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
昨天晚上，龙和周离开了我的家。他们今天要动身，怎样走，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对我讲，我也没有问。我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他们一路平安抵达香港。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现在忙于收拾东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许这和我的糖尿病有关。但是，这不要紧，我差不多已经闯过来了。总会成功的！妻子说得对，不要在最后一刻发生"抛锚"，她在最近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她当然认为，我应该以最最安全的方式(乘坐炮艇)走，不要像克勒格尔那样坐运货车，而且还是在敞开的车厢里，免得最后又得了什么病。就这么做，妻子，别担心！"蚕豆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人就威尔逊大夫的信已拒绝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将豆子交给自治委员会，否则这货物不许运人。由于我们这批蚕豆是在上海买来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交出去。而且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日本人突然拒绝自治委员会把豆子分配给我们的各个难民收容所。此外，这些蚕豆是委托鼓楼医院代销的，就是说，日本人试图禁止把粮食交给私人机构。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与英国大使馆一道)作出努力，促使日本人改变态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据我刚才听说，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一致决定，给上海西门子洋行发电报，请求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神经的确有些吃不消了，我真想出去休假旅行。此外我也担心洋行的人会认为，是我本人叫人拍这份电报的，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具外，我已经把所有小件物品都包装好了，此刻我就坐在已空出了一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舒适设备。大件家具和已装好的木板箱，我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请韩(湘琳)看管。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
1938年2月14日难民
1937年12月下半月难民的人数达到最高点时，在25个难民收容所里共有6.9406万人。1938年1月25日有6万人，而今天在24个难民收容所里只有3.5334万人。从1月28日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发布命令，要难民最迟于2月4日离开难民收容所以来，收容所的难民人数曾减少了2.5万人。我们可以看作为成果的是，在上海的日高先生到达后，日本人根据我们的抗议，秘而不宣地表示同意不再使用武力在2月4日将难民赶出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同意只是对我们委员会秘密作出的；1月28日发布的命令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日本人通过自治委员会的代表于1月30日检查了难民收容所后，还强调重申了这项命令。国际委员会也建议有条件的难民返回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回家只能逐步进行。应该预见到，数万名难民中特别是寡妇、丈夫被抓走的女人以及房子完全被烧毁的那些人，要过几个月后才能回去。这些人当然必须在特别为他们而建立起来的难民收容所里受到照顾。根据日本当局对返回自己住处的家庭登记的报告，今天在安全区内还有15万人，而今年1月份是25万人。由于回到自己住所的家庭仍然需要我们帮助，因此我们在最近为重新定居而开放的每个区内都设立了一个恢复秩序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援助
现在仍看不出短时期内有重新启动经济生活的迹象，甚至不久将有经济生活的希望也甚微，某种程度的局部性生产也不可能。至于安排好在城墙内外小块田地和小菜园春播春种，也是困难重重。许多地段、建筑物、设施以及储备都已被毁坏，只有极少数工人为日本军队和其他日本当局工作而得到报酬。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生活的复苏在今后几个月内是不可能的。形势的严峻还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剧：大部分市民都是依靠带来的储备粮食生活，这些储备每天都在减少，毫无疑问不久就会耗尽。因此可以预见形势还将恶化，在今后数月中要求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援助。行政管理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目前的一切救济工作均由组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实施。由于在元月的最后几天有五分之二市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安全区与市区其他部分之间的严格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国际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继续进行工作。
国际委员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与它共同从事了大规模的粥厂工作。此外，委员会还和红卍字会合作主持两个大粥厂，红卍字会同时负责掩埋尸体，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个组织虽然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今天在城里各个地方还有3万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近郊下关。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关心中国的伤兵，对大学医院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而原先的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因此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我们与自治委员会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以前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在新岗位上，只要是在日本当局许可的范围内，都和我们进行合作。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开放禁令，通过他将大量的米和面粉出售给居民。为此目的，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从圣诞节以来(早在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这些人合作将粮食和燃料运进城内。正是这个委员今天领导着自治委员会的汽车修理厂，实际上负责全部车辆的调度，并负责车辆优先供社会服务使用，然后才派其他用途。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与自治委员会下属的救济课的合作。救济课与我们的恢复秩序部之间每周共同举行数次座谈会。尽管实际效果要将来才会显示出来，但这两个组织已经提出了恢复秩序工作的共同计划。实际合作工作按两种方式进行。一些难民来自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他们想返回家乡，对此，自治委员会将努力为他们争取免费运送，我们委员会则准备给这些难民每个人发一小笔回乡救济现金，以帮助他们克服回乡开始时的生活困难。日本当局交给自治委员会2000袋米供免费分发。自治委员会将应由其救济课分发的这批储备粮中的绝大部分，先在安全区外面他们的店里出售，出售所得的米款再分批交还给救济课。目前救济课已经声明，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将对从我们难民收容所返回自己家园的每个家庭免费发给一小部分储备米。
我们与日本当局的合作，至今实际上只停留在他们默认和容忍我们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上，但他们同时试图竭力限制我们的工作。最近几周来，这种限制已有所放松。他们曾允许向安全区运进了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这些米其实不是给我们委员会的)；他们还答应不用武力将难民赶出安全区；他们允许我们将100吨蚕豆从上海船运到这里来；我们现在得到了给一位美国医生的入城许可证，这位医生以前就是鼓楼医院的工作人员，现在又回到南京。甚至在严格限制我们工作的时候即今年元月，日本人也允许自治委员会给安全区的粥厂供应煤，当然我们必须支付煤钱，因为这些煤是私人经营的。这些与我们难民收容所紧密合作的粥厂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分布面很广的利益团体。运回和分配储备粮
从1938年1月11日以来，日本当局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售米，但允许居民到位于安全区以外南边一里处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米，并将这些米带进安全区。开始只允许每个难民买2斗米，但后来允许买一整袋。最近，安全区外东边不远处的自治委员会另一家店也卖面粉，当然只能少量出售。此外，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不久前向安全区运进了给自治委员会的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
由于我们就地购买补充粮食或从上海进口粮食的努力受到日本人的阻止，我们的粮食储备已大大减少。目前我们还有1267袋米、266袋面粉和12袋蚕豆。因此我们目前的储备粮只能免费发放2个星期，即只够发到3月1日。现在我们就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即由红十字会在下关购买免费发放的米并支付米款。
我们今天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使我们的难民收容所能够直接向自治委员会的粮店买米，使我们自己少量的储备粮得以留作这个不可靠的供应渠道万一发生中断时使用。
上海的日本海军中将已签发许可证，准许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并在南京上岸，第一次突破了至今对粮食运往南京的禁令。
但是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却为蚕豆的到岸和运进城提出了先决条件，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蚕豆交给自治委员会。这批蚕豆原先是委托大学医院销售的，但是在事情办到一半的时候，医院向日本军队表态，请求自治委员会为医院运入这批蚕豆，储存在自治委员会的仓库里，并在那里免费分发给穷人。日本军队至今仍拒绝这项建议。我们委员会暂时还未下决心建议医院将这批货物无条件地交给自治委员会，因为蚕豆是用托付给国际委员会的钱购买的，因此国际委员会要对这批货物的最终去向负责。决定运入这批货物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看看这里的一个民间救济组织是否能够运入粮食。蚕豆是中国普通食品的重要部分，当前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免费将这批蚕豆发给穷人将会阻止营养不良状况的继续恶化，因此它对两个月来几乎只是以粥为生的南京居民有很大帮助。我们的医药顾问也建议食用蚕豆以防止脚气病。这种病已在难民收容所里出现了。
国际委员会竭力敦促日本当局发还前中国当局合法给予国际委员会的1.O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这项努力直到今天也未获成功(有关这方面的全部详情请见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1938年1月27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函件，文件号44)。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自己已无法向难民分发食物，我们将不得不改为发放救济现金，就是说，只要自治委员会还在出售米和其他食品的话。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12日，日本人只提供了5200袋米(包括前面提到的供免费分发的2000袋)和1万袋面粉。2月12日，日本当局通知自治委员会，他们将在6天内给自治委员会每天提供1000袋米，并说假如自治委员会能够运入这些储备粮的话，将会继续得到同等数量的供货。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在3天内总共只提供了2300袋米。但是，为了维持25万居民的生活，每天就需要1600袋米。因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私人口粮不久将用尽，目前供应的数量是绝对不够的，因而情况十分危急。日本人从占领南京以来，正式提供的全部食品还不够维持一个星期的。
约从1月底以来，允许农民们到城外的地里去取蔬菜等东西回来。但据这些人说，走那么远的路是不值得的，因为地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
凡是运给医院的东西，由于规模小，至今都是由外国炮艇运输的，可以毫无困难地运上岸，并交给医院。真正的困难是运进和分发给全体居民所必需的食品。财务预算
我们委员会的财产现在，总共有30万元。是由下述组织捐助的。
南京：
前南京政府8万元卖米收入1.3万元南京基督教徒战争救济委员会7000元小计10万元
上海：
中国银行家协会5万元美国红十字会2.5万元英国市长基金会2万元黄金律基金会(1900美元)6350元扶轮国际2500元西雅图中国俱乐部(610美元)2035元其他组织(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尚未转到我们的账上)10.9115万元
小计21.5万元
总计31.5万元
因为上述款项中有一部分为受行情波动的有价证券，为小心起见，我们将财产总数估定为30万元。
这里附上的财务预算是为了说明关于打算用作今后两个半月即至5月1日所必需的总款项。这项财务预算只包括我们目前所能支配的款项，只限于南京的工作，平均每人只有1.20元。
除了几个司机和苦力外，国际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志愿救援人员做的。至今我们发给中国的志愿工作人员只有每天的口粮和1角2分钱的菜金。但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并无其他任何收入，而我们又不想不必要地过度占用他们的救济储备粮，因此我们决定从2月1日起付给中国助手现金报酬，每人每月约为10元～35元左右，包括全部零星开支在内。在过渡时期，必须对人员进行工作调动，从难民收容所管理部到恢复秩序部等，我们总共需要420个助手，从事包括从苦力到委员的各种工作。其他
国际委员会很清楚，除了财务预算中列举的项目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工作也必须完成，而且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这些工作也是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此提出居民的健康状况。他们长期严重缺乏营养，每天的伙食经常只有两顿，而且只是稀粥。还有，这些人都是挤住在一起，生活在一种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它对孩子们、孕妇们和身体虚弱的人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些平民实际上应该在大学医院得到医生的治疗。而医院人员流失严重，缺乏经费，与工作范围的规模不相适应。医院的医疗工作应该相应地扩大，在各难民收容所和市区开设诊所，制定出一项医疗卫生工作和注意观察居民健康状况的计划。
自治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最多只能维持一所医院，即便是这样，也只是为了不丢面子。
此外，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一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口的栖霞山难民营；还收到了有2000名难民的葛塘集需要救济的请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本城居民区的艰难和贫困，也应该考虑到有许多人是从外地逃难到这里或是被驱赶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们想返回自己的家园；还有成千上万滞留在城里的乡村居民，此刻正在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
南京和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人们最多只能希望有一小部分田地会被耕种。当我们询问一些农民是否有春耕的种子时，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是否有足够的米话下去。金陵大学的5个大农场仅剩一点儿蚕豆，其余的一切都被日本军人抢走了或烧掉了，包括所有房屋、家具、库房和储备粮。其他上千个农场也是同样的痛苦命运。可惜我们不能直接采取行动恢复安全，使人们进行正常的劳动。但是，我们必须设法搞到种子。如果可能还要搞到耕田的牲畜。
尽管25万不同年龄的难民没有一所小学、戏院或体育场，但我们遗憾的是，还是不能考虑重新开放小学和娱乐场所，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结论
尽管有各种困难和不安全因素，国际委员会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努力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办事，虽然我们也经常会为大批一贫如洗的难民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济金而丧失勇气。国际委员会十分感谢许多友好组织给予它的慷慨的援助、很好的建议和巨大的关注。我们请求继续给予援助并提出建议，使我们的努力能够继续下去。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预算
(1938年2月13日通过)1．食品
5万难民2个月(3月和4月)需1万袋米，每袋价10元，计10万元附加食品3万元小计13万元2．燃料
每天供粥厂10吨煤2个月烧煤：600吨，每吨20元，计1.2万元3．恢复秩序
救济返回南京以外家乡的难民5000人，每人1元，计5000元救济2000户家庭(住在难民收容所内，自己原有住房被烧毁)每家10元，计2万元通过提供借款、劳动救济和各种项目的直接救济7.5万元
小计10万元
合计24.2万元4．行政管理(3个月：2月、3月、4月)
(1)中国助手的生活费用：
工作人员数每月3个月总部办公室13人170元管理房屋与难民收容所193人2350元食品部51人520元卫生部128人1640元恢复秩序部35人1050元
小计420人5730元1.719万元
(2)杂费：
人数3个月汽车：4名司机360元汽车修理费200元卡车：675车货物，米和食品及煤，每车2元1350元卡车修理费250元办公杂费100元
小计2260元
合计1.945万元5．计划外开支基金
如无更重要的开支，则用于恢复秩序的费用
总计(今天拥有的款项)30.145万元南京，1938年2月15日尊敬的拉贝先生：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了欢送您，定于本星期四下午4时在金陵实验小学举行告别茶会，敬请出席！
我们大家十分希望您能放弃您的旅行计划，在这个困难时刻不离开我们。南京还十分需要您。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签名：明妮·沃特林
2月15日
在我们委员会的上述报告中(它不得予以发表)，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红卍字会的说明，尽管它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至今还有3万具尸体尚未被掩埋(其中大部分在下关)。这些数字指的是那些最后被打死的中国士兵，他们拥挤在下关，没有能够渡过长江去。①——
(①译注：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遍及城内、城外，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日军杀害我同胞达30万人员有说服力的证据。据记载，慈善团体共掩埋18.5万余具尸体(其中，祟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红卍字会收埋4.3123万具，红十字会收埋2.268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私人共掩埋尸体3．5万余具(其中，湖南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收埋2.873万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收埋7000余具)；伪政权共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中，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组织收埋遗骨3000余具，伪下关区区长刘连祥组织收埋尸体3240具)。日军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部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人长江中。日军战俘太田寿男，攻陷南京时任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据他供认，曾与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800名士兵、10辆货物汽车和30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太田寿男负责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负责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江尸体有5万具，合计被日军毁尸灭迹的总数为15万具。由以上统计，可以得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由于拉贝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其所称红卍字会的说明仅是当时红卍字会主要在下关的埋尸情况。)——
为了和我告别，我的所有美国朋友一个接一个地邀请我，虽然他们大家自己也没有多少吃的东西。现在又轮到了明妮·沃特林小姐请我去喝茶告别。沃特林小姐在12月最恶劣的那些日子里，率领400名逃难的妇女和少女穿过城市，将她们安置到安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里，她由此赢得了我的特别尊敬。
英国大使馆的代表杰弗里先生今天答应我，他将为我向英国海军请求，让我或者乘2月22日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或者乘两天以后开航的英国炮艇"艾菲斯"号去上海，我可以带上一个佣人(经日本大使馆同意)。因此，还有一个星期，啊，然后就回国去啰！
2月16日
自治委员会吉米·王同时(暗地里)又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告诉我，中国人已决定把我们总部的房子宁海路5号买下来赠送给我们委员会。多么好的想法。自治委员会目前没有钱，不过这一点好像并不重要，我可以设想得出，现在的房主(银行团和张群部长)将为此目的赠送这所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用自治委员会花一分钱。
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带来消息说，"蚕豆问题"已获解决，已准许运进蚕豆，既可以在安全区内也可以在安全区外予以分发。
2月17日
很可能我将于2月22日或者23日乘"万通"号(就是要运送蚕豆到这里来的那艘轮船)离开这里。据我刚才听说，这艘轮船也被允许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上的难民(即尚在三桅帆船上的中国难民)带往上海去。邮政专员李奇先生正在和日本人商谈开放这里的邮政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在受到破坏的任何地区恢复通邮方面取得成功。南京，1938年2月16日电报致维克莱伊，黄金律基金会林肯大厦，纽约
汇款已收到，谢谢。25万南京平民中现在有5万人靠免费的口粮维持生命。因为经济生活估计在数月内不可能重新恢复，如不继续进行救济，形势可能还会恶化。我们打算扩大大学医院的医疗服务，救济数千个那些父亲或丈夫被杀死或被抓走的家庭，以及数千个被烧毁房子的家庭。我们想为耕种农田提供种子和耕畜，使南京周围地区的菜农和农民们能够重新开始农事耕作。没有一个家庭不在某种形式上遭受到战争的灾祸。因此我们请求继续予以救济。
菲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2月16日致自治委员会南京
谨请允许我用书面形式确认不久前与尊敬的贵委员会代表所作的商谈。商谈中我们一致认为，由前市政府交给我们国际委员会的全部行政管理责任将随着自治委员会的成立而结束，并移交给现已完全承担了这种责任的贵组织。从这时起，我们委员会将是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就我们的考虑，安全区也应该由此停止存在。
我们高兴地获悉，方厚先生已被任命为第四区的区长，据我们听说，这个区包括有前安全区的区域在内。我们十分乐意随时和方先生进行合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的工作。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
签名：G．A．菲奇总干事
2月17日
明妮·沃特林小姐组织的告别茶会令人十分愉快。除了贝茨博士和菲奇外，还邀请了邮政专员李奇先生、阿利森先生和罗森博士。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但告别是十分难受的。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就是说要求我不离开南京。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佐我的衣服后摆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车。在我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后，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我不得不步行走回家去。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昧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
2月18日
委员会会议："蚕豆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我们给上海克劳德·汤姆逊发去了下述电报：南京，1938年2月18日电报致克劳德·汤姆逊，上海
因为我们得到了这里日本军事当局的保证，如果将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他们就对在前安全区内或区外分发蚕豆不加任何限制。因为我们深信自治委员会将会令人满意地做好分发工作，我们国际委员会和大学医院决定将分发蚕豆的工作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万通"号轮船目前尚在芜湖，可能会在下周三返回南京，对卸货事宜会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我们谨请您注意，我们委员会已将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信函明天发出——斯迈思
我任命米尔斯先生为副主席或执行主席的提议被接受了。我还要留任约两个月。如果以后我回不了南京，米尔斯可能将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主席。我们决定，将安全区委员会的名称如同在上述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索恩先生被指定为去美国旅行的菲奇先生的继任人。斯迈思先生除任秘书的职务外，暂时还将继续担任财务主管职务，但以后应该减轻他的负担。跌伤脚的里格斯先生在痊愈后主要应该为恢复秩序部工作，因为他在"农业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他将放弃恢复秩序部运输主任的职务。今天离开上海来南京的布雷迪大夫将以他的一部分时间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鼓楼医院将为此得到某种方式的补偿。
我和以前一样，仍是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委员。
陆今天和辛德贝格驾车去栖霞山江南水泥厂。
上海路上的售货棚被拆掉了，其中一部分又在山西路搭了起来。
福田到总部来访问我，通知我去上海的事已最终被批准了。他不知道还准许我带一个佣人走的事，因此他还要了解一下。也许我带蔡一起走。"万通"号已定于2月23日起航。
2月19日
从英国大使馆得到消息说，我可以乘英国炮艇"蜜蜂"号在星期三即2月23日起程。"万通"号要晚些时间才到达这里。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杰弗里先生想打听一下，我是否可以将53箱家用物品由"万通"号运往上海。日本大使馆的福井也表示要努力就船运事宜获得日本军方当局的准许。如果得不到许可，我就不得不把我的东西留在这里。家具反正必须留在这里，只是可惜都没有包扎好，因为我现在已无法搞到木箱。
2月20日
国际委员会的中国人想要于明天下午4时在总部给我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我必须赶快写好一份讲话稿，恰如其分地对每个人表扬一番。那些美国人(他们当然全都被邀请参加这个招待会)还要于明天晚上8时在平仓巷为各个大使馆举行一个特别的招待会。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们也邀请了日本人。罗森博士是否还会来很成问题。他说，他不愿意再和"刽子手们"在一起聚会。这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肯定是太过分了，但是很难和他这个人打交道。
下文译自中文。南京，1938年2月17日致约翰·拉贝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尊敬的拉贝先生：
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
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抱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雷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28日和2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大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礼！
您十分忠实的24名难民的代表(签名)尤朱氏朱唐氏王苏氏许朱氏许潘氏费于氏南京，1938年2月19日致难民尤朱氏朱唐氏王苏氏许朱氏许潘氏费于氏南京
你们2月17日的来信已悉。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对你们的痛苦深感震惊。关于请求调查你们来信中提到的那些年轻人下落以及他们的命运(是死还是活)，他们是否或何时能够再回来，我们已经不遗余力地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搭救他们。我们一再向日本人提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答复总是千篇一律，说他们对查询的年轻人一无所知。
你们可以从中看出，为了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已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辛劳。令人感到极大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回答你们的询问。我们希望你们会理解我们的难处。
假如你们无法维持生活，我们请你们向我们委员会的恢复秩序部提出申请，说明你们家庭的人数、年龄和目前的生活状况，请求给予救济。这样我们委员会肯定不会拒绝你们申请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签名：约翰·拉贝大学医院南京1938年2月19日尊敬的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先生：
昨天我对你们有关医院财务情况作了错误的通报，对此深表遗憾。
简而言之，我记得，红十字会对在我院三等病房免费治疗的病员支付了一个月的费用共5000元。昨天我却以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额外同样付给了我们5000元，供一个月的。但现在查明，我们只收到了红十字会的5000元，这个款额也只是供1938年2月用的。
根据我的仔细估计，我们每月结算要透支5000元～6000元，而且是从1937年11月底起。我们的医疗活动至今几乎都是依靠11月底以前存在仓库的储备药品和包扎材料等维持的。
我们的病员一天比一天更付不出医疗费用了。但是，在我们预算的基础上和在缺少受过培训的医生、护士和助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做好工作。
我们指望依靠贵方的合作和帮助，以克服我们的透支情况。
对贵方的帮助预致谢意。没有贵方的帮助我们是无法支持到今天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的
签名：C．S．特里默
又及：我还记得，您还结清了中国政府为治疗士兵欠我们的账目。现特附上一份今年2月初所作财务报告的副本，使您手头有这个数目。
金陵大学医院1938年2月初的财务报告
这是我们能够提出的第一份财务报告，供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了解我们目前维持医院活动的状况。报告采用月度预算形式，我们建议把这个试预算看作是今后6个月的基础。本报告参照过去两个月的经验，提出报告前已将各个项目和过去6年的实际支出作了比较和核对。从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每月的全部开支目前为1.4791万元，而我们以往的正常预算为2.36万元。
我们估计每月总收入为2000元，与过去每月2.1万余元的收入相比大大地减少了。尽管我们的医疗活动范围没有过去大，服务内容没有过去多，但我们对病员的服务并没有减少。诚然，服务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重病员和贫困病员都需要它。过去两个月，我们实际上每月向病员收费约2500元。尽管如此，我们不得已决定将2000元的小笔款额估算为向病员的收费收入。这些病员都是难民，他们仅有的一点现金在今后6个月将会大大地减少。
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负债的话，我们每月必须筹集到1.0748万元。我们希望，我们能从救济基金中得到相当于免费病员在医院实际治疗费用的款额，即每天每人约8角钱。我们过去两个月的预算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得以补足或平衡。它答应1月份给我们5000元，但我们工作的实际费用达6000元左右。
如果全部病例确实都是三等病员，我们当然无法抵偿这笔费用开支。每天8角钱的款额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即除去三等病员外，还有一等、二等和特等病员，由此三等病员的费用得到了补偿。因此，如果要想把我们的医疗活动维持下去，我们就必须每月至少有5000元的补助。我们同时将本报告寄给南京当地的救济组织、大学校长及财务主管，以及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朋友们及捐助人。目前的邮政情况不允许我们等待进一步的答复。
您一定会理解，这里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在困境下所需要的最基本需求。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人数有限，他们医疗工作的时间很少。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有5名医生和30名护士，过去却有22名医生和92名护士。我们所能找到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与我们的其他人员相比，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经验也不足。有一些护士只上过一个月的急救培训班。因此我们现在的医疗业务水平并不高。我们正努力尽可能地提高全体职工的水平，对增加的人员进行试用。但在这个预算中并未安排有提高职工业务水平以及改善业务状况的经费。
在预算中也没有规定扩大我们业务的经费。但是，改善公共卫生和在许多收容所里开设医疗诊所已迫在眉睫。仅在大学校区估计就住有1.9万名难民。我们请求布雷迪大夫回来，并请另一名外国医生和两名外国护士也到南京来，但只有这些人作为志愿救护人员并由外界支付他们的费用才有可能。医院的费用也必须由特别的救济基金来承担。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我们最初决心继续开展医院的业务时，我们并未想到钱和生活费用的事。但是，现在如果要想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必须想到筹措经费的问题。诚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会出主意。我们打算先继续做好今后6个月的工作，希望会取得比今天预算中提出的更好的结果。
本报告系由金陵大学副校长M．S．贝茨博士、医院的牧师特里默大夫和医院领导委员会委员、现任院长麦卡勒姆牧师送达给您。
签名：C．S．特里默大夫M．S．贝茨博士麦卡勒姆牧师附件一份
金陵大学医院1938年2月、7月紧急状态预算的建议每月支出
外国人员薪水2400元中国人员薪水2200元行政管理350元经营和维持2191元厨房2500元洗衣房50元亚麻布250元外科和药品供应等1750元药房和药品商店2500元实验室250元其他(请求？)350元
合计1.4791万元每月收入
传教士薪水1600元传教补贴360元赠礼(亚麻布内衣)83.33元病员收费收入2000元
计4043．33元
透支1.0748万元
合计1.4791万元
我们建议，免费病员的5748元由救济基金支付，其余每月由医院的捐助人募捐筹集5000元作为补贴。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2月19日致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P．F．普赖斯牧师先生亲收上海
我们委员会对您提供的慷慨救济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您为我们的利益举行的募捐活动，获得捐款21.1万元，并借此机会确认已收到您通过乔治·菲奇先生在2月12日转交的2万元现金款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另一笔为数1.5万元的款额。此外，我们也十分感谢您克服众多困难在短时期内办成了发运蚕豆事宜。这批蚕豆于下个月交货，对于这里居民的健康尤其是(如同我们所希望的)对在难民中抑止脚气病的蔓延十分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