代表了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一切价值与反价值（the values and anti－values）。十分清楚，善与恶在这里以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与不忠的情妇的形式处于相互对立之中。在《兰达尔王，我的儿子》这首古老的英国民歌中，年轻的骑士被清如下了毒，后来回家时死在母亲的怀抱里。里什潘（ffichpin）的《圈套》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但总的看来，它更为悲凉、粗俗。天使般的米卡伊拉同邪恶的卡尔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忠实的未婚妻，有耐性的妻子——都在准备抚慰“荡妇”和女巫给男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在这明显固定的两极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群模棱两可的人物。她们可怜而又可恨，有罪而又受害，风骚而又软弱，如天使又似魔鬼。女人就是这样提供了极其多样的行为和传感，以刺激男人，丰富他的生活。
男人为女人有这种复杂性而感到高兴：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仆足以令他神魂颠倒——而且，无需付出太高的代价。她是天使还是魔鬼？反复无常使她变成了斯芬克司，谈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巴黎一家最有名的妓院，是在司芬克斯的保佑下并以它为标志经营的。在女性的全盛时代，在女性紧身胸衣。保尔·布尔热（Paul Boung）、亨利·巴塔耶及法国的康康舞风靡一时的时候，斯芬克斯这个主题也极为盛行：“你是谁，你来自何方，奇怪的斯芬克司？”在女性神秘性这个问题上，梦想和争论一直没有结束。长期以来，男人之所以不许女人放弃长裙、村裙、面纱、长手套和高跟鞋，的确是为了保持这种神秘性：对于他者差别的任何强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因为男人想占有的正是这样的他者。我们发现，阿兰·富尼埃在责备英国女人的握手方式和男人一样坦率的同时，又为法国女人的端庄而含蓄感到激动。如果女人要像遥远的公主那样受人仰慕，她就必须是神秘的、不为人所知的。没有理由认为富尼埃在生活中对女人特别恭敬，但他却把童年和青年时的全部惊叹，对失去的乐土的全部怀恋，都倾注到他所塑造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的最重要美德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的那幅伊冯娜·德·加莱画像就是用银白色和金黄色描绘的。
但是，男人甚至喜欢女人的缺点，只要这些缺点能引起神秘感。有一位男人对一位知识女性权威地说：“女人应当任性。”任性是难以预料的，它让女人犹如水中涟漪一般优美；虚假用迷人的映像使她格外生色；风骚乃至堕落为她带来了浓郁的芳香。她欺欺骗骗并躲躲闪闪，她令人难以捉摸并两面三刀——正因为如此，她才极大地迎合了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玛雅，有无数个假象。把司芬克斯描绘成年轻女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处女性是最令男人激动的秘密之——他们越是放荡，就越是如此。少女的纯洁为各种放纵带来了希望，无人知晓她的单纯暗藏着怎样的堕落。她虽然接近动植物，但对于社会形式来说却已经是可以修正的，她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她羞怯的女性气质不会引起任何恐惧，只会引起稍稍的不安。我们认为，她是女性神秘的有特权的代表者之一。然而，当“真正的少女”消失时，对她的狂热崇拜也变得过时。另一方面，妓女的形象在《玛雅》一剧中扮演的这种形象，在法国舞台上获得了极大成功，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重要性。这种可塑性最强的女性典型，给描述堕落与美德的伟大剧目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对于谨小慎微的清教徒来说，妓女是邪恶、羞耻、疾病和该进地狱的化身，她引起恐惧和憎恨。她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但却委身于每一个男人，以这种交易谋生。这样，她便重获了以前只有放纵无度的大母神才能享有的令人畏惧的独立，并且是尚未被男性社会神化的、仍具有害人魔力的女性气质的化身。在这种性行为中男性不可能认为她是属于他的；他仅仅把自己交给了肉体这个恶魔。这是一种特别令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感到愤恨的羞辱和玷污，他们认为这个肉体或多或少是可恶的。另一方面，若男人不害怕这个肉体，他将享受到通过妓女给予的、慷慨坦率的肯定，将通过她感受到未曾被道德淡化的、浓缩着的女性气质。他将在她的身上重新发现那些有魔力的美德，这些美德以前曾让女人和星辰及大海结成姐妹。有一个叫亨利·米勒的人，在和妓女同床共枕时感觉到，他可以触探到生命、死亡和宇宙深处发出的声音；他在插入阴道那潮湿的幽深处时，遇到了上帝。既然她属于贱民，处于道貌岸然的道德世界的边缘，那我们也可以把‘血止仲树”〔妓女〕看成是所有正式美德对她都不起作用的人。她的低下地位使她同真正的圣徒相关联，因为曾被蹂躏的人会变得高贵起来。玛丽·马格达莱娜（Meq Medene）是基督的宠儿；罪孽比虚伪的美德更容易打开天堂的大门。阳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果尔尼科夫，跪在索尼败的脚下，牺牲了引他犯罪的那种男性的傲慢自尊；由于谋杀，他使每个男人都有的那种分离意愿变得更加强烈了：一个谦卑的、屈服于一切人又被一切人所抛弃的妓女，能够极其友善地接受他的退位声明。机正似体做女〕这个词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鸣。因为许多男人梦想堕入歧途，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不可能轻易获得积极表现出来的恶，连穷凶极恶的人也害怕作恶多端。女人可以让人们进行恶魔崇拜而又不会冒多大风险，因为撒旦会不邀而至。她处于男性世界的边缘，与她有关的法令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但她也是一个人，所以通过她可以偷偷地反抗人的法律。从缨塞到乔治·巴塔耶，真正的极其销魂的放荡，都是和妓女一起所进行的那种放荡。德·萨德侯爵（the Mmpis de Sad）和萨谢一马索克让他们自己对女人的无法消除的欲望得以满足。他的追随者，以及大多数有“恶习”要满足的男人，一般都转向妓女。在一切女人当中，妓女对男性最顺从，可是也较能摆脱他。正因为如此，她们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然而，任何一种类型的女性——处女、母亲、妻子、姐妹、女仆、情妇、十分贤淑的女人以及和蔼可亲的婢妾，都可以把男人的欲望概括为见异思迁。
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应当揭示个人对多面神话中的这一面或那一面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是，一切情绪、魔念和精神变态中都含有这种神话。许多神经症的根源，都在于对被禁事物的疯狂迷恋，而这种事物只有在禁忌以前已被确立起来时才可以出现。来自外部的压力不足以解释它的出现。实际上，社会禁令不仅仅是惯例，除了别的，它们还有每个人都自我感受到的发展含义。
例如，考察一下“恋母情结”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往往认为，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本能趋向同社会法规之间的斗争，其实它首先是一种主体本身当中的内在冲突。婴儿对母亲乳房的依恋，最初是直接地、一般地、内在地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依恋。断乳引起的抵制，是遗弃引起的抵制的始点，一旦个体作为一个分离于整体的人出现，他就被判处在这一点上。只有从那时起，并且只有在他较为个体化、较为独立时，才可以把“性”这个术语，用在他对此后与他的肉体相分离的母亲肉体的爱恋上。因而，由于他者的存在，他的肉欲是定向的，它朝着一个与他相异的客体超越。但是，孩子对他自己是主体认识得越迅速、越坚决，同他自主性相对立的那种肉体纽带，就越会对他加以折磨。因此他避开母亲的抚摸；而她的权威，她对他的权利，有时还有她的出现，都会让他产生一种羞耻感。意识到她是一个肉体尤其令人感到尴尬和厌恶，所以地避免想到她的身体。在他的父亲或继父或请人所引起的恐惧感中，与其说有一种嫉妒的巨大悲痛，不如说有一种耻辱感。他一想到母亲是一个肉体的人，就会联想到他自己的出生，而这是他极力想否认的经历，或至少想赋予它以伟大宇宙观象的尊严。他觉得他母亲应当是大自然的概括，而大自然包围了一切人，不归任何人所有。他对母亲成为某个男人的猎物之所以表示愤恨，并不像人们通常坚持的那样，是因为他想自己占有她，而是因为他希望她能超脱一切占有；她不应当有妻子或情妇的那些可鄙特征。不过，在他青春期出现男性特征时，则完全可能发生母亲的身体让他产生性冲动的情况。但这是因为她使他想到了一般的女性。看到大腿或乳房时引起的这种欲望，在年轻男人认识到这个肉体是他母亲的肉体时，往往就消失了。性倒错的例子很多，因为，青春期既然是一个紊乱期，也就是一个性倒错期，于是厌恶引起笃圣，而诱惑则产生于被禁的事物。但不应当认为儿子最初就十分想和母亲性交，是外部禁令的干涉专横地阻止了他。相反，产生欲望恰恰是因为在个体本人的心目中确立了禁令。这种禁令是最常见的一般反应。但是，禁令在这里仍不是来自压制本能欲望的社会法规。相反，尊重是对最初厌恶的升华；年轻男人不愿意把他母亲看成是肉体的；他要美化她，使她和社会上的让他崇拜的神圣女人的纯洁形象相一致。于是，他致力于强化与下一代幸福有关的母亲的理想形象。但这一形象之所以十分有力，仅仅是因为它为一种内在的、个别的辩证法所致。既然每一个女人都有女人的因而母亲的一般本质，那么毫无疑问，男人对母亲的态度，将在他和妻子或情妇的关系中引起反响一一一一xru这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简单。在肉体上对母亲感到明确性欲的青少年，完全可能只是在渴望一般女人。倘若如此，不论什么女人都可以满足他的热情冲动，因为他不是乱伦怀旧的牺牲品。反之，在纯精神上对母亲表示尊重的年轻男人，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希望女人能享有母亲那种纯洁。
性，因而通常也是女人，在正常与反常这两种行为中的重要性，无疑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其他客体被女性化这种情况有时也可能会发生。既然女人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男人虚构的，那么他也就能够在男性身体上把她给虚构出来：在鸡好时某种性的界线依然存在。但通常，女人是被追求者，这在女性化的人们中间是无可置疑的。正是通过她，通过最好的她和最坏的她所具备的品质，身为一个年轻学徒的男人才听说了幸福与痛苦，恶习与美德，淫欲与克制，奉献与专横——他作为一个学徒学会了认识他自己。女人是运动和冒险，但也是一场考验。她是胜利的喜悦，也是战胜残留着的受挫感的更具有苦涩味的喜悦；她是毁灭的眩晕，是对地狱和死亡的迷恋。整个有意义的世界，只有通过女人才能够存在，她是男人的行为与情感的本体，所有能唤起他们自由的主动性的价值的化身。可以理解，即便是以最残忍的失望来惩罚，男人也不会愿意放弃包容他所有梦想的梦想。
因而，这就是女人具有双重欺骗外表的原因：她是男人梦想的一切，也是他不能获得的一切。她是仁慈的大自然与男人之间的理想调解者，也是尚未征服的大自然的诱惑，和一切善相对立。从善到恶，她是所有道德价值的化身，也是反对这些价值的化身。她是行动的主体，也是行动的任何一种障碍，是男人对世界的把握，也是他的挫折。所以，她是男人对自己的生存以及对他所能够赋予这一生存的任何表现的全部反映的起源与根源。可是，她也极力让他离开自我，陷入默默无闻与死亡。她是仆人和伙伴，但他也期望她是他的观众与评论者，能够证实他对存在（being）的感觉。然而，她却以淡漠乃至愚弄和嘲笑来反对他。他把他的向往与恐惧、他的爱与恨全都投射到她身上。如果说对于她特别说点什么是十分困难的话，那是因为男人想通过她寻找完整的自我，因为她是全部（An。就是说，在次要者这个意义上，她是全部，即她完全是他者。而作为他者，她又与她自己是有区别的，与人们所期望的她是有区别的。她既是全部，又不完全是这样；她是永恒的欺骗，是那种既不能顺利获得，又不能完全协调和全体生存者关系的生存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