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尖刻文章和刺耳声音的报纸上的议论和批评，在下议院里得到二三十位议员的附和，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员则抱着相当阴郁悲观的态度。在这个时机，一个由一党执政的政府，如果不经过一次投票，就会像1940年5月迫使张伯伦先生交出权力那样，在一阵激烈的议论中被推翻。但是，民族联合政府经过2月份的改组而有了加强，它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巨大而有压倒的优势的。所有主要的大臣都团结在我的周围，丝毫也没有不忠诚和不坚定的想法。我似乎已取得所有充分了解情况关心局势演变并且分担责任的人们的信任。
没有一个人动摇不定，也没有阴谋的私议。我们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牢不可破的团体，能够抵制任何外来的政治攻击，能够经受每一种挫折，为共同的事业而坚持不屈。
我们已经遭到一长串的失利和溃败——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战役的失败；未曾解释，也难以解释清楚的托卜鲁克战役；沙漠军队的迅速溃退，以及我们在昔兰尼加和利比亚所有占领地的丢失；向埃及边境退却四百哩；五万余人的伤亡和被俘。我们损失了大量的大炮、弹药、车辆和各种储备。我们又回到马特鲁，回到两年前的旧阵地；
但是，这次隆美尔和他的德国军队乘胜利之势，坐在缴自我们的汽车上，用的是我们供应的汽油，大多数时间中发射着我们的弹药，向我方进逼。只要再少许前进一些，再取得一些胜利，墨索里尼与隆美尔就会携手同进开罗或者开罗的废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我们遭到惊人的挫败以后，又面临着正在发生作用的种种未知因素，谁能预言，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呢？
议会的情势需要立即明朗化。然而，在新加坡沦陷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很难再要求下院举行另一次信任投票。可是，当心怀不满的议员自行决定在议程单上规定投一次不信任票时，那就非常方便了。
※ ※ ※
6月25日，议程单上列着一项动议，措辞如下：
下议院对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虽然表示敬意，但是，对于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
列名的是保守党的一位有势力的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恩。他是有权力的全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关于行政浪费和缺乏效果等案件的报告，我始终密切注意，予以研究。这个委员会有大量情报可供利用；而且，还同我们战争机构的外围方面，有大量的接触。当宣布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而且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赞助这项动议时，情势顿时明显起来，一场严重的挑战业已开始。实际上，在某些报纸上，在议会走廊里，已在传播着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即将来临等等议论。
我立即说，我们决定给以充分公开辩论的机会，订于7月1日开会。我认为必须发布一项公告。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9日
当我在星期四下午四时左右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说话时，我认为必须宣布，你从6月25日起已接替里奇担任指挥。
埃及的战争危机渐趋恶化，而且，普遍地认为，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很快就要在隆美尔的刀光剑影之下陷落。墨索里尼确已准备飞往隆美尔的总部，打算参加这两个城市，或者其中一个的凯旋入城式。看来我们在议会和沙漠前线都将在同一时间达到困难的顶峰。当我们的责难者了解到，他们将要面对我们团结一致的联合政府，这时，有些人的热忱消失了，而且，动议的提议人提出，如果埃及的严重局势使公开讨论成为不合时宜的话，就建议撤销动议。然而，我们不打算让他们轻易退避。考虑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整个世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焦急地注视着日益高涨的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形势，不使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丘吉尔先生致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
1942年6月30日
今晨我把你6月30日的来信交与战时内阁，他们要我通知你，鉴于这种对政府的能力和权威的挑战在数日以来已传遍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将此事交付讨论，立即得出结论，为此，已作好各种安排。
辩论开始以前，海军中校金—霍尔起立要求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把他的动议推迟到当时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战事结束之时。约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于国家利益愿意推迟，他将立即勉强同意，但是，政府方面并未提出这种建议。我于是作如下的声明：
我已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感迟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势的紧迫和严重而发出呼吁，辩论或许可以推迟。不过，这种投不信任票提案毕竟已列入议程相当时间了，而且，已经很快地传遍全世界了。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所造成的强烈的激动情绪，虽说我们在国内的人对于我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我们今日政府的力量会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国内的舆论，绝不是在其他国家所能分享与感受到的。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一周多以来，这件事已成为世界每个角落的议题，依我看来，推迟决定比立即交付讨论将更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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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把我的发言保留到辩论结束之时，我有机会来考虑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我将遭到批评的一些要点。①
①当我开始7月2日的发言时，得到了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议院和全国，无疑都有着十分庞杂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明白，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绝不表示全国对新闻报导的普遍反应。同时，在莫尔顿补缺选举中，政府候选人在总票数约二万张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张，这种极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受到利比亚战局的影响，也显示出选举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并不认为选举人的情感在任何意义上是个人反对首相的情感，而是对某件事做错了而产生的一般不满情绪，要求毫不延迟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测到的而言，责难的情绪集中在下列六个主要问题上：
（1）·从·开·罗·来·的·过·分·乐·观·的·新·闻·报·导——诚然这些电讯绝非官方电讯，但是，这些电讯必然是受到军事当局提供给报纸的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于引导新闻记者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导，而官方公报又没有起到纠正作用，来消除这些过分乐观的情绪。一般所产生的印象是，军事当局并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而且，军事情报也不准确，常常会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这种报道的总方针，无疑使托卜鲁克的陷落和向马特鲁退却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2）·指·挥·的·才·干——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有较好的指挥才干，隆美尔可能已被击败，特别是在根据奥金莱克将军的说法，当时隆美尔已被打得筋疲力竭，处于危急万分的时机。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挥，而且，整个战役在防御战的基础之上考虑得过多，而在危急的时机，却没有必需的反击战的勇气。
这种责难使人们对于总司令或者陆军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也使人们想到，是否应当全部更换指挥官，代之以对机械化战争更有经验和才干的人员。
（3）·最·高·指·挥——上述（2）所述的责难反映出对于最高军事指挥当局的广泛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同样也不合时宜，不能掌握对隆美尔及其军队作战的正确方法。与此有关的是，空军与陆军的合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统帅部方面，也还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计划。
（4）·武·器——也许最强烈的责难是，在战争几乎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坦克与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是造成溃败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发·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装备竞赛方面，我们总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且，为了从这个战争的重要部门得到最大的好处，在组织方法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6）·空·军——人们对奥金莱克将军所说，我们在空军方面士气优良，可是却不能阻止敌人前进，不知道如何自圆其说。这导致种种怀疑，如各种精密空军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对俯冲轰炸机的整个怀疑和关于飞机型式的其他疑问。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不安，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型式存着过分僵硬的观点，这就使我们即使处于空中优势，也无法像敌人那样有效地进行空中的战斗。
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薄弱，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远程飞机？这里又产生了如何阻止敌方在利比亚的获得增援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各点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较认真思考问题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几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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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说，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开始了辩论。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希望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绝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我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负责皇家军队三军，……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要求为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于让海陆空军将领们按自己的方案从事工作而不受上级不适当的干预。最重要的，我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就应当引退。……我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既由于缺乏首相对国内事务的慎密的审查，也由于缺乏从国防大臣或其他掌管军队的官员——不管官衔叫什么——那里得到应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的灾难，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我们战时行政中枢存在有基本缺点而造成的。”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这番话很中肯，但是，他接着又节外生枝地说，“如果国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军总司令而无需担任其他行政职务，这将是一项颇合人意的动议。”这一动议对于他所提的议案是有妨害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项把王室牵涉到引起严重争执的责任的建议。此外，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的任命与王室公爵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几分独裁的意味。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冗长而详尽的控诉，就似乎失却了一些力量。约翰爵士最后说：“下议院应当明确，我们需要一位把全部时间用来争取战争胜利的人，来全权负责王室的各种武装部队；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请下议院给他权限，使他有权独立地执行任务。”
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由于被撤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深感不快，而且，由于他在职之时，我常常不采纳他的建议而更加不快；但是，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使他在攻击中有所约束。他的责难主要集中在我的专家顾问们的身上——当然指的是三军参谋长。“在他出任首相期间，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执行足以使两大战役的全局改观的战略攻击时，每次都由于他的法定海军顾问们惟恐担风险，不肯和他分担责任而遭到挫败，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一论点与原提案人的论点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斯蒂芬先生打断发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下议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凯斯海军元帅说：“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时，另一位工党议员恰当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罗杰爵士说：
“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因此，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虽然如此，辩论仍在继续，而责难者却越发争先恐后地发言。新任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校在论述对我们装备问题进行的控诉时，作了一段暴风雨般的发言，具体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保守党从他们的后排席位发出了对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发言。下议院的元老温特顿勋爵恢复了攻击的力量，并且集中攻击我。“谁是实际主持纳尔维克战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现任首相，当时的海军大臣。……没有人敢于责备首相，因为那样做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不问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灾难，我们都会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切勿责备首相；我们正逐渐接近德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状态：‘元首永远是对的。’……我在下议院三十七年的时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企图为首相开脱责任的情况。……在上次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可以与现在相比的一连串灾难。现在，看看政府用什么来开脱责任吧——因为‘元首永远是对的’。我们都同意，首相是我们在1940年勇气和坚定意志的统帅。但是，自从1940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如果这一系列的灾难继续下去，这位尊敬的绅士就应当执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现在坐在国务大臣议席上不止一个人宜于出任首相——并且建议其中一位应该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这位尊敬的绅士本人将在他手下任职。或许，他可以担任外相，因为，他在处理我国和俄国以及和美国的关系中是正确的。”
这些生动的辩论演说几乎进行到次日早上三点钟，我却不能听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准备次日的答辩；但是，我的思想却集中在看来是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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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的辩论，7月2日又精神饱满地继续进行着。当然，没有拒绝自由发言，也不乏自由发言。一位议员甚至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五六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我知道这是有损我们尊严的，但是，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直至我们能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来的时候呢？把这些同里奇将军具有同等军衔的人派出去，有没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调他们去负责指挥我们的军队呢？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这次战争，而我们的人却不知道；我认为，与其由我们自己无能的军官指挥而失利，倒不如让联合国家其他成员来指挥而取得胜利，拯救英国士兵的生命。首相必须了解，在国内人们流行着一种嘲讽的口头语，说如果隆美尔在英军中，他顶多不过还是一个中士。①是不是这样？这种笑话在军队中是普遍流传的。现在，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人——这表明我们在如何使用我们有训练的人才——名叫迈克尔·邓巴，他曾调遣十五万人越过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去。他目前是这个国家一个装甲旅的中士。他在西班牙是参谋长；曾在埃布罗河打过胜仗，而现在是英军中的中士。事实的真相是英军被阶级偏见所支配。你必须改变它，你一定得改变它。如果下议院没有勇气使政府改变它，事态的发展将会改变它。虽然下议院今天也许不会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下一星期，你们会这样做的。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定会想起我的话。批评政府的正是当前发生的大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发为呼声，也许说得不太恰当，但我们正竭力把它讲出来。
①这当然表明对隆美尔在两次大战中长久而突出的专业生涯全然无知。
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将此项反对政府的议案进行了总结。他总结道：“我们或许会丢失埃及，或许不会——上帝保佑，我们不要丢失埃及——但是，当首相说过，我们会守住新加坡，我们会守住克里特，我们在利比亚已击溃了德国军队。……当我读过他所说的一切，又在说我们将守住埃及时，我的忧虑就更大了。……对于那种一再错误判断的人，人们怎么能信赖呢？这就是下议院必须作出的决定。想一想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在一百天之内，我们已丧失了我们的远东帝国。下一个一百天，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每一位议员凭着他的良心投票吧。”
我在这个有力的发言之后，接着发言，以结束辩论。下议院挤满了人。当然，我所想到的每一点我都说了。
这回冗长的辩论已达到最后阶段。我们的议会制度在战争期间还能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这是多么突出的例证啊！凡是能想到的，或者能搜集到的例证，都被用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证明大臣们的无能，并且也用来削弱他们自己的信心，使军队不信任他们所得到的政府方面的支持，使工人对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制造的武器失去信心，把政府描写成为以首相为首的一批无用之人，然后，再来损伤他的心灵，如果可能，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损伤他。所有这一切都已通过电报和广播传至世界各地，使我们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敌感到快慰！我赞成这样的自由，在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样危急的时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也不敢运用这种自由。但是，事情不应就此打住；我现在向下议院呼吁，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过去两个星期在昔兰尼加和埃及方面的军事失利，不仅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势，而且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我们损失了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虏；也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尽管仔细安排了破坏，许多物资储备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隆美尔穿过沙漠推进了大约四百哩，现在正迫近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法属北非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现在尚无法估计。我们在此刻所面临的处境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丧失希望与前景的处境，这是从法国沦陷以来最不利的时刻。如果有任何想要从灾难中获取暴利的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更暗淡的笔调来描绘当前的处境，他们当然有自由这样做。
这幅凄惨画面的令人痛心的特色是其突然性。有着二万五千名守军的托卜鲁克仅仅在一天的工夫就陷落了，这是极端出乎意料的。不但下议院和一般公众想不到，就是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部也料想不到的。奥金莱克将军和中东战区最高指挥部也未曾料及。在托卜鲁克被攻占的前夜，我们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说，他已调遣了他认为最适宜的守军，防御情况良好，而且军队的物资供应足敷九十天之用。我们希望能够守住这个非常巩固的边防阵地。这是从塞卢姆到哈尔法亚，从卡普措到马达累纳堡一带，由德国人加以修建而由我们自己加以改进的阵地。我们新修筑的铁路，从这处阵地向后伸展，成为直角；而且，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像新的利比亚战役的早期阶段那样，背海而侧面受敌。奥金莱克将军希望守住这些阵地，等待我们在途中的强大增援的到来，其中一部分已经到达了；这样，他就有可能，争取主动，发动反击。……
当21日，星期天的早晨，我到总统的办公室去，我极为震惊地看到托卜鲁克已经陷落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但是，几分钟以后，从伦敦转来的我自己的电报也到了。我希望下议院将会了解，这对我说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更其糟糕的是，我正担负重要使命到我们一个伟大盟国的时候。某些人轻易地臆断说，由于政府在遭受挫败时保持着冷静而镇定的情绪，因此政府成员对公众的不幸，不会像独立的评论家们那样感到痛切。恰恰相反，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比中枢负责处理国事的那些人更加悲伤、痛苦。在后来的那些天里，读到关于英国和下议院情绪的歪曲报导时，我的悲痛更加剧了。下议院无法想象它的议事录如何在大洋的彼岸发表出来的。问题在〔这儿〕提出，个别议员或不代表有组织政治力量的独立议员所作的评论，往往逐字逐句地电传过来，而且往往被当真看作是下议院的意见。议会走廊的闲谈，吸烟室里的回响，以及舰队街的街谈巷议，凡此种种都组成了严肃的论文，似乎在说英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预料和推测遍地皆是。于是，我读到像这样的通栏大标题：“下院要求丘吉尔回国面听指责”、“丘吉尔回国将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等等。这样一种气氛当然是有损于一个正在从事于就决定战争大局有关的国家大事进行谈判的英国代表的。这些从英国传来的谣言之所以未能损害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由于我们美国朋友不是可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次大战为期甚短而且易于应付，或者，战争的进程中不会充满着可悲的不幸。反之，我承认，我认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之下，所有上层人员中的友谊关系是更加巩固了。
可是，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不信哪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本国公职人员，在他离国期间会像我在美国访问时那样厉害地遭到祖国人们的嘲弄——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故意的；而且，只有我对英国广大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持着我度过那些困难的日子。我当然对我的主人解释说，那些在议会里滔滔不绝的人绝不能代表下议院，正如一小撮新闻记者，他们把传播英美关系中，还得加上英澳关系中有害的流言蜚语当作职业，这种人绝不能代表可尊敬的新闻专业人员一样。我还解释说，当我回国时，所有这些将由下议院全体表示一个负责的、适当的而审慎的意见，以作为证明。而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求的。
霍尔—贝利沙先生谈到英国坦克的失利和我们装甲装备的劣势。由于战前在陆军部的记载，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而我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坦克的设计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据戴高乐将军著作所述，像现在那样使用装甲部队，主要是法国人的创造。后来，德国人把这些设想改变成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在战前的三四年中，他们照例全力以赴，忙于设计和制造坦克，并且研究和实习装甲战争。人们会想到，即使当时的陆军大臣没有经费来大规模制造坦克，他无论如何也可以制造各种实体模型，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选择工厂，供应各种钻模和仪表，这样，在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大规模地生产坦克和防坦克武器。
当我可以称之为贝利沙时期结束之时，我们只有二百五十辆装甲车，其中甚至很少几辆可以携带一门两磅弹炮。这些车辆大部分已在法国被德军缴获，或摧毁了。……
我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高贵的勋爵〔温特顿伯爵〕所说的对每件已发生事件的“宪法上的责任”；我认为，我在执行这些责任中，对技术上处理我军和敌军作战的事务不曾进行干预。但是，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一再催促奥金莱克将军亲自担任指挥，因为，我深信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在广大中东地区不会发生可与现在这次西部沙漠战斗相比更重要的战斗了；而且，我认为他是适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他对我提出各种充分理由，认为无须这样做；这次战役就由里奇将军指挥了。正如我在星期二告诉下议院的那样，奥金莱克将军在6月25日已接替里奇将军，亲自担任指挥了。我们立刻批准了他的决定，但我必须坦白承认，就被更迭的军官而言，这件事不是我所根据来作出最后判断的原因。我不能随便拿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件来作出判断。我爱我们的海陆空军指挥官，感觉到在他们和所有责难者之间，政府好似一个坚强的中立者。他们应有公正的机会，并且要有不止一次的机会。人们免不了要犯错误，而从其中接受教训。人们也许会交厄运，然而，运气会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应当让将领们去冒险，除非他们觉得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在支持他们。除非他们对国内发生的情况觉得无后顾之忧，除非他们感觉能集中精力来注视敌人，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冒险的。我还可以加上一点，除非政府官员感觉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忠诚而团结的多数在支持他们，你也无法使政府冒险。请看看现在有人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吧，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试图照办而失败了，他们对我们将进行怎样的攻击吧！在战争时期，如果你愿意服务，你就必须忠诚。……
我愿说几句“关于表示极大的忠诚和敬意”的话——正如他们在外交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也能获得最充分的辩论自由。这一届议会有特殊的责任。当各种罪恶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之时，它就主持事务了。我蒙受下议院极多的帮助，而且也希望，下议院可以胜利地看到各种罪恶的消失。
只有在必须经历的漫长阶段中，下议院对它自己选出的责任执政政府提供一种牢固的基础，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下议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企图挑起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工具。如果民主和议会制度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绝对需要的就是，依据民主和议会制度的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而且敢于有所作为，王室的臣仆们能够不为吹毛求疵的谴责和狺狺的咆哮所困窘，而敌人的宣传也无需由我们加以助长，我们的声誉也不会在世界上遭到贬低和损伤。反之，在重要的时机，下议院全体议员的意志应当明白表达出来。重要的是，不仅那些说话的人，而且那些观察、听讲和判断的人也应当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因素。总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事业而战。我们无权设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只有我们克尽职责，胜利才是必然的。严肃而建设性的批评，或者在秘密会议中的批评，均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下议院的责任在于支持政府，或者更换政府。如果下议院不能更换政府，就应当支持它。在战时，没有什么中间方案可以执行。5月份这两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的影响。仅仅是敌对的演说传至国外，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
经常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之后，接着就是表决，或者为表决提供机会；我因此深信，下议院中绝大多数的意见不仅要在表决中确切地明白地表示出来，而且，在以后的时日里也当如此；而那些力量较弱的弟兄们，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将不容许篡夺或垄断下议院的特权和高贵的权威。
下议院的大多数必须克尽职责。我所要求的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决定。
报纸中现在有一种煽动性的论调，在议会的一些敌对的演说中也找到了共鸣，那就是要免去我全面指挥与监督战争的职权。我不想在今天详细进行辩解，因为，在近日辩论中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目前的安排下，三军参谋长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他们在直接指挥海陆空三军作出有效的决定上，不仅受到为他们服务的各种机构的协助，也受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协助，日复一日地推动着战争的进行。我作为首相或是国防大臣，我监督他们的活动。我自己则是在战时内阁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工作，向它咨询一切重要问题，并通过它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几乎我所有的工作都留有记录，我所发出的一切命令，我所拟议的一切调查报告，我所起草的一切电文等等均有记录可查。通过这些记录对我作出判断，我将完全觉得满意。
我不要求对我和陛下政府予以宽恕。我是在帝国生命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在我竭尽全力为我的前任进行辩护之后，出任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我是你们的公仆，你们在愿意时有权来解除我的职务。你们没有权力做的是，要求我负起各种责任而又不给我有效行动的权力，要求我担负起首相的责任，却又如同那位尊敬的议员所说的，“在各方面受到权威人士的钳制”。假如今天，或是任何未来的时刻，下议院执行了它的真实无疑的权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并感到我已依据给予我的权力尽了我的责任，而走出下议院。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你们不愿给我的适当的权力给我的继任人。
但是，还有一个比个人问题更大的问题。不信任投票的动议人提议，我应当解除我所负的各种有关国防的责任，以便某一军界人物或某个未被指名的人物担当全面指挥战事的责任，他应全部控制王家的军队，他应成为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他有权任免三军将领，而且，如果他得不到他所要求的一切——那就是说，要和他的政界同僚较量一下，如果可以认为是同僚的话——他就随时准备辞职；或者在他下面任命一个王室公爵作为陆军总司令。因此，最后，我可以假定，虽然这一点未曾提及，这位未经指名的人物将把首相作为附属品，当事情不妙时为他向议会作必要的解释，求得原谅和道歉，正如他们过去常常这样搞，将来也会这样做一样。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政策。它是和我们目前采用的议会制度迥然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很容易地与独裁制度相同，或者转变为独裁制度。我愿意明确宣布，就我而论，我绝不参与这种制度。
约翰·J·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此时插话道：“我希望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没有忘记原来的句子，那就是‘受制于战时内阁’！”
我继续说道：
“受制于战时内阁”的意义是，这位有着一切权力的权威者如果不能行其所是，他应在任何时机决然自行引退。这是一个方案，但不是我个人有兴趣要参加的一种方案，而且，我也不认为是一种应当向下议院推荐的方案。
所有政党的议员们拒绝这次不信任投票是一桩相当大的事件。我请求你们，不要让下议院低估了已发生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遭受责难的情况已传遍了全世界，而且，每一个国家，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在等待着下议院真正的决断和信心的揭晓，因此事情必须进行到底。我可以证明，在全世界，在美国各地，在俄国，在遥远的中国，在每一个遭受敌人践踏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等待着，看看在英国是否有一个坚强团结的政府，英国的国家领导是否会遭到反对。
每一张票都说明问题。如果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数，而他们对联合政府所投的不信任票转变成对这一动议的制造者们的不信任票，毫无疑问，英国的每一个朋友和我们事业的每一个忠诚的公仆都会为之欢呼，而我们正在力图推翻的暴君的耳边将响起失望的丧钟。
下议院举行了表决。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不信任动议以四百七十五票对二十五票而被击败。
我的美国朋友怀着真正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揭晓。他们对结果感到欣慰。我醒来接到他们的贺电。
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向你祝贺！
哈里·霍普金斯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今日下议院的投票使我感到快慰。这些日子真是不好的日子。今后无疑还会有这样的日子。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每遇任何挫折总力图逃避，这种人对打赢这一仗是不沾边的。你的力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永不消失的勇气将会使你看到英国度过难关，而且，你知道总统是不会离开你的。我了解，你是百折不挠的，对于你们和我们的军事失利以及我们必然来临的胜利，我们是共患难共欢乐的。希望你获得更多的权力。
我回答：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7月3日
我的朋友，对你感激之至。我知道你和总统对我这次在国内的胜利感到欣慰。我希望总有一天，我将以更切实的情况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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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在辩论中说到一个奇妙的历史事实，他回想到麦考利记述关于皮特的执政情况：“皮特正当国家从事生死存亡斗争之时担任国家首脑。……但是，事实是经过八年战争之后，在丧失了大量生命和……财富之后，皮特所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成为全欧洲的笑柄。他们简直没有一点辉煌的战果可以夸耀。在大陆上，它毫无战绩，只是被打败、被追赶、被迫重行登船逃回。”不过，麦考利接着叙述皮特始终得到下议院的支持。“这样，在一段长久而苦难的时期中，他在议会院墙以外所遇到的每一灾难，总是以在议会内的胜利而告结束。最后，他再也遇不到一个反对党了，而在1799年这一多事之秋，所能纠集的反对政府最大多数只有二十五人。”埃利奥特先生说：“历史竟会在某些方面重演，真是奇怪。”他在表决之前不知道结果竟丝毫不差。我自己也很惊异，二十五这个数字也恰好是我在托卜鲁克陷落那一天在白宫对总统和霍普金斯所说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