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某些十分重要的真理。人类不是动物，而是一种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种非自然的生成体——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同自然对立的。它不是被动地服从自然存在，宁可说它是按照本身的意愿接管了自然的控制权。这种超越本分的行动不是一种内在的主观行为，它是在实践活动中客观地完成的。所以，不能只把女人看成是一个性的机体，因为在生物学的诸种特性当中，只有那些在活动当中能表现出具体价值的特性才有其重要性。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征专门确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这种处境反过来又表明了人类所达到的技术发展阶段。如我们所见，从生物学上讲，女人具有下面两个主要特性：她对世界的把握不如男人广泛，她受物种的奴役更深。但是，这些事实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对世界的把握从未依靠过一个裸露着的身体：手的五指已经在预示用以增强力量的工具即将出现。我们从史前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证据发现，人始终是武装起来的。在挥舞大棒以捕捉陷于绝境的野兽的时代，女人的柔弱身体的确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劣势：只要使用工具需要付出的体力稍微超出了她力所能及的程度，就足以让女人一筹莫展。然而另一方面，技术却可以消除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只有需要才能使富足的体力产生优越性，体力过强并不比体力适度更好。因而对许多现代机器的控制只需要部分体力资源。如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没有超出女性的能力，就此项劳动而言，她和男人就是平等的。当然，今天大量显示出来的能量可以靠按电钮来控制。至于母性负担，则随着国家习俗的不同而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重要性：如果女人被迫多次怀孕，如果她被迫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抚养孩子，那么这种负担就是摧残性的。但是，如果她的生育是出于自愿，如果社会在怀孕期间给予她帮助并关心儿童的福利，母性负担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随着劳动条件的适当调整，这种负担可以很容易得到抵消。
恩格斯根据这一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回顾了妇女的历史。他指出，这一历史主要有赖于技术发展史。在石器时代，土地归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原始体犁的不完善限制了农业发展潜力的发挥。所以，女人的体力对庭园种植业是胜任的。在这种原始的劳动分工中，两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平等的。男人狩猎捕鱼，女人则留在家里。但家务劳动也包括制陶、编织和庭园种植之类的生产劳动，因而女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铜、锡、青铜和铁的发现以及犁的出现，农业的范围扩大了。开垦林地和农田耕作需要集约劳动。于是男人便求助于其他男人的劳动，这使一些男人处于奴隶地位。于是出现了私有制：男人成为奴隶或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点应当由旧的劳动分工的瓦解来解释，而这种瓦解是发明新工具带来的后果。“从前保证妇女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咱而，母权让位于父权，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不再由女人传给她的氏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家庭的出现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女人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处于主权地位的男人沉溺于淫乱之中，放荡不羁，其中包括和奴隶、妓女通奸，或者实行一夫多妻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当地习俗尽一切可能造成了相互性，妻子就会以不忠进行报复－一婚姻通过通好得以自然实现。这是女人反抗把她关在家中当奴隶的唯一方式。是经济压迫造成了让她处于被征服者地位的社会压迫。在男女两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以前，平等地位不可能重新确立；但要获得这种政治权利，全体女性就必须参与公共行业。“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因此，女人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倍倍尔在论述妇女的伟大著作中就这样指出过。他说，“女人和无产者同样受到跃随”。两者同样由于经济发展而获得解放，而这一发展是机器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的结果。妇女问题被归结为她的劳动能力问题。女人在技术与她的能力相适应时是有权力的，在失去利用技术的地位时，便失去了权力。在现代世界，女人重新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古老父权制所造成的阻力，在妨碍着这一平等的具体实现；冲破这一阻力之时，便是实现平等之日。据苏联宣传，这在苏联已成为事实。一旦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普遍建立，将不再有男女之分，而只有以平等为基础的劳动者。
由恩格斯概括的这一理论体系，显然比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仍感到失望——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给忽略了。整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可是这一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却没有指明。恩格斯本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现在我们对此毫无所知。”他不但对历史的细节毫无所知，甚至也没有提出任何解释。同样，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不是清楚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尚有待解释的事实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未经讨论就假定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但是这种利益，亦即社会制度的起源，它的起源又在哪里呢？所以，恩格斯的论述也不是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的，附属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越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真理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整个的人，而不是那种抽象的人的经济学。
例如，看来很显然。只有参照生存者的固有条件，才能够理解“私有”这个概念。私有制要出现，主体就必须从开始就有一种认为自己在根本上是个体，并坚持他生存的自主性和分离住的倾向。我们可以看出，若是个体在客观上不具备实现它的实际手段，这种肯定就永远是主观的、内在的、无效的。如果没有适当的工具，他当初就不会感到有支配世界的任何力量，他就会感到自己失落在自然和群体之中，是被动和受威胁的，是模糊力量的玩物。只有同氏族一致时，他才敢考虑他自己二图腾、超自然力和大地是群体的规实。青铜的发现，使男人在艰苦生产劳动的体验中，发现自己是个创造者。他由于能够支配自然，也就不再对它感到恐惧，而且通过排除种种障碍这一事实，他获得了把自己树为自主的主动力量，作为个体去实现自我的勇气太但是假如男人当初没有这种意愿，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劳动的教训不会铭刻在被动主体的心中：主体在塑造和驾驭土地的过程中，也在塑造和驾驭他自己。
另一方面，肯定主体的个体性也不足以解释私有制：每一个有意识的个体，通过挑战、斗争以及一对一的决斗，都会把自身提升到主权地位。要让挑战具有周池师〔印第安在宗教节日交换礼物〕或正式交换礼物的形式，即具有经济竞争的形式，要此后先让氏族首领，继而让氏族成员要求有对财产的私有权，人类就必须有另一种固有的倾向。如我们在前一章 所看到的，生存者只有通过疏远，通过异化，才能够顺利发现自我；他想借助于世界去发现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既要有别于他自己，又要属于他自己。氏族在图腾、超自然力和它所占据的地域中，遇到了它本身的异化存在。当个体逐渐同公社有区别时，他要求个人能够得到体现。超自然力先是在氏族首领，而后又在每个人那里个体化了。同时，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块土地，占有工具和收成。男人在属于他的这些财产中找到了自我，因为以前他曾在它们当中失去了自我。所以可以理解，他对财物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重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男人在他财产中的利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关系。但我们认为，这不能单靠工具去解释：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男人在使用工具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暗示了一种本体论基础，一种类似于他的存在的基础。
基于同样理由，也不可能从私有制推导出女人受压迫的结论。思格斯观点的不足之处，在这里又一次是明显的。他看得很清楚，只有在涉及到青铜和铁的工具时，女人的体力弱点才会成为其劣等性的真正关键。但他没有看到，只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女人在劳动方面的有限能力，才会构成具体的不利条件。正因为男人是一个超越的、有抱负的人，他才会在每一种新工具出现时表现出新的紧迫感：他一旦发明了青铜工具，就不会再满足于庭园种植——他渴望开垦并耕作大片土地。这种欲望并不是由于青铜工具本身才出现的。女人的无能导致了她的毁灭，因为男人从他为致富和扩张而进行设计的角度去看待她。可是这种设计仍然不能解释她为什么受压迫，因为两性的劳动分工可以意味着结成友好联盟。如果男人同他的伙伴的固有关系只能是一种友谊关系，便无法解释任何形式的奴役。但事实并非如此。奴役这种现象是人的帝国主义意识的结果，这种意识总是想以客观方式行使它的主权。如果人的意识不曾含有他者这个固有的范畴，以及支配他者这种固有的愿望，发明青铜工具便不会导致女人受压迫。
恩格斯也没有阐明这种压迫的特殊性质。他试图把男女之间的对立归结为阶级冲突，但他在这样做时是半心半意的，因为这个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当然，依照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确实令人想起按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分工，但要把两者混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首先，阶级分化不具备生物学的基础。此外，服苦役的奴隶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同主人是对立的。无产阶级总是用起义来检验自身的条件，从而重新成为主要者，对剥削者造成威胁。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我在序言中已经指出，女人的处境是多么地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共同的生活与利益使她和男人团结一致，此外也是因为男人发现她是一个同谋者。她不想革命，也从未想过自身作为女性的消亡问题——她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消除性差别带来的某些后果。
更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当简单地只把女人当做从事劳动的人。因为她的生殖功能和她的生产功能同样重要，无论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恩格斯忽略了这一点，仅仅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要废除家庭Th－一这种解决方法当然是抽象的。我们都知道，苏俄根据生产的直接需要同再生产的直接需要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家庭政策上作出了多么频繁、多么彻底的调整。但就此而言，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斯巴达和纳粹制度之类的例子证明，尽管女人直接依附于国家，但她仍可能受男性的压迫。
真正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所关心的是，既要主持正义，又不能压制自由；既要让个人承担义务，又不能取消个性。而根据这一原则将会发现，妇女状况提出的问题使它面临十分难堪的境地。完全符妊娠等同于一项任务，一件工作，或服兵役之类的服务，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女人生育给女人生活所带来的干扰，比调整公民职业所带来的干扰更严重——还不曾有哪个国家敢建立义务性交制度。性行为和母性义务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女人的时间和体力，而且还有她的基本价值。由于不可能把性本能置于典章制度的规范之下，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对性的这个戏剧化方面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的确，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在性本能当中未必不含有满足性本能的否定因素。可以肯定，性本能不允许把自身同社会融为一体，因为在性冲动当中存在着瞬间对时间的反抗，存在着个性对共性的反抗。如果人们打算指挥共利用性本能，则有扼杀它的危险，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任意处置惰性物质那样，去任意处置活动着的自发性，更不可能像可能获得的特权那样，去通过暴力予以获得。
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强迫女人去生育：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她置于其唯一出路是做母亲的处境中——法律或社会习俗要求人们必须结婚，不许节育和堕胎，不许离婚。这些古老的父权制戒律正是今天苏俄正在恢复的东西。俄国恢复了婚姻的宗法观念。它在这样做时，不得不一再要求女人成为性爱的对象：最近的一份声明就要求苏联女公民仔细注意她们的装束，要求她们使用化妆品，要求她们利用调情艺术去控制自己的丈夫，煽起他们的欲火。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把女人单纯看做一种生产力是不可能的：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都不约而同然而却是枉费心机地去禁止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并宣称个性的、个人的戏剧有悻于忠实结合于社会的公民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性体验依然是这样一种体验：它的共性总是被它的个性所剥夺。而对于以消灭阶级而不是以消灭个人为目的的民主社会主义，个人的命运问题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因此性差别也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让女人与男人相联系的性关系，同男人提供给女人的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把女人同孩子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纽带。女人不仅仅是青铜工具创造出来的，所以单靠机器也不会把她消灭掉。为女人争取每一种权利，争取每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认识这一处境，我们必须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因为它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
所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也不接受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成“男性化抗议”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阴蒂”与“阴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可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的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优点在于生存者即身体这个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身体相对的身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表现了他的生存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生存者的本体论愿望，亦即生存者为形成而制定的设计，依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尤其是依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采取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除非把这些愿望融到人的整个现实当中，否则单靠性欲和技术什么也解释不成。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似乎是根据反复无党的神秘命运出现的。我们在试图揭示女人对，不会否认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一些贡献；但我们会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体力、阴jing和工具，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它有赖于生存者用以追求超越的基本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