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在华丽的卧室里醒来已经很晚了。那是8月13日，星期四——对于我，这一天总是“布伦宁纪念日”①。我已约定在中午去克里姆林宫拜访莫洛托夫，以便更清楚而全面地说明我们计划中各种军事行动的性质。我指出，假如我们因为放弃“痛击”计划而受到指责，那么就不得不公开指出反对这样军事行动的理由，这样一做，对于共同事业会产生多么大的损害。我也更具体地说明了“火炬”计划的政治背景。他很虚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向他提出我要在夜间十时去看斯大林。这天傍晚得到回话，说十一时较为方便。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与昨夜所讨论的相同，他问我是否愿意偕哈里曼同去。我说“好”，还有卡多根、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也去。他们已从德黑兰乘俄国飞机安然到达。他们在“解放者”式飞机里遭到一次非常危险的火灾。
①布伦宁纪念日（Blenheim Day），1704年8月13日，英国、德国、荷兰、丹麦联军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布伦宁村战胜法国及巴伐利亚军队。率领英德两国联军的将领之一是丘吉尔的先人约翰·丘吉尔（马尔巴罗第一公爵。）——译者
我离开这位文雅而严肃的外交家的办公室之前，转身对他说，“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如果斯大林粗鲁地对待我们，那就要犯大错误了。”谈到这里，莫洛托夫的态度才第一次松动一些。他说：“斯大林是一个很明智的人。你可以确信，不论他怎样争论，他是能谅解一切的。我将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我及时回到国家别墅七号去进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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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风和日暖，正如我们有时遇到的最喜爱的英格兰的天气一样。我想，我们该去周围观光一下。国家别墅七号是一所华丽、宽广、簇新的乡村别墅，坐落在大约二十英亩的枞树林中，有着大片草地和花园。散步时优雅宜人；在美好的8月天气里，躺在草地或松叶之上是很舒畅的。园内还有几处喷泉。一个大的玻璃缸养着各式各样的金鱼，它们都不怕人，甚至游到你手边来吃食。我每天对金鱼饲食，习以为常。宾馆四周围有栅栏，栏高约十五呎，前后两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军警卫护着。大约距房屋百码之处有一个防空洞。我们一到，就有人引导我们去参观。它的形式是最新、最华丽的。前后都设有电梯，下降八九十呎，进入地下。地下室有八大间房或十大间房，上下左右都是极厚的钢骨水泥。各室都用厚重的拉门隔开。这里电灯辉煌。家具都是时兴华丽、颜色鲜艳的“实用之物”，但是我还是对金鱼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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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十一时，我们都到了克里姆林宫，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接见我们。于是，一次最不愉快的讨论开始了。
斯大林递给我一份文件。当译员翻译它的时候，我说，我要用书面答复，而且他必须了解，我们已决定了将要遵循的方针，责备是无用的。此后我们大约争论了两个小时；他在争论中说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话，尤其说我们过分惧怕对德国人作战，假如我们像俄国人那样试一下，我们就会感到并非如此；他又说，我们违背了关于“痛击”计划的诺言；又说我们没有把答应给俄国的军需品送去，只是在满足自己需要之后，才送去少许剩余物资。他的这些怨言显然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我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争论，只是不带有任何辱骂的字眼。我原以为他不惯于一再遭受批驳，但是他毫无怒容，甚至也不激动。他反复说明他的意见，说英美在瑟堡半岛登陆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英美已掌握了制空权。他觉得，如果英军像俄军那样对德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军了。俄军，实际上还有英国空军，已证明击败德军是可能的。假若英国陆军与俄国同时作战，英国陆军也同样能获得胜利。
我插话说，斯大林在谈到俄国陆军的英勇时说的一番话，我不计较。向瑟堡登陆的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吉利海峡的存在。最后，斯大林说，我们不能再争下去了。他必须接受我们的决定。然后，他突然邀请我们明晚八时出席宴会。
我在接受邀请后说，我将在后日，即15日黎明时乘飞机回去。约大叔对此似感不安，问我是否能多留些时日。我说，当然，倘若能起一些良好的作用，我总是想多留一天的。于是我又大声指责他对待我毫无友情。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为的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竭力帮助俄国，而且将要继续帮助下去。我们曾经完全孤立无援地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一年。现在三大国既已结成同盟，只要不发生分裂对立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说这番话时有些激动；我的话经翻译之前，他说了一句他爱听我发言的声调。此后会谈便继续在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下去了。
他专心一志地谈论俄国两门发射火箭的迫击炮，说它们的效果是毁灭性的；他建议，如果我们的专家们能等候一些时日，可以表演给他们看。他说，他要让我们获得迫击炮的全部情报，但是否应以某些东西作为交换呢？应否订立一个关于交换科学发明情报的协定呢？我说，我们将无条件地给他们各种情报，只是有些新发明，假若经由飞机运载，而在飞经敌方战线时有被击落的危险，因而使我们轰炸德国更加困难，就要另行考虑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也同意，他的军事当局应同我们的将军们会见。于是便安排在当天下午三时会见。我说，他们至少需要四个小时，以便详细讨论涉及“痛击”、“围歼”和“火炬”等计划的技术问题。他立刻指出，“火炬”计划“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政治方面需要更审慎些——就是说需要更仔细地处理。他不时提起“痛击”计划，颇有怨言，当他说到我们没有坚守诺言时，我答称，“我反对那样的说法。我们已遵守了每一项诺言。”我把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指给他看。他表示歉意，说他吐露的是真诚的意见，我们之间没有猜疑，只是见解不同而已。
最后我问到高加索的形势。他是否准备保卫高加索山脉，用多少兵力？谈到这里，他叫人拿来一个立体模型，并以坦率的口吻、明确的知识，说明这条防线上的兵力。他说现在正准备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指着各个关口说，这些都会守得住。我问，这些关口是否都已设防了呢。他说，“当然。”俄国的战线（敌军尚未到达那里），就在这条主要山脉的北面。
他说，他们一定要坚守两个月，两个月后就大雪封山了。他说他自信他们完全能够做到这点，然后又详细介绍了集中在巴统的黑海舰队的力量。
这一部分会谈是顺利的，但当哈里曼问到通过西伯利亚运送美国飞机的计划时——美国一再催促这个计划，最近俄国人才同意执行——他敷衍地回答说，“战争的胜利不是靠计划来赢得的。”在会谈中，哈里曼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我们两人谁也未曾让步，也未曾说一句刻薄话。
我离开时斯大林起身行礼，并向我伸出手来。我同他握了手。
我在8月14日向战时内阁提出下列报告：
我们曾问自己，应该怎样解释昨晚这种表现，以及前天晚上取得良好结果后又发生了变化。我想，很可能是他的人民委员会对我所带去的消息的理解与他不一样。他们掌握的权力或许比我们所设想的大得多，但知识很少。或许斯大林是想为他们自己的将来获得极大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发发自己的牢骚。卡多根说，艾登在圣诞节开始会谈以后，第二次也曾遇到同样的僵硬情况；哈里曼说，这种手法也曾在比弗布鲁克代表团访问的初期使用过。
我经过考虑后认为，斯大林的内心——就他的内心来说——是明明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明明知道，为执行“痛击”计划而登陆的六个师，在今年并不能使他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深信，他的稳健而敏锐的军事判断力肯定会使他坚决地支持“火炬”作战计划。我认为他有可能向我们道歉。我对这一点抱有希望。无论如何，我深信这样明白道出比任何其他方法更好。他们从来没有不继续作战下去的意思，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对于胜利是深具信心的。
当我为了四十架“波士顿”式飞机而向斯大林致谢时，他作了一个不屑一提的姿势，说，“它们是美国飞机。等我给你俄国飞机时，你再感谢我吧。”他说这些话，并没有轻视美国飞机的意思，而只是说，他重视的是自己的力量。
我很体谅他们正在经历着极紧张的局势。最后，我认为，他们对这次访问是需要大事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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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斯大林交给我的备忘录：
1942年8月13日
由于今年3月12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已确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在1942年不可能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众所周知，1942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在莫洛托夫逗留伦敦期间早经决定的，去年6月12日所发表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英苏公报并已宣布了这项决定。我们还了解到，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使东线的德军撤往西欧，并在西欧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从而缓和1942年苏德战线上苏军面临的严重局面。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舆论正把希望寄托在开辟第二战场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的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且不谈由于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给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无疑会使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损害。我和我的同僚们①认为1942年存在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有利条件，因为几乎全部德军，并且是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战场，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至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是否将如1942年那样有利，就难说了。
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丘吉尔
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1942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次日，即8月14日上午，我经过充分休息之后，在帝国总参谋长和卡多根协助之下，准备了下列我认为恰当而明确的答复：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的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道路，并且具有斯大林总理在8月12日会谈中所提到的四大优点。英美政府对此已下定决心，并且正在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2．英美方面用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袭击瑟堡半岛和英吉利海峡的岛屿，同“火炬”作战计划比较起来，是一次冒险而无益的军事行动。德军在西欧有充分的兵力，足以在这个设防的狭小半岛上阻滞我们前进，并会集中所有在西欧的空军对付我们。英国海陆空军当局的意见，都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只能以灾难告终。即使我军占领了这些据点，也不会使德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一师兵力。这个计划对我们的伤害将远比对敌人的伤害为重，我们并将毫无意义地耗尽1943年真正战役所需要的重要兵员和登陆船只。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观点。帝国总参谋长将同俄国司令官具体地交换意见，所谈范围根据双方愿望确定。
3．英国或美国都没有违背诺言。我是指1942年6月10日我给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第五节说的。该节明确指出，“因此我们不能作出保证。”在冗长的会谈之后所提出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说明，采取这样一种计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好几次会谈都已记录在案。
4．然而，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假若对这个计划引起了公开的争论，那就要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俄国的利益；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它所想到的不宜于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有力论点向全国公布。这样就会使寄托希望于这计划的俄军普遍地颓丧，而敌人也会自由地从西欧撤出更多的军队。最巧妙的办法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
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5．我们不能承认，同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成为改变俄国最高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根据，因为，对这次会谈我们早已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保留条件。
6．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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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恳而亲切地招待我们。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过去有许多天真的故事描写苏联宴会上竞赛喝酒的情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元帅和他的同僚们始终用小玻璃杯敬酒，每次只是抿一口，可是，我却是按照这种传说锻炼起来的。
在宴会中，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我谈话。他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
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斯大林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斯大林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她说得很有意思。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露出友好的笑容，因此我说：“你已经宽恕我了吗？”译员帕夫洛夫说：“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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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经告诉我，当他于1941年10月间出使莫斯科时，你问过他，‘丘吉尔在议会上说，他曾就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事向我提过警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当然是指1941年4月我给你的电报。”我拿出这份克里普斯爵士很晚才递交给他的电报。当人诵读并翻译给斯大林听时，他耸耸肩膀。“我记得。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会来临，但我认为或许还要推迟六个月左右。”为着共同的事业，我克制自己没有问他：如果我们一直向后撤退，而他却给希特勒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时间和援助，我们大家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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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快地把关于宴会的更正式的记述，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副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17日
宴会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和常见的俄国仪式中进行。韦维尔用俄语发表精彩的演说。我敬酒祝斯大林健康，卡多根举杯咒骂纳粹必然死亡和毁灭。我虽然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却无机会谈论重要问题。斯大林和我，还有哈里曼一起照相，斯大林发表十分冗长的演说，提到“情报部门”，他奇妙地引证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事件，他说当时英军已获胜，德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已在撤退，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情报搞错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准确，但他显然是对我表示恭维。
2．我大约在夜间一时半离去，因为我担心我们会被拖去拍摄冗长的影片而使我们疲劳不堪。当我向斯大林道别时，他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只是个方法问题。我说，即使是这样的分歧，我们也当尽力用行动来消除。在诚挚地握手之后，我就辞别，走了几步，正要走过拥挤的房间，他又急忙走过来，伴随我穿过走廊和楼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了大门口，我在那里再次和他握手。
3．我写给你们的关于星期四夜间会议的情况，也许把事情看得太暗淡了。我认为我必须充分体谅这样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予以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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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我都同意，双方最高军事当局也应该举行一些会议。因此，8月15日举行了两次会谈。
我把如下的会议结果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星期六〔8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伏罗希洛夫和沙波希尼科夫①会见了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布鲁克等人说明了不执行“痛击”计划的具体理由。俄国人虽然谈兴极浓，但遵照严格的指示，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他们甚至对重要的具体细节也不企图争辩。过了一会儿，帝国总参谋长问到高加索防地的具体情形，伏罗希洛夫答称，他未受权谈这方面的情况，但准备请示一下。因此，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中，俄国人重述了斯大林对我们说过的话，说将调遣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去防卫高加索山脉的战线和两端的通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在冬雪及他们的阵地形势大大增强以前，守住巴统和巴库以及高加索山脉。然而，帝国总参谋长依然放心不下。例如，伏罗希洛夫说所有关口都设防了，但当帝国总参谋长飞经里海西岸一百五十呎上空时，仅见北部防线刚开始建筑防坦克的障碍物、掩体等等。在我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之时，他向我吐露使他具有胜利信心的其他一些有力的根据，其中包括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因为他要我严守秘密，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力量将与敌人势均力敌，但帝国总参谋长说还未达到这一步。
①俄国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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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会上谈到的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气愤。我极其体谅苏联领导人所处的紧张局面：近二千哩长的广大战线上战火弥漫，血流成渠；德军距莫斯科只有五十哩，并正向里海推进。军事技术方面的讨论，进行得不很圆满。我们的将军们问到各种问题，他们的苏联同僚们却无权答复。苏联唯一的要求是，“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布鲁克就有些不客气了，军事会议也就突然结束。
我们将在16日黎明出发。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七时，我向斯大林辞行。我们进行了有益而又重要的谈话。我特别问他能否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隘口，能否阻止德军进入里海，夺取巴库周围的油田和所有重要的目标，然后通过土耳其或波斯向南推进。他摊开地图，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将要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越不过高加索山脉。”他又说：“谣传土耳其军将在土耳其斯坦袭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也一样能对付得了他们。”我说不会有这种危险。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绝不会同英国发生争执的。
我们一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我起身告别。斯大林似乎突然感觉不安，并且用一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更加诚挚的声调对我说，“黎明时你才离开，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喝杯酒呢？”
我说，我一直是喜欢采用这种方法的。于是，他引导我穿过很多走廊和房间，一直走到仍在克里姆林宫范围之内的一条安静的道路，再走二百码就到了他的住宅。他指给我看他自己所住的房间，都是不大不小，朴素而又大方，共有四间——餐室、办公室、卧室和大的浴室。不一会儿，先见到一位很老的女管家，后来见到一位美丽的红发女孩，她很孝顺地同她父亲接吻。斯大林朝我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告诉我，“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斯大林的女儿开始摆桌子，一会儿，女管家端出几盆菜来。这时斯大林打开各种瓶子，富丽堂皇地摆了一桌子。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将举行一次宴会。我原来打算在国家别墅七号就餐，波兰司令官安德斯将军正在等着我。我告诉了我的新的杰出的译员伯尔斯少校，请他打电话去，说我要到半夜后才能回来。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我们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伯尔斯少校已在莫斯科呆了二十年，他在席上同元帅谈得甚为融洽，有时两人滔滔不绝地交谈，我无法插话。
我们在餐桌上从八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合共七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装出极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恣意地拿他开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谈到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他谈起6月间几乎遭到完全毁灭的北极护航队时话说得很粗鲁。我已在本书适当地方已叙述过这一件事。对这一事件，我那时了解到的还没有现在多。
帕夫洛夫有些踌躇地对我说：“斯大林先生问，英国海军难道没有荣誉感吗？”我回答：“你得相信我，我们那时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对于海军和海战的知识的确是不少的。”斯大林说：“意思是说我不懂什么了。”我说，“俄国人是陆上之雄，英国人却是海上之雄。”他就不再作声，又如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转过身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元帅是否了解，他的外交部长最近访问华盛顿时曾说，他决定访问纽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而迟迟归来，并非因为飞机发生障碍，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虽然在俄国人宴会上几乎可以说任何取乐的话，但莫洛托夫对这些话显然看得很重。斯大林却表现愉快的神情，说：
“他去的不是纽约，去的是另一些暴徒们所住的芝加哥。”
这样一来，融洽的关系又恢复了，谈话继续进行。我开始说到在俄军支援下英军在挪威登陆的问题，并解释道，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冬季占领北角，消灭那里的德军，那么护航路线就可以从此打通了。正如我已叙述过的，这种想法始终是我所属意的计划之一。斯大林似乎为它吸引住了，在谈了一些手段和方法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可能时必须实行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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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过午夜，卡多根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
我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立刻使元帅兴奋起来。
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说，“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用拖拉机耕地，就绝对需要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假使我们把拖拉机给予个体农民，那么几个月内这些机器就完全损坏了。只有附设工场的集体农庄才可能使用拖拉机。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做解释工作。同农民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你把所有要说的话对一个农民谈了之后，他说，他必须回家去问问妻子，同大家商量商量。”在这一方面，最后一句话对我倒是一种新的说法。
“他同他们谈过之后，常常这样回答：他不要集体农庄，他宁愿不用拖拉机耕地。”
“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没有重复这个字眼。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时的情况是十分恶劣、十分困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我问：“结果怎样呢？”
他说：“很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进来。有些人则在托木斯克省或伊尔库茨克省或更远的北方得到耕种的土地，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
他停了很长时间后又说：“我们不但大量增加了粮食的供应，而且大大提高了谷物的质量。过去什么种类的谷物都种，现在全国各地除了苏维埃的标准种子以外，不许用别的种子种植。如果有人不这样办，就要受到严格对待。这样一来粮食供应就又大量增加了。”
行文至此，当年几百万男女被杀或者被永远逐出家乡的往事和强烈印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未来的一代对他们的苦难情况肯定是一无所知；但是，必然因为会有更多的食物而感谢斯大林。我没有重述伯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公平地进行改革，我就不进行改革。”现在正是世界大战在我们四周进行之时，高声地谈论道德问题似乎是徒劳无益的。
凌晨一时许，卡多根带着公报草稿来到了，我们开始把它修改成为定稿。这时一盘相当大的烤小猪放在桌上。在此以前，斯大林只是尝尝各种菜肴的滋味，现在到了一时半，正是他通常进正餐的时候了。他请卡多根同他大嚼，而在我的朋友辞谢之后，我们的主人就独自大吃起来。吃过之后，他突然进入隔壁的旁间，收阅来自前方各战区的报告，它们是从早晨二时起陆续送来的。大约经过二十分钟，他才回来，这时我们对公报的文稿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在二时半，我说，我必须告辞了。我要用半小时的时间乘车到国家别墅，又要用同样多的时间赶到飞机场。那时我感觉头痛甚剧，这情况是不常有的。我还得看看安德斯将军。我请求莫洛托夫不要在黎明时来送行，因为他显然疲乏了。他隐含责备之意地盯视着我，似乎在说，“你真的认为我不会到那里去吗？”
以下是我们所发表的公报的原文。
大不列颠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会谈。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还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元帅；英国方面还有：英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以及英国军队的其他负责代表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爵士。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苏、英、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到相互的谅解。
※ ※ ※
我们于上午五时半起飞。我很愉快地睡在飞机里，在到达里海南端并开始飞越厄尔布鲁士山脉之前，我丝毫记不起旅程中的景色或情况。在德黑兰，我没有去公使馆，而是到高出于城市的夏季别墅的凉爽清静的丛林中去。这里有很多电讯在等着我看。我原订于次日同我们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在巴格达举行一次会议，但我感到我受不了巴格达8月份的中午酷热，于是毫不困难地改在开罗举行。这夜，我和公使馆人员在舒适宜人的树林里进餐；我怡然自得，忘却一切纷扰，一觉睡到天明。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6日
经过迅速顺利的飞行后，已到达德黑兰，我趁此机会致电感谢你的友谊和款待。我这次来到莫斯科，很感快慰：第一，因为说明情况是我的责任；第二，因为我确信，我们的接触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事业。请代向莫洛托夫致意。
我也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报告。
1942年8月16日A17日
昨天下午七时，我到斯大林先生那里去告别。我们有了一次非常满意的谈话。他详细地谈了俄军前线情况，看来很使人兴奋。他当然很有信心地说，他们能坚守到冬季的来临。
下午八时三十分，我起立告辞时，他问下次将在何时会晤。我说，我将在清晨离去。他然后说，“为什么不到克里姆林宫内我的住所去喝杯酒呢？”我就去了，并在那边进晚餐，莫洛托夫也应召前来。斯大林先生介绍我认识他的女儿，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羞怯地和他亲吻，但未邀她作陪。晚餐和公报稿一直进行到今晨三时。我有一位很好的译员，因此能够顺利地和他们谈话。谈话时气氛极其亲善，我们头一遭相处得这么畅快，这么友好。我觉得我们已建立了一种对将来很有助益的个人关系。我们对于“丘比特”计划谈得很多，他认为到11月或12月这个计划就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真不知道我们怎能将装备这支巨大的作战部队所需要的军事物资运到。横贯波斯的铁路现在只有一半可以通行。他最需要的是卡车。他宁愿要卡车，而不要坦克，因为他现在每月可制造二千辆坦克。他也需要铝。
我最后说：“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这次我所带去的使他们失望的消息，只有由我亲自传达才不致引起真正严重的分裂。到莫斯科去是我的职责。现在他们已了解最坏的情况，他们十分友好地提出了抗议；尽管此刻是他们最忧虑最困窘的时期，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此外，斯大林完全承认‘火炬’作战计划的巨大优越性，我也确实相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正在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个计划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