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参谋长在接连不断地进行讨论。有时每天会议四次。
分歧的意见起初似乎不能克服，简直像无法调和似的。在此期间，美国的高级军官将会议的内容泄露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以致在参议院引起了一次辩论。由于耐心和坚持，我们的困难逐渐地克服了。在5月20日对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我把整个局势的真正前景和轻重缓急，凡能公开的都谈到了。总统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又时时见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完全一致，以及总统打算在最后阶段亲自作出决定——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极有价值的工作，在参谋人员讨论的过程中始终一贯地起着一种缓和的同时也是决定的影响。经过意见分歧的严重关头以后，由于军方人员之间保持极端融洽的个人关系，因此关于进攻西西里问题达成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协议。
缅甸最近的作战情况毫无生气。华盛顿对此深感不满，我们都有同样的看法。我考虑到改组指挥部的问题，以韦维尔任印度总司令，以奥金莱克作他的副司令，以一位最优秀的而又比较年轻的军长担任东亚战场的总司令。我深信，如果我们以应有的重要性来处理这一战场的种种问题，这一方面的变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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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戴高乐，华盛顿有一种厌恶的心情。没有一天总统不向我提到这个问题。虽然这是用一种极友好的而且常常是滑稽的态度提出的，但我认为他在此问题上感情非常强烈。几乎每天他递给我一份或更多的从国务院或美国情报机关得来的责难戴高乐的文件。这些文件断定戴高乐曾经用英国的钱引诱“黎歇留”号战舰的水兵到他个人这边来。只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我们的主人才不直接说出来，由于我们与美国的财政关系，这笔钱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是美国的钱。在这个时误，我对戴高乐也非常愤怒。我感觉到，我们继续援助他可能引起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疏远，而没有任何人比戴高乐更乐于见到这种现象。我把这一切极力提请我的国内同僚们的注意。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同这位很难打交道的人最后断绝关系，我的心中还犹疑未决，然而，时间和耐心提供了可以容忍的解决办法。
大西洋的岛屿是另一件极端困难的问题。战时内阁愿意求助于古代的同盟条约而要求葡萄牙政府给我们种种便利，而这些便利，总统和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敦促下已予以极大的重视。据专家估计，百万吨的船舶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可以保全下来。我特别尊重葡萄牙的权利，但是又感到，我们是在为它的生存和独立而战，也是在为自身而战。在过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以后，而且在遭到巨大损失之后，我们才获得这项迫切需要的援助。不过，这是通过长期而友好的谈判，并在我们军事方面获得普遍成就的支援之下，才取得这种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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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在英国大使馆的午宴上，我有一篇关于战后机构的重要谈话。我曾经事先要求英国大使邀请他认为参加议论这一重大问题最必须的人物。我们邀请了副总统华莱士先生，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内政部长伊克斯先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先生，并将问题事先通知他们。大使馆的人员将一切经过和我应客人正式要求所作的报告都记录下来。
在一般讨论中我说，首先要做的事是必须阻止德国或日本在将来再进行侵略。为此目的，我认为美国、英国和俄国应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如果美国愿把中国包括在与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我是十分愿意的；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他三国相比。和平的真正责任就落在这些大国的身上。它们与某些其他国家应当共同组织一个世界最高理事会。
隶属于这种世界理事会之下的应有三个区域性的理事会，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美洲大陆的，一个是太平洋的。
至于欧洲，我认为大战以后，它可以由大约十二个国家或联邦组成一个欧洲区域理事会。重建一个强大的法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地图上英俄两国之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前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我说，我预料美国不可能无限期地在欧洲保持大量人员承担戒备工作。英国也不能这样做。无疑，美国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共同维持欧洲的秩序，英国显然也要参加。
我也希望，在东南欧可能有几个联邦——一个以维也纳为基础的多瑙河联邦，用以弥补由奥匈帝国的消失而出现的缺口。巴伐利亚可以参加这一集团。再一个是巴尔干联邦。
我说道，我希望看到普鲁士从德国的其余部分分开，四千万普鲁士人组成的一个欧洲单位是容易驾驭的。许多人愿意再进一步进行分裂，把普鲁士本身分为若干组成部分，我对于这一点保留意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应该对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剩下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有土耳其，它在最后也许愿意或者不愿意同希腊一道在巴尔干的体系中担负一些任务。
华莱士先生问到比利时和荷兰，他建议它们可以加入法国。我说，它们可以同丹麦组成一个低地国家的集团。华莱士先生还问到，我是否考虑过瑞士加入法国的可能性，我说，瑞士是一个特殊情况。这十几个欧洲国家应该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欧洲区域理事会，从而创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组织。我以为库登霍夫·卡勒吉伯爵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想很值得推荐给他们。
同样地，美洲各国也可以有一个区域理事会。加拿大在这个理事会中自然是一个成员，并且是代表英联邦的。太平洋也应该有一个区域理事会，我以为俄国应该加入这个组织。
当俄国西部边疆的压力解除以后，它的注意力将转移到远东去。这些区域理事会应当隶属于世界理事会。世界理事会的成员应当参加与它们有直接关系的区域理事会；我希望，美国除在美洲区域理事会和太平洋区域理事会派代表参加以外，还应参加欧洲区域理事会。不管怎样，最后决定权仍然属于世界最高理事会，因为区域理事会不能解决的任何问题，自然而然要由世界理事会负责。
华莱士先生认为，别的国家会不同意世界理事会只由四大国组成。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在四大国以外，再加上由区域委员会轮流选出来的其他国家代表。这种结构的中心思想好比三条腿的凳子——世界理事会建筑在三个区域理事会的基础上。不过，我对区域性的原则赋以极大的重要意义。
遇有争论，只能期待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用全力解决。
如果那些与争论问题漠不相关的国家在最初也被邀请参预解决的办法，其结果可能仅仅是没有力量的和学究式的议论。
华莱士先生问道，例如，秘鲁和厄瓜多尔如果有了争论的话，实际上采用什么程序。我回答，这件事首先应由美洲区域理事会处理，但是区域理事会始终是在世界理事会的全面最高权力的支配之下。在这样一个例子中，美洲范围以外国家的利益不致受到影响；但是，显而易见，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争论不适于仅仅在一个区域的基础上来处理，世界最高理事会很快就要来参预其事了。
有人问我，我所计划的国家联合会是否只限于同盟国，还是将中立国家也包括在内。我回答，在战争结束以前设法劝诱那些现在仍守中立的国家参加同盟国是有益的，只要能增进有关国家的安全，我们便应利用一切可能的说服力量和压制办法以求达到这一目的。土耳其便是一个例子。我的政策在于帮助土耳其建立它自己的军队，使它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并且会有效地采取行动。当同盟国将犯罪的国家带到法庭时，我只能见到一直坚持中立的德·瓦勒拉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软弱无力和不体面。
我提到，从国际联盟的经验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指责国际联盟完全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指责会员国对于联盟未尽到责任。康纳利参议员同意我的说法，并且指出1919年以后几年中联盟的成就。史汀先生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如果原先对于法国的保证能够得到兑现，那么，以后的法国政策，还有联盟的历史，就会是截然不同的。
要想保持和平，武力显然是必要的。关于每个国家应当维持的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武装力量，我提议，各同盟国彼此间缔结一项协定。每个国家的武力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该国的国家部队，另一部分组成国际警察部队，在世界最高理事会的指导下受区域理事会的支配。这样，如果欧洲十二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威胁了和平，必要时，十一国的国际警察部队就可用来对付这个国家。每个国家所提供的国际警察部队人员，按照世界理事会的决定，有义务对本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作战。
华莱士先生说，这些国际警察部队还需要基地。我说，我的心中还有些话，可以补充我刚才所发表的言论。建议成立一个世界安全组织，并不排斥对别国不怀敌意的特殊友谊。最后我说，除非美国和英联邦在兄弟般的联合中共同努力，否则，我看世界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相信，这种联合可以采取互有利益而无牺牲的形式。我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公民，在不丧失他们现有国籍的条件下，能在另一国家的领土内具有同等来往、定居和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可以用一般的护照或特殊护照或签证。甚至可以有某种共同形式的公民身分证，美国公民和英联邦公民拿着这种身分证，按照居住条件可以享有选举的特权，并有资格在另一国家的领土内担任公职，这当然要根据当地通行的法律和制度办事。
然后谈到基地问题。对于驱逐舰基地的交换办法，我已表示欢迎，不是为了那些有用处的驱逐舰，而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与两国互有利益的事，美国在英国领土内利用这些基地，正如英国在它自己的防御上有这种必要一样；因为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于英联邦是有意大利害关系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为着共同利益的共同防御，我期望扩大基地的共同使用。
敌国在太平洋拥有无数的岛屿。英国也有岛屿和港湾。如果战后我还负责公务的话，我一定主张美国可以使用那些他们需要作为基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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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席的美国客人都说，他们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有多少相同的想法，并认为美国舆论接受这些意见或类似的意见，不是不可能的。哈利法克斯勋爵问韦尔斯先生，他是否以为，设立了欧洲区域理事会，结果会使美国舆论对于欧洲事务不发生兴趣。韦尔斯先生考虑到世界最高理事会的无上责任以及它与区域理事会的关系，他并不那样担忧。史汀先生极力强调说，据他看，在战争停止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松懈的趋向，还有一种不大愿意从事新的国际机构试验的情绪。
他相信，在战争时期和美国缔结协定会比较容易得多；事实上，这是战争时期才可解决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可能了。其余的人也都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也都感觉到，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一类的未来计划作为我们目前合作的一种继续方法提出来，在战争仍然进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
我提出另外两点意见，都引起热烈的赞同。第一点是，我们应当在战后继续联合参谋会谈的办法；第二点是，我们应当以经常接触的方式，采取一切必须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能够密切合作。
华莱士先生在告别的时候告诉英国大使说，这是他两年来参加谈话中最感鼓舞的一次。我当然谨慎地说，我只是表示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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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在第二天同总统和我进午餐时似乎有一点忧虑，他怕别的国家以为英国和美国要作世界的首领。我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不应该由于这种意见而放弃必要的和正当的行动。我的基本思想是，在英美的范围内仍采用共同的公民身分证，即使别的国家都不这样办。总统喜欢这些理想的自由发挥，尤其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我们两人都以为，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体制有必要在战后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论如何，一直要继续到我们能够完全相信世界已经是平安无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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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战战略的主要问题，我们在“三叉戟”会议期间共举行了六次全体会议，总统和我都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每天对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作出决定，以期他们的辛勤劳动能有成果。一切都是这样顺利地进行着，在5月25日上午的最后一次会上，他们向我们递交了报告书。我曾提出若干修正意见，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表示同意。总统和我就正式批准了下列修正后的报告：
进行战争的全面战略思想
1．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2．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最后投降的地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采取行动以前，应考虑对于全面目标发生影响的任何扩大计划。
3．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支持全面战略思想的基本任务为支持全面战略思想，不管决定什么作战计划，下面规定的任务，对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的支配有优先的权利，这些问题当然须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再作审核。
1．保持西半球和英伦三岛的安全和作战能力。
2．保持我们部队在所有地区的作战能力。
3．保持主要的海外交通线，特别着重于击溃潜艇的威胁。
4．加强对欧洲轴心国家的空中攻势。
5．为了对轴心根据地作决定性的进攻，就实际上可能早的时间，在某一选定地区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
6．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俄国作战。
7．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
8．为土耳其积极地或消极地参加同盟国这边作战而准备条件。
9．为非洲法军在对轴心国家的战争中起积极作用而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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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可以电告国内，我们在整个战略方面已达成了足以令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极感满意的协定。“这应归功于总统的权威和我同他保持亲密的接触。两国参谋长之间的观点分歧有一段时间是很严重的。此外，现在我们希望缔结一种战时调拨的契约，在十个月中，每月从美国获得二十艘新船，挂英国旗使用，这样就为我们的多余海员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如果没有总统压服许多反对意见，这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关于原子弹和英美的研究工作，我也可以对约翰·安德森爵士送达如下的文件：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3年5月26日
总统同意，关于“合金管”的情报交换应当恢复，并且应当把这项事业看作是一种双方联合的事业，英美双方对它一定要作出各自的最大努力。据我了解，他的决断所根据的事实是，这种武器很可能及时发展起来供目前战争使用，因而它列在交换研究工作和发明秘密的一般协定范围内。
应当通知彻韦尔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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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许多方面有很好的进展，可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征服西西里以后进攻意大利未作具体的建议，这一点我很关怀。我能得到的最好计划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作为一项紧急任务，指令北非盟军总司令，应计划在扩大“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战果时进行军事行动，以便最有效地把意大利排除于战争以外，并牵制最大数量的德军。各种各样的具体军事行动应该采取哪一种，以及计划决定之后的实行等问题，留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出决定。
我知道美国参谋长们的心思已经转移到撒丁岛。他们认为，该岛是集结在地中海的大军在1943年全部剩余时间内唯一尚待完成的目标。无论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理由来看，我认为这种打算都是遗憾的。俄国人每天在他们庞大的战场上作战，他们的血液汇成了激流。而我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就让这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优秀军队以及他们所有庞大的空军和海军无所事事吗？
总统似乎还未准备促使他的顾问们更正确地认识进攻意大利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是我横渡大西洋的主要目的，我不能置之不管。霍普金斯私下对我说，“如果你要贯彻你的主张，你必须在此地再停留一个星期，不过，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我深感苦恼，5月25日，我亲自向总统请求，让马歇尔将军同我一道往阿尔及尔去。因此，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说，首相不久将会有一次机会同北非总司令讨论“攻占西西里以后的”政策，并且他曾经建议，如果马歇尔将军也能去那里的话，一定会极有帮助。因此他转向马歇尔将军说话并且问他，他是否能够推迟他的东南太平洋的视察以便顺从首相的要求。马歇尔将军答道，他十分愿意。
当时我在会上说明，在没有最高级的美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尴尬。如果作出了决定，事后很可能被人认为我曾施展过不当的影响，听到马歇尔将军可以同我前往，我很高兴；我深信，现在有可能在阿尔及尔把一切作得令人满意，并送一份报告回来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供他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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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经同意，总统和我应当写一份关于会议的报告给俄国。我们起了几次草稿，都立即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我们在打好的草稿上改了又改，直到它们被我们的笔迹涂抹得几乎不能认识了。什么是应该加入的，什么是应该删除的，我们都搞糊涂了。最后，在午夜后两点钟的时候我说，“让我明天带走，我把它整理出来，从巴特伍德飞机场再送回给你。”
这句话使总统大为轻松。他对于这种办法感到满意。我又说，“如果马歇尔同我一块走，那将是一件好事。飞机上的地方很宽敞。”我们已被不断的脑力劳动搞得精疲力竭了，便起身去睡觉。正当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露面了。虽然曾经决定，他应当去北非，显然他未曾指望跟我同乘一机，或在同时起飞，所以他来道别。但是现在总统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和温斯顿一块去？你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给俄国的公报。”将军感到意外，但是欣然同意地挥了挥他的手，并且说，“我一定到他的飞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