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旬，亚历山大正在计划和重新调整他的被抽空了的兵力，准备进攻主要的哥特防线，他的军队和这条防线的各个前哨阵地已经短兵相接了。这个防线的主要防御工事设置得很巧妙，它充分利用了这个地方的天然屏障，坚固地堵住了从南面来的一切可能的道路，只留下几处几乎无法通过的地区，防守薄弱到似乎要引诱对方来攻的样子。
要从佛罗伦萨越过重重山岭直接攻打波伦亚，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于是决定：第八集团军要从亚得里亚海一边进行第一个主力攻击，因为这里的连续不断的河谷，虽然也不容易穿过，但较少不利地形，如果暴雨尚未到来的话。
凯塞林的东侧翼经不起被包抄，也受不了在他的主要战线后面的波伦亚被攻占，因此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进攻顺利进展的话，他就会从中部抽调军队来增援侧翼。因此，亚历山大拟定计划，准备好当敌人的后备力量已被调走、他们的中心遭到削弱的时候，发动第二次的进攻，由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担任向波伦亚和伊莫拉挺进。
在8月第三周期间，预备军和空军的调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了。除留下英国第十三军在佛罗伦萨以东受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外，第八集团军的两个整军向东调动，在波兰军团的左翼靠近佩尔果拉的地方集中起来。当一切都就绪时，亚历山大就准备好了相当于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可以投入战斗，其中过半数同第八集团军在一起。凯塞林有二十六个军容严整的德国师，还有两个重新组成的意大利师和他对垒；其中有十九个师被部署来防守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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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的电文就可知道史末资对于什么是得失攸关的事是有充分认识的。
史末资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4年8月12日
深知你事务繁冗，不敢多写信打扰你。我自己也为此间各种困难问题所缠扰。欣悉再次来到意大利，以便同我们的战线的重要战区保持密切联系，谨祝你旅次快乐，成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应付面临的艰难任务。
2．我想你此行目的之一，是要尽可能采取断然步骤，搜集地中海战场的兵力，以加强亚历山大的力量。那边一定还保存着相当大的后备兵力，原为应付万一发生的事件，而目前这类事件已不关紧要。为加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是把我方兵力集中在几个决定性的战场上，亚历山大指挥下的战场即属其中之一。如今土耳其已陷敌手，而保加利亚则日益动摇，我方可置这些战场不顾（为这些战场曾在中东集结重兵），将所有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加强亚历山大的行动，这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堡垒都可能导致非常重大的结果。假如是我，就会在这次行动之前把其他地方不急需的部队抽调过来，以便利用这些诱人的良机。沿着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并经的里雅斯特到维也纳这条战线，值得我军集中全力以赴，也是此次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最杰出将军之一可以一显身手之地。我相信，威尔逊和佩吉特二位亦必赞同，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正确策略，以便完成我们的任务，摘取我们的伟大的地中海战役的成熟果实。我还可以进一步提供的援助是在空军方面，我已建议：将南非联邦内即将停办的航空训练学校所腾出来的人员，用来建立另外几个中队。我已着手用南非人来充实几个皇家空军中队的人员，以这样办法或可再为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提供六个中队的人员。目前我征兵兵源行将枯竭，而现有人力又分散在其他各方，在步兵方面除保持南非第六师的力量外，别无其他可能。
如果空军部接受我已向它提出的建议（具体方案已呈该部），增添更多的空军力量就有可能。
这一战争现已达到决定性阶役，在所有三条战线上向德军发动全力进攻，必将导致本年夏季的宏伟的最后一幕。只要目前这场巨大、顺利的进攻得以持续进行，胜利终局之期当不在远，尤其从我们现在所知的德军内幕情况看来，更属如此。
我将乐意看到有关“龙骑兵”作战行动的通信，虽然它是令人沮丧的。当前局势是：法国南部已不再是具有真正军事上重要性的战区，我方调往该处的大量兵力和资源，对于他处的重大决策亦将无重大作用。我甚至怀疑敌人会花力气去增强他们在该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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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上午，我乘汽车出发去会见亚历山大将军。自从他取得胜利进入罗马以来，我第一次高兴地见到他。他驾车带我沿旧卡西诺战线视察，告诉我这一战役是怎样进行的，并指出几次主要战斗发生的地点。高耸的寺院，已成废墟。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一雄伟的峭壁和建筑物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它在阻碍我军前进的好几个星期中起了作用。当视察完毕后，已是午餐时候，在宜人的小树林里已为我们准备好野餐的桌子。就在这里我会见了克拉克将军及第十五集团军群的八至十位高级的英国军官。然后亚历山大用他自己那架我所熟悉的飞机，作一短途飞行，送我到锡耶纳——这是我在往昔和平的日子里曾经访问过的闻名的美丽城市。从这里我们出发去视察沿阿尔诺河的战线。我军在河的南岸，德军在北岸。两方都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尽量减少破坏，佛罗伦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桥梁无论如何是被保存下来了。我们被安顿在离锡耶纳西边几哩的一所美丽的但家俱已被搬走了的别墅，我在这里度过两天，多半是在床上工作、阅读及口授电文。当然，在这些旅途中，我的私人办公室的核心人员和必要的密码译电员都跟随着我，帮助我处理每时每刻的来往函电。
亚历山大带他的主要军官来一起吃晚饭，并详尽地向我解释他的困难和计划。第十五集团军群的确像一个人被剥了皮，又挨了饿一样。我们向往的宏伟计划现在必须放弃。我们仍有责任去把最大数量的德军拖住在我们的战线上。如想达此目的，必须发动攻势，但组织很完整的德军几乎和我军一样的强大，它是由许多不同部队和种族组成的。根据建议应于26日清早全线发动进攻。我右翼将攻亚得里亚海这边，直接目标为里米尼。西边是美国第五集团军，归亚历山大指挥。这个部队为了支援“铁砧”作战行动，其实力被抽调得七零八落了，但尽管如此，还能奋勇前进。
8月19日，我动身去里窝那探访马克·克拉克将军。这是一次很长的汽车旅行，每到一处都停下来看看各旅各师的情况。马克·克拉克在他的总部接待我，我们在海边露天吃午饭。在我们的友好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我深深体会到：这支优秀的军队被搞得支离破碎，对统率该军的人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我乘一只鱼雷快艇巡视这个海港——它在我们的海军行动中常发挥一定作用。后来我们到美国炮兵部队那里，他们刚安装了两门新的九吋大炮，要我放第一炮。每个人都站开了——我拉了一下拉火绳——砰然巨响，猛力反撞，观察哨报告：炮弹打中了目标。这一次的瞄准我不敢居功。后来，他们请我去视察巴西旅的阅兵式并向他们讲了话。这个旅是巴西师的前卫，刚刚到达，他们和美国黑人的及美籍日本人的队伍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壮大的阅兵典礼。
在进行这些轻松活动的同时，我与马克·克拉克一直在交谈。这位将军看来很烦恼，因为他的军队失掉了他认为是一个大好机会——这一点我不能不同意。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在英军的左翼前进，使全线始终炮火纷飞。当我回到锡耶纳别墅时，时间很晚了，我也已疲惫不堪了，亚历山大再次来此地吃饭。
当一个人用文字写出某些事情，以决定或说明若干对行动有所影响的重大问题时，思想是有压力的。但当你亲临其境，亲眼看到和感觉到一切，受的刺激就更深了。这里是一支优秀的军队，等于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四分之一是美军，如今被削弱到对敌人的非常强大的防线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只要有稍多一点的力量，只要有从我们这里抽走的一半力量，我们就有可能突破进入波河流域，在向维也纳进军的路上，各种光彩夺目的可能的战机和胜利果实，就会展现在眼前。但现在的情况是：我军大约有一百万之多，在任何统率全局的战略构想中，仅仅能起到一个决要的作用。他们只能付出代价，冒着危险，发动艰巨的攻势，才能勉强把敌人牵制在他们的战线上。我军最少是能够尽其职责的。亚历山大保持了他的军人的乐观情绪，但我却带着忧郁的心情去睡觉。在这些重大事情上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别人的采纳，但是却免不了要对作出蹩脚的解决办法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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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进攻要到26日才能发动，所以我便于21日上午飞往罗马。这里等待着我的是另外一系列的问题和一批要会见的不平常的新人物。布鲁克已经到了，“彼得”·波特尔也来了。沃尔特·莫因（不久就挨上一枪被暗杀掉了）从开罗到达，利珀先生也到了。①同样的，这里的问题大部分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那将是太容易的事了——而是什么样的事才可能不但在国内而且在盟国之间取得同意。
①这四个人是：帝国总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我国驻埃及大使和驻希腊大使。
首先，我必须处理迫在眉睫的希腊危机，这是我意大利此行的主要原因之一。7月7日希腊国王从开罗来电说：经过两个月的“狡猾而无益的争论”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极端分子已经推翻了他们的领袖们在5月间签了字的黎巴嫩协定。①他请求我们再次宣布：我们要支持帕潘德里欧先生所领导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代表了除了极端分子以外的希腊的大部分人，也只有它才能制止内战、团结全国对抗德国人。他也要求我们谴责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并且撤回我们派去帮助他们抵抗希特勒的军事代表团。英国政府同意支持帕潘德里欧先生的政府，但在7月15日我和伍德豪斯上校（他是英国在希腊的军事代表团的一位军官）长谈以后，我同意暂时让英国军事代表团留在那里。他极力主张：在希腊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对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有价值的约束，同时要把他们撤出来可能有困难和危险。但是我恐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被扣留作为人质，所以我要求他把人数减少了。
①见第五卷，第487页。
德国人撤出希腊的谣传在帕潘德里欧先生的内阁中引起了极大激动和分歧；暴露了这个内阁的统一行动所依据的基础的脆弱和虚假性。这就使得我要会见帕潘德里欧和他的亲信更有必要了。
我离开伦敦之前，曾打过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6日
肯定地我们必须告诉帕潘德里欧先生，他应当继续任首相而不要理睬所有其他的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显然，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别的，而是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而不让人民按我们所理解的民主的任何方式来作出决定。
2．我们不能够既把一个人扶持起来，如我们扶持帕潘德里欧那样，但一听到卑鄙的希腊〔共产党〕匪徒刚一咆哮，就把他抛给饿狼去吞噬。不管目前世界局势如何困难，我们假如把曾经许诺给与支持、以鼓励其担当起严重责任的人们加以抛弃，那我们绝不会使自己的道路变得更容易走一些……。
4．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变成为主人，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是否在那里保留我们的军事代表团，或干脆鼓动希腊人民起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事情在我看来必须作出下面的结论：要么我们支持帕潘德里欧，必要时按我们已同意的采取武力；要么我们彻底地摆脱与希腊的关系。
我也曾提醒过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4年8月6日
也许在一个月左右，我们将必须调一万或者一万二千人的军队进入雅典，配以少数坦克、大炮和一些装甲车。你在英格兰尚有一个约有一万三千人以上的师。这支力量现在就可以出动，也许还来得及解决那里的政治危机，这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有着重大的后果。这支军队可以从三角洲各飞机场的军队里得到支援，并可从我们在埃及的二十万后勤部队的士兵中尽量搜罗一些来充数。
2．我重复地说：不存在控制希腊或超出雅典外围的问题，但这里是政府的中心，连同通往这里的通路必须保证安全。轻机关枪车将会非常有用。你如有更好的计划，可告诉我。
3．可以假定德国人走了，或正在往北狼狈逃窜，而我们在比雷埃夫斯登陆的部队将受到雅典大部分人，包括全部头面人物的欢迎。这个计划必须严格保密。整个问题将于星期二或星期三在一个有部长们出席的参谋会议上讨论。
4．必须注意：时间比数量更为重要，在五天内调动五千人比在七天内调动七千人更为有利。当然，这支部队不是作为机动部队。请尽早同我一谈。
事情就照此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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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那不勒斯之后，我开始进行必要的部署。
首相（从意大利）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16日
我不知道，也肯定从未有意识地同意过英国内阁的任何决议：应劝说希腊国王在希腊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希腊去而应来伦敦。静观事态发展，会是高明得多的办法，尤其目前非等待几个月的时间就不可能在正常的条件下举行公民投票。也许帕潘德里欧的新政府一旦在雅典稳妥地建立起来，就可以准备迎接国王，当然不要马上动身前往希腊，而必须留在开罗等待情况发展。我可于21日在开罗会见帕潘德里欧，利珀先生那时也必须在场。
关于我们向希腊的远征，威尔逊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已经在执行参谋长委员会的电示（该电我也看过）……我曾强调指出：这一行动必须作为加强外交和政策的手段而非一次真正的战役，而且要限在雅典范围内，可能只派一支分遣队去萨洛尼卡。
当英国的一千五百名伞兵占据了着陆场地后，希腊政府几乎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得在极短的几个钟头内在雅典展开工作，那里的群众可能会以极大喜悦来迎接英国伞兵。雅典周围的空降将完全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突袭，应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尚未采取步骤夺取这个首都以前完成。也有可能依靠希腊的两个空军中队作为上述空军力量的一部分，这可待过些日期才决定。
我们小规模的远征行动，不超过一万人，应从亚历山大港或从意大利的鞋后跟的地方①，差不多与伞兵空投同时进行。在水雷扫除干净、部队进入比雷埃夫斯以后，就可以把伞兵调换出来，他们在别处另有需要。对于日期的制定要十分谨慎地予以考虑。我们无论如何要抢先到达，这么一来，另一次不遭受抵抗的登陆就有保证了。
①意大利地形似一只高跟的长统皮靴，“鞋后跟”系指意大利东南端与希腊隔海相望的地方。——译者
假如能弄到扫雷艇，特别是如果在雅典已建立起一个友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地中海总司令所曾详细考虑过的比雷埃夫斯布雷的入口处的繁重扫雷工作，无疑地可于数日内完成。总司令希望有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一切必须的准备。
在英美联合参谋部中，美国人当然应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计划。直到现在，他们完全参与了希腊与其他地中海国家共同的战后计划。美国的运输机是这一军事行动所需要的，我们还必须从“龙骑兵”作战行动中调遣一部分扫雷艇。他们具有大量可供使用的海军力量，这不会有何困难。
我也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17日
我们对希腊的政策总是步调完全一致的，每一重要事项我都通知你。英国战时内阁和外交大臣极为关切：当德国垮了，或者他们的军队要撤离该地时，雅典以及整个希腊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德国统治者在一个有组织的政权尚未建立之前就从该城退走，造成一段长时间的真空，那么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主义极端分子似很可能将企图夺取该城，压制其他不同于他们的希腊人的观点。
2．你和我始终一致认为：希腊的命运应由希腊人民来掌握；当局势平静一恢复，他们将会有最充分的机会来在君主制或者共和制之间进行选择。但我想，你不会比我更喜欢出现混乱及巷战，或者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这只能延迟和妨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筹划的、提供给备受苦难的希腊民众的救济品的发放。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通过地中海的盟军参谋部准备好一支不超过一万人的英国军队，在时机成熟时，以最迅速方式开入雅典。这支军队要包括有伞兵部队在内，为此你们的空军援助是必要的。我本人并不认为：
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备方能无患。在我看来，不会有何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我希望你会同意，让此间的参谋部以平常的方式进行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如果这样，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给威尔逊将军的训令的草案。
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于一周多以后收到，答复是果断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8月26日
我不反对你作好准备，以便于德国军队从希腊撤走时，有足够的英国兵力维持那里的秩序。我也不反对让威尔逊将军使用他届时可能调用的美国运输机，或从别的作战行动中腾出一些来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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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晚上，我在罗马会见了帕潘德里欧先生。他说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加入了他的政府，因为英国人对他们态度坚决，但希腊政府自己还没有兵力和警察。他请求我们帮助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德国人。目前只是一些不该有武器的人有武器，但他们是少数。我告诉他我们不能作出许诺，也不能承担义务派遣英国军队进入希腊，就连这种可能性也不应在公开场合谈论。但是我劝他立即把他的政府从充满着阴谋气氛的开罗迁移到意大利某个靠近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地方。他同意这样做。
这个时候莫因勋爵进来参加会谈，话题转到希腊国王的地位问题上去。我说国王无须再发表任何新的声明，因为他已说过：关于回国的问题也要按照他的政府的意见行事。由于他在我们两国历史上困难时刻的表现，英国对他是友好和讲义气的。我们不想干涉希腊人民选择君主制或共和制的神圣权利，但决定这样严重的问题，必须是全体希腊人民而不是一小撮空论家的事。虽然我个人矢忠于在英国形成的立宪君主制度，但是英王陛下政府对于希腊的问题如何决定，不抱任何成见，只要有一个公正的公民投票就行。
我觉得，现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既然停止要求他引退，并且要求加入他的政府，帕潘德里欧先生就是一位真正的国家政府的首脑了，但是我警告他要提防颠覆的势力。我们一致同意在这个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刻，希腊的叛变分子不应予释放；我们需要等一等，看看他们和他们的代表们如何行动，然后决定要不要送更多的军火给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我们要试着为希腊另组一支国家军队。
帕潘德里欧先生还向我诉说：保加利亚军队仍然占领着希腊的土地。我说，一俟我们能有把握让他们听从我们时，我们会立即命令他们退回到自己的边界去，但是希腊在这里和在多德卡尼斯向他们提出的领土归属权问题，必须等战后解决。目前，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给他的国家以救济，并帮助重建，因为他的国家受害深重，应该得到尽可能最好的照顾。
他们也必须尽力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他的首要任务是在希腊建立一个希腊政府。边界问题需待和约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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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一切都告诉艾登先生。
首相（从罗马）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22日
由于很快就将明朗化的原因，我将于22至23日的夜晚回到亚历山大的部队去，并且希望下星期日将会到达契克斯赶上早祷礼拜。
2．我们希望对这里的军事指挥采取一些简化措施。帝国总参谋长正在和亚历山大随后又和威尔逊协同研究，期使亚历山大在意大利所占的独特地位达到最高程度。
3．至于希腊国王，他们没有一个人要他在现在再发表新的声明。关于他要返回伦敦的建议，我已劝他等到帕潘德里欧先生回来见到他以后，才回来。过一段时间，可以考虑去意大利一行，那时他可以再去探望在这里被整肃而已悔悟过来的希腊旅，如等他们在前线的时候去，就更好些。
4．我很喜欢帕潘德里欧，把希腊政府迁离开罗的气氛有很大的好处。我想它的迁移将导致在希腊的敌方和友方的警戒的解除。但是，尽管军事方面正在这里在我指挥下按照你的愿望进行计划和部署，日期是不可能确定的；这要和别的需要相配合，除非形势要求单独行动。一个月内我还不可能准备好行动，但一个月后，如果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就可能猛攻。莫因今天上午正和威尔逊将军研究，把留下不走的部门和搬到意大利来的部门作进一步的划分。当然，庞大的国际组织和军需品临时堆集站将留在原地不动。
我很高兴，在这些激动人心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你巡视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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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时，我住在大使馆，我们的大使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他的妻子热诚地照顾我的事务和生活上的安适。在他的建议下，我会见了历尽二十年的独裁统治、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入侵、占领、盟军管制和其他祸患之后的意大利政治残局中的大多数头面人物。和我谈过话的人包括：博诺米先生、巴多格里奥元帅和陶里亚蒂同志——他在俄国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于今年初回到意大利。意大利所有政党的领导人都被邀请来见我。没有一个得到选举人的委任，它们的政党名称，恢复过去的，都是着眼于将来而选用的。我问一群人：“你们的党叫什么？”他们的头头回答说：“我们是基督教共产主义者。”我不由自主地说：“古罗马的地下墓窖①就在近旁，这对你们的党该会有很大的鼓舞。”他们看来不理解我的话；我回想起来，恐怕他们一定是想到德国人最近在这些古代暮穴里所干的残暴的大规模屠杀的罪行。不过，一个人引用罗马城中的历史资料是可以被原谅的。这座不朽之城，四周是山，庄严壮丽，固若金汤；纪念碑和宫殿比比皆是，它的废墟遗迹，并非炸弹所造成，依然大放光彩；而在这座城里来去匆匆的渺小的过客，则相形见绌了！
①初期基督教徒利用地下墓窖和墓道，作为他们避难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译者
8月23日我受到教皇的接见。1926年，我曾以财政大臣的身分来罗马，同伦道夫（当时他很年轻）访问过前一任的教皇。我对那次教皇的亲切的接见，尚留有最愉快的回忆。那是在墨索里尼的时代里。如今我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以最隆重的礼仪的接见：不但有全副盛装的教皇卫队站列于我们所经过的一进一进的前厅和长廓，而且由古罗只最高等级和最悠久的贵胄的代表们所组成的贵族仪仗队也出了场，他们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最华丽的中世纪的制服。教皇在他的书房里接见我，他兼有一种既庄严而不拘泥的融洽态度。我们并不缺乏话题。在这一次接见中，一个最突出、谈论最多的主题，和十八年前我同他的前任所交谈的一样，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危险。我一向对共产主义总是抱有最大的厌恶情绪的。假如我能再荣幸地会见这位罗马教皇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重提这一话题。
我们驻梵蒂冈的公使达西·奥斯本爵士亲自开车送我回大使馆。在这里我第一次会见了王储翁伯托亲王，他作为王国的副帅，正指挥着我们前线的意大利军队。他那种强有力而动人的性格以及掌握整个军事和政治局势的能力，令人有清新之感。比起我同那些政界人士的谈话时所得的感受来，更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更愉快的感觉。我当然希望他会在自由、强大而统一的意大利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事业中，起着他的作用，但是，这却是与我无关的。我手头的事已够我忙的了。华沙起义至今已延续将近一个月了。起义军处于万分危急的困境之中，我正紧张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通信。这将在另一章里加以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