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雅尔塔的总部设在约索波夫宫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将军们就在这里处理俄国的政务并指挥他们正在剧烈进行着的广大战线的军事行动。罗斯福总统被安顿在附近一个更为宏丽的利瓦吉亚宫里，为了照顾他的行动不便，我们的全体大会都在这里举行。这样一来就把雅尔塔未受损坏的住房全都占用了。我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人员是指定住在约五哩外的一幢很大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在十九世纪初由一个英国建筑师为一个俄国亲王沃隆佐夫建造的，这个亲王曾一度出任过驻圣詹姆斯朝廷的帝国大使。
我的女儿萨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鲁克爵士、坎宁安爵士、波特尔爵士、亚历山大元帅、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伊斯梅将军和莫兰勋爵以及另外一些人和我同住。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则安顿在离我们大约二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两个招待所内。他们每五六个人睡在一间房间里，高级官员也是这样，但是所有的人似乎对此都不介意。德国人从邻近地区撤退不过才十个月，周围的建筑物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曾得到警告说，这个地区的地雷，除了别墅周围的园地之外，还没有完全清除。别墅像往常一样，有俄国卫兵严密巡逻。在我们来到之前，曾有一千多人在这里干活，门窗户扇已经修好，家具和用品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
我们住所的环境引人入胜。别墅是半哥特式半摩尔式的，背倚着崛起的积雪山岭，山的顶峰就成为克里米亚的最高峰。
在我们的前面，敞开着黝黑而浩瀚的黑海，在这个季节虽令人感到凛冽，但仍然有着温暖与舒适之感。大门口有几尊白石雕成的狮子守卫着，院子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园内种有亚热带植物和松柏之类。餐厅里的壁炉两旁挂着两幅画，我认得出是赫伯特一家在威尔顿的家庭画复本。看起来沃隆佐夫亲王曾经和这一家人的一个女儿结婚，所以把这些画像从英国带了回来。
我们的东道主尽一切努力来使我们住得舒适，甚至我们无意中脱口的每句话都受到亲切的关注。有一次波特尔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说道就是里边没有鱼。两天以后，便运来了一批金鱼。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说到鸡尾酒里没有柠檬片，第二天大厅里就长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这一切一定是用飞机从远地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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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后的次日，下午3点钟，斯大林来看我。我们畅谈了对德战争问题。他是乐观的。德国缺乏面包和煤，而且运输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我问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动——譬如向德累斯顿移动的话，俄国将怎么办。
“我们追他。”他接着说奥得河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红军在对岸已经有几个桥头堡，而德国人正在用未经过训练的、组织松散和配备不良的人民冲锋队担任防御。他们曾打算从维斯杜拉河撤出经过训练的部队来保卫这条河，但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绕过了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二三十个训练不良的师作为机动的或战略性的后备军。他们有几个精良的师在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线，但总的情况是，他们的战线已被突破，而他们只在打算堵住这些缺口。
我问斯大林对于龙德施泰特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攻有什么看法。他把它称为一个愚蠢的调度，已使德国受到损伤，是为了挽回威信才这样干的。德国的军事机体已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治。他们最优秀的将领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个古德里安，然而他是一个冒险家。如果德国在东普鲁士被切断的那几个师能够及时撤出，或许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保卫柏林，但是德国人太愚蠢了。他们还有十一个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已不能到处随意取得兵力了。时候一到他们自会明白，但已为时太晚了。
接着我给他看我的地图室，这里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张挂好了。我在描述我们在西线的阵势之后，就请亚历山大元帅解释意大利的局势。斯大林的看法饶有风趣。德国人是未必会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留几师英军在前线而把其余的部队调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捣维也纳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与红军会师包抄阿尔卑斯以南的德军侧翼。他还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他当时那么讲讲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也没有责怪他。
我回答：“红军可能不给我们时间来完成这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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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点钟，总统、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审查军事形势，特别是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我们听到了关于俄国军队进展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各自的参谋长之间下次讨论制定了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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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二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怎样。我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处处受到了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二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于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发表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的实施宽大政策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畏惧的感情浪潮会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但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没有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不过先走一二步而已。
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将变为有效的事实和力量显示出来之前，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下来。也许我们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将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启发。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肢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肢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于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茵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
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肢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内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拆除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像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粮食进口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由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要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你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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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哩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跟德国人贴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英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在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的，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建议。建议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个理事国的投票赞同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细节上是够充分的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大国”一致同意，否则安理会是没有实权的。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同意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含有另一个精辟独到之处。争端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解决。这样的话，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国——就是说，“四大国”——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包括“四大国”）牵涉在那个争端里面，该理事国只能有讨论权而不能有表决权。这样的计划是斯退丁纽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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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他将对这个建议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不过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说他担心的是，虽然三大国今天是同盟国，谁也不会进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后，这三个领导人会隐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来掌权，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因此会忘记我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他又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致十分严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中国和法国也在内）能够维持一条统一的战线。必须制定出一种制度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接着，他表示遗憾，因为其它事务使他至今未能对美国的计划予以仔细研究。照他的理解，这个建议可以把一切冲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那些必须加以制裁的，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制裁；第二类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的。这两类都应予以充分的讨论。采取制裁手段只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时方能行使。如果这些理事国之一本身就是争端的一方，那么它既可参加讨论也可参加表决。另一方面，如果争端能够和平解决，那么卷入这个争端的各方不能参加表决。他说，有人指摘俄国人对表决权谈得太多。的确，他们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都得由表决来决定，而他们对表决的结果是很关心的。譬如说，假定中国是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认为他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大会里或在安理会里是会有朋友或维护者的。
我说，据我的理解，如果不列颠没有被说服并不表示同意，世界组织的权力就不能用来对付它。
斯大林问是否真是如此，我告诉他确是如此。
艾登先生接着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诉，但是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得采取含有强制执行的决议。斯退丁纽斯先生也证实说，除非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则不得加以制裁。和平解决的步骤——例如通过仲裁——也许还可予以推荐。
斯大林说他耽心关于香港或苏伊士问题的争端可能会破坏三大国的团结。
我回答说，我觉察到这个危险，但是世界组织绝不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世界组织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各个会员国仍然可以商讨他们之间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组织里提出一些可能会破坏大国之间团结的问题，那将是愚蠢的。
斯大林说，“我在莫斯科的同僚们不会忘记1939年12月苏芬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国际联盟来反对我们，并成功地把苏联孤立和开除出国联，他们后来还动员起来反对我们，大谈什么派出十字军来对付俄国。难道我们不该取得不让这类事情再度出现的保证吗？”
艾登先生指出美国的建议将使这个成为不可能。
斯大林问：“我们不能多创造出一些保障来么？”
我说关于大国的一致问题已经有了专门的条款。
他回答说，“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我承认存在着一种煽动反对一个大国的危险性——就说对英国人吧——我只能说与此同时正常的外交还可以不断发挥它的作用。我不认为总统会挑动或支持对于大不列颠的攻击，我肯定他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我也同样深信斯大林元帅不致会不事先与我们打招呼并寻求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就对大英帝国发动一场攻击——当然这里是指口头上的。
他回答说，“我同意。”
罗斯福先生说大国之间将来会有分歧的。人人都会知道这些分歧，而且将在大会上予以讨论。但是把这些分歧提到安理会上加以讨论也不会造成不团结。相反的，这将显示出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并相信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将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团结。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而且答应研究这个计划，明天继续讨论。
※ ※ ※
第二天下午我们再次会谈时，莫洛托夫接受了这个新计划。他解释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俄国人曾尽其所能来保持战后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所提出的计划可以保障所有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现在对新的表决程序和三大国必须一致的条款感到满意。只有一件事情还得加以解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否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会员国，在大会里也拥有表决权？这个问题曾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过，可是他现在另有一些要求。苏联代表团认为他们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或者至少其中的二个，能够成为创始会员国，这样他们就满意了。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都很重要，而且在战争中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是首先遭到侵犯而且经受了极大的苦难。英联邦的自治领已在逐步地、稳妥地取得独立。这对于俄国是一个榜样，因此他们决定作出这种规模狭小得多的提案。他结束他的话说，“我们完全同意总统关于表决权的建议，我们要求三个，或者至少二个我们的加盟共和国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
这使我们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罗斯福先生立即向莫洛托夫表示祝贺。
总统说，下一步是邀请各国都来开会。什么时候开，请谁来？苏联有许多人民群众由各加盟共和国组织起来；英帝国也有许多大的独立团体彼此相距很远，美国是一个单独的单位，只有一个外长，没有殖民地。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这个国家的领土比俄国小比美国大，而另一头又有许多很小的国家。我们能否在大会里坚决主张一国一票，或者较大的国家应该有一票以上的表决权？他建议把这一切问题交给三国的外长去研究。
我对斯大林迈开大步来接受总统的表决权方案也表示感谢，并说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安慰与满意。
莫洛托夫的建议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罗斯福总统说得很正确，在表决权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地位与英国是不同的。我们有四个自治领，它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曾在那个在1939年才垮台的国际和平组织中发挥过显著的作用。这四个自治领都曾为了和平与民主的进步出过力。当联合王国在1939年对德宣战时，它们全都奋起参战，尽管它们也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当时无法强迫它们这样做。他们是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件事的，而关于这件事情只能同他们进行非常有限的磋商。因此我们绝不能同意任何制度把他们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业已取得的应得地位上排除出去。基于这些理由，我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同情来听取苏联政府的提案。我的心集注在强大的俄国上，尽管它的伤口还在淌血，然而它却不断地把自己道路上的暴君一个个地清除掉。我意识到一个拥有一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很可能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联邦宪法上的安排，因为这个宪法上的安排使我们在大会里取得不止一个的发言权，为此我感到高兴的是罗斯福总统已经作出一个回答，对这个回答绝不能把它看作是对莫洛托夫先生的请求的拒绝。
不过我声明我绝不能超越我个人的权限。我希望有时间同艾登先生商讨莫洛托夫先生的提案，也许还要打个电报给内阁，因此我请求原谅我不能在当天就作出最后的答复。所以我们同意把整个事件交给我们的外长们。罗斯福先生又提议各国应在3月份开会，把世界组织建立起来。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到那时候将是对德作战的高峰，但是目前我不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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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我给艾德礼先生打了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5年2月8日（早晨2点49分）
今天情况好得多了。美国关于敦巴顿橡树园组织的提案已为俄国人所全部接受，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了解释，他们才觉得应该把这个计划全心全意地接受下来。他们也把他们要求在大会里占有十六个席位的表决权减少到两个，提出的理由是由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这么严重的损失，又战斗得那么英勇，因此必须考虑把这两个国家列入新的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中。总统并没有拒绝这个计划，虽然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有着明显的困难。他建议这个问题应该提交到联合国的会议上去，这个会议他打算3月份在美国召开。
在我看来，我们的地位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有四个或五个席位，如果连印度在内就有六个，而俄国却只有一个，在这方面她对大会提出的要求是很多的。
鉴于他们已经作了其他重要的让步，而且有些让步还悬而未决，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俄国作出友好的表示。他们除了主要席位以外还要两席，这不能算要求过多，而据我判断，我们将处于有力的地位，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将不再是唯一拥有多倍票数的投票国了。
当前我所要求的是内阁应当授权我们向俄国人保证，就是到了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论是在这里或是3月份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将会赞同他们的意见。我相信内阁将给我们这种权力，用与不用这种权力当视情况而定。这个保证应该是君子协定式的，跟我们很久以前保证在寇松线问题上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如果答应或实质上答应给俄国增加代表权，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整个事务就由一致同意而得到解决，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会成功的。这件事应当看作是很大的好事，这件好事美国人认为在政治上、优势上和宣传上都有着很大的价值。
它也将成为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有着令人沮丧的警告和预兆，雅尔塔会议至今为止进展得相当好。这里一片浓荫掩映，有点像里维埃拉的淡抹宜人，科尼什式路径四下蜿蜒。一幢幢或多或少未遭损坏的别墅和行宫，都是一些帝政时代的贵族遗物。我们在这些房子里享用着花了很大的力量才从莫斯科弄来的家具。我们的主人不惜代价在几天之内就把水管安装和道路修缮完好，其慷慨程度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所有的参谋长们今天都休假去参观巴拉克拉瓦的战场①。这事情在我们跟俄国朋友的交谈中并没有郑重提出来。
①巴拉克拉瓦战场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一个战场。战争中英、法、土耳其、撒丁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译者
由于时间短促，除非我们得悉你们有异议，否则我将按此电文的意见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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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细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2月8日下午我们再次集会的时候，一致同意支持俄国人请求让两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意世界组织的第一次大会于4月25日（星期三）召开。邀请出席的仅限于3月1日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国家，或已经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我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这样做意味着邀请了某些没有积极参战而一直观望着直到看出谁胜谁负之后才参战的国家，然而，这样做大大有助于使德国丧气。
※ ※ ※
那天晚上我们都和斯大林一起参加约索波夫宫里的晚餐会。当时的发言都记了下来，不妨附在这里。除谈到其他一些事情外，我说：
无庸夸张，也无须用格外华丽的辞藻来恭维，我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胜利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数人在随着战争而来的困难中把胜利果实抛弃掉了。我诚挚地祝斯大林元帅健康长寿，和苏联人民在一起，帮助我们大家前进，到达一个比我们最近所经历过的这种痛苦少些的时期。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他的盛名不仅传扬于苏联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
斯大林用恭维的言辞来回答，他说：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的时候，他说不列颠即使没有盟国也将巍然屹立，单独对德作战。他说，即便是现在的盟国和将来可能有的盟国全都背弃英国而去，她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为了这位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的健康，为了这位勇敢地高举起大不列颠旗帜的战士的健康，大家干杯！
我说出了我所感觉到的话、我的心里话和我所意识到的话。
我接着说了一些更严肃的话：
我必须说，自有这场战争以来，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没有像在这个会议里那样感到我的责任是这样的沉重。然而现在根据斯大林元帅所提到的理由，我们明白我们正是登临顶峰，面前展开一片宽阔的远景，然而也切勿低估我们的困难。在过去，许多民族，许多战友，总是在一场五年或十年的战争中疏远分开了。千百万劳苦人民就是这样地在恶性循环中周而复始，开头坠入地狱，随后靠着他们自己的牺牲终于又得以自拔。如今我们已有机会免于重蹈前辈错误，而且致力于建立巩固的和平了。人民为和平与欢乐而欢呼。一个个家庭能重得团圆吗？每个战士能返回家园吗？残破的家屋能重建吗？辛勤的劳动者能看到自己的家庭吗？保卫自己的国家固然光荣，然而更大的征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穷苦人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用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来保卫他们不受侵略，不罹祸害。我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德高望重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将找到和平的卫护者，他们在打败敌人之后，将引导我们从事于消灭贫穷、混乱、动荡与压迫。这就是我的希望，至于讲到英国，我们将尽量努力，不甘落后。在支持你们努力方面我们也必将尽力而为。元帅谈到了将来，这是一切事情中最为重要的事。不然，血流成河也是枉然的，也是很残忍的。我提议为胜利的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而干杯！
斯大林答了话。我从来没想到他会谈得这样滔滔不绝。他说，“我像一个老头子那样讲话，所以话讲得很多。不过我要为我们的同盟关系而干杯，希望这一同盟保持着亲密无间和坦率发表意见的特点。在外交史上，我从未见过像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而且盟国之间有机会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我知道某些方面的人士会认为这种讲法有点天真。
“在一个同盟之中，盟国不应该彼此欺骗。或许这也算是天真吗？老练的外交家可能会说，‘我欺骗我的盟友有什么不应该？’但是就算我是一个天真的人吧，我认为最好不要欺骗我的盟友，即便他是一个笨蛋。我们的同盟之所以这样牢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欺骗；或是因为彼此要欺骗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提议为我们三大国同盟的巩固干杯！祝它坚强而稳固。希望我们尽量开诚相见。
接着又说：
让咱们为那一群工人们干杯吧！他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被认识，战争一过，他们的功绩很快地也就被遗忘了。在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些人不仅受到与他们同类的人敬爱，也受到女士们的敬爱。战争一过，他们的声望下降，女士们对他们掉转了头，连理睬也不理睬了。
让我向各位军事领导人举杯祝酒吧。
他对我们面前存在的困难不抱幻想。
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战争中一些主要国家结成同盟，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这个同盟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同盟是显然易于为人所理解的，然而更为复杂得多的是在战争过后为着保持永久和平与胜利果实的同盟。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不甚困难；另一方面，在这些日子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工作已告完成，保障安全与加强和平的法律基础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这是一个转折点。
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圆满结束而干杯，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之下结成的同盟将在战后巩固与发展，希望我们这些国家不仅致力于自己的事务，而且将铭记除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有共同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以同样的热情来保卫团结一致的事业。
就连莫洛托夫也显得和蔼高兴，他说：
我提议为先于我们投入战争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代表们干杯。他们担负了艰巨的任务，而且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已毫无逊色地完成了任务。我祝愿他们赢得胜利，并迅速结束欧洲战争，从而盟国的胜利大军将进入柏林，把他们的旗帜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升起。我为英国的陆海空三军代表，布鲁克陆军元帅、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波特尔空军中将以及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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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坐在宴会桌上时，斯大林开始和我谈起过去。他的话有一部分是记录下来的。
他说，“芬兰战争是这样开始的。芬兰的国境线离开列宁格勒〔他常称它为“彼得堡”〕大约有二十公里。俄国人要求芬兰人后移三十公里，而以北部领土作为交换，但是芬兰人拒绝了。后来有几个俄国边防军人被芬兰人开枪打死。边防军支队即向红军部队申诉，红军就对芬兰人开火。他们曾向莫斯科请示，复示中有还击的命令。事情接踵而来，战争就打起来了。俄国人是不愿意对芬兰打仗的。
“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39年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其中有真正要跟俄国达成协议的人，苏联政府就不会跟里宾特洛甫签订条约。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告诉俄国人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只是商人，他们绝不懂得打仗。
“如果我们三大国现在团结在一起，其他强国就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