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的冬季里，我方情报部门怀疑德国人正在使用一种新的雷达仪器，为他们的高射炮测定我方飞机的航向和距离。据说，这种仪器像一个巨大的钵形电热器。我方谍报人员、对空听音设备和空中摄影等等不久就探测出，沿欧洲北部海岸分布着一系列的电台，而且，其中之一，可能是安装着新设备的那一座，系设置在距勒阿佛尔不远的昂蒂费尔角上。1941年12月3日，我们空中摄影侦察部队某中队的队长偶然访问我们的情报中心，知道了我们所怀疑的这件事。第二天，他主动驾机前往，测定了那座电台的位置。12月5日，他再次出动，摄得一幅出色而成功的照片。我们的科学家认为这正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虽然电台设置在高达四百呎的悬崖上，但附近却有一片沙滩，可以当作飞机降落场。于是便制订了一项突击队的袭击计划。
1942年2月27日晚上，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午夜时一队伞兵降落在崖顶上的德国电台后面，围困了守军。同伞兵前去的还有一队接受详细指令的工兵和一名皇家空军的无线电机械师。他们奉令要尽可能地将设备拆卸带走，并将其余的设备绘制草图，或者照相，如有可能，还要俘虏一名德国报务员。虽然时间表上的差误使他们整个工作时间从半小时减到只有十分钟，他们还是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大部分设备找到了，在火光中拆卸，运到沙滩。海军正在这儿等待着，把这支人马运走了。我们就这样占有了德国雷达防务中关键性设备的主要部分，并且获得了极有利于我们开展空中攻势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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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专为搜集有关雷达情报的间谍网的迅速扩展，以及友好的中立国人士从被占领国家带来的情报，我们对于德国防务的知识在1942年中逐步增长。在提到“间谍”或“友好的中立国人士”时，应当公正地把比利时人单独记述一下。
在1942年中，他们在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谍报”中，提供了百分之八十，其中还包括一幅关系重大的地图。这幅地图是从比利时境内德国夜间战斗机北部两个战区航线内德国探照灯和雷达部队指挥官处偷来的。有了这份地图，再加上其他情报，我们的专家才有可能解开德国防空系统的疑团，到该年年底，我们不仅知道敌对的系统怎样操作，也知道怎样对付他了。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不知道，而且，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发现。到这一年的年底，林德曼教授——此时已成为彻韦尔勋爵——告诉我，德国人已在他们夜间战斗机中安装了一种新的雷达装置。关于这种雷达装置，除了知道它被叫作“火石”，专为追踪我方轰炸机而设计的，此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我们开展我们的空中攻势以前，必须进一步了解这种装置的情况。1942年12月2日的夜晚，我们派第一百九十二中队的一架飞机作为诱敌的目标。该机多次遭到一架辐射“火石”发射电波的敌方夜间战斗机的袭击。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都被击中。谛听辐射电波的特别技术员头部受重伤，但仍在准确地进行观察。无线电报务员虽然伤势严重，却在拉姆斯格特上空跳伞降落，因此，他的生命和价值无比的观察资料都得以保存下来。其余的机组人员，把飞机驶向海上，降落在水面上，因为，飞机上的机件损伤过重，已无法在机场降落了。他们被来自迪尔的一艘小船救起。这样，我们对德国夜间防御知识的缺陷就得到了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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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0年，林德曼教授就已经开始使我对我方轰炸的准确性发生怀疑，因此，我在1941年命令他主持的统计处在轰炸机司令部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肯定了我们所担心的事。我们了解到，虽然轰炸机司令部认为已找到了目标，但是，三分之二的机组人员却实际上不能命中目标周围五哩以内的地区。空中摄影也表明，我们给予敌人的损害是多么轻微。机组人员似乎也知道这一点，而且，由于危险之大而战果甚小，感到意气沮丧。除非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继续进行夜间轰炸似乎没有多大用处。1941年9月3日，我发出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附送文件〔彻韦尔勋爵关于6月和7月对德国轰炸战果的报告〕关系重大，似当引起你迫切的注意。我等待着你的关于采取措施的建议。
以前曾提出好几种借助于无线电的帮助来引导我们的轰炸机飞临目标的方法，但是，直到我们认清我方的轰炸是多么不准确以前，似乎没有理由去研究这类复杂的问题。现在，我们已集中注意这些问题了。我们过去曾经研究过一种叫“前进”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把电波同时分别从英国国内三个互相距离很远的电台发出电波。凭借准确地掌握电波传到一架飞机的时间，便可为这架飞机测定位置，距目标不会超过一哩。这是一种改进，在袭击布伦埃瓦大约十天以后，我们就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方法。借助于此，我们袭击了鲁尔地区大多数目标，但是，还不能够深入德国。吕贝克与罗斯托克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我们轰炸的，不过，不是使用“前进”这个方法。另一种被称为“欧波”的类似方法，便准确得多了。
但是，为使用这种方法，轰炸机必须在相当时间内作直线飞行，有遭受高射炮火袭击的莫大危险。而且，正如“前进”这种方法一样，所设计的无线电电波太短，无法沿地球表面的弧线传递。因此，它只能用于飞机高出地平线的一定高度和距离——大约二万五千呎高，距离二百哩。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我们能够攻击的区域。还需要找一些更好的方法。
自从1941年以来，当这种想法已经证明为实际可行的时候，林德曼教授就论证过，把雷达装置安装在飞机上，便可把飞机飞经地面的地图投射在座舱的萤光屏上。如果轰炸机借助于“前进”的方法或其它方法导航，到距离目标大约五十哩处时，就可将这种雷达的开关打开，在云雾中投弹，而不会受到干扰，发生误差。距离就不成为问题了。因为，飞机无论到哪儿都携带着雷达眼，而雷达眼又可在黑暗中看见地面。
这一种方法，即后来以密码代号——“硫化氢”而著称的方法，遇到不少波折，在相当时间里，不时有人告诫我说，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正如下文备忘录中所显示的。我坚持催促这个研制题目，终于获得成功。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超短波。电波愈短，飞机上萤光屏的图像愈清晰。这种电波被称之为微波，而发送这种微波的机器完全是英国发明的，这是海上和陆地上无线电战争中的一大革新。直到它落入德国人手中之后，他们才能仿制。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在这紧急关头，除了从事科学研究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第一步是制作能够实际操作的模型。如果它能够运行，我们还要大批生产，安装在飞机上，并且教会我们的机组人员使用方法。如果试验化去太多的时间，制造势必拖延，这样也就好久不能进行准确的轰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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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4月14日
我们将千来年冬季对德国展开轰炸攻势，我们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应当竭尽所能，无负于全国为此目的而投入的大量人力。空军部的责任是运用在他们支配下的飞机，保证把最好的炸弹最大限量地投在德国的城市里。除非我们能够保证，我们投落的大部分炸弹真能使敌人遭到某些损失，那就难于证明我们采用这种攻击形式的优越性。以下各条似乎是成功所必需的：
（1）一定要使机组人员练习使用盲目轰炸装置；到秋季时，我们的大部分夜间轰炸机将安装这种装置。
（2）找出领航员在应用星辰导航时使用六分仪座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并保证他们能利用这一方法飞近目标十二哩至十五哩范围之内，之后，盲目轰炸装置便可发挥作用了。
（3）要切实弄清，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大批轰炸机不至于因天气不良而无法出动。这就需要在机场准备适宜的跑道，指引返航飞机着陆的装置以及可能需要的驱雾装置；在飞机中，安装融冰装置和盲目轰炸装置等等。
（4）一定要在手头备足一定数量的烧夷弹和高装药率的炸弹，即使是穿透力微弱亦在所不惜。我曾于去年7月提及此事，并且得到保证，不致缺少。但是，我想，我们大批储存的一千磅和五百磅炸弹仍是属于不中用的旧型。
我们应当预料到，敌人也会在地面和空中改进他们的防御方法。据我了解，许多对抗敌人的装置业已准备停当，我们在这一时期是极力给予支持的。无疑，你将会了解，各种事情都是通力合作的。这样，在必要时，我们就可以及时安装并使用这些装置。
三个星期以后，我召开了一次会议，并批准一项紧急方案。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5月6日
据悉，我于4月14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许多事项，业已办理，对此我感到高兴。
我希望，已经安排好一张“硫化氢”的大定货单，而且不能容许任何事情妨碍这种仪器准时完成。如果我们能够如愿以偿，我们来年冬季的战局将大为改观。
你的报告中曾提到，在今年年底以前，飞机生产部不能如数供应中等爆炸力的炸弹，这令人不胜惊异。去年7月，我曾就这一问题给你去信，而你的答复是，他们已答应尽早供应。现在看来，他们还在等待锤击试验等等。当然，投掷大量以薄弹壁盛装的高爆炸力的炸弹，要比把我们如此大量浪费掉轰炸力好多了。
虽然所有主要事项均在处理中，但是，还有许多方面的任务必须在适当时间完成，因此，最好指定专人负责，在适当的日期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且每月提出报告。我听说，罗伯特·伦威克爵士是既有魄力又有事业经验的人，曾在“前进”装置方面有过莫大的贡献。也许你会认为他是适当的人选。如果到后来我们发现由于某一项工作未能按期完成，因而使轰炸计划受到妨碍，那就是最大的不幸。
制造厂有些焦虑不安，但是，到6月7日，我就能够写出下面的信件了：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6月7日
听说“硫化氢”的初步试验大为成功，非常高兴。但是，对生产进度规定得如此缓慢，使我甚为焦急。8月生产三套，12月生产十二套，这甚至还不能初步解决问题。尽管我们还不能使所有的轰炸机都安装上这种装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千方百计达到足够的数量，以便到秋季使我们的轰炸机能看到目标，因此，任何事均不得妨碍这种装置的生产。
我提议在下星期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第二次大规模空袭的结果令人相当失望，因此，这种装置的生产更加急迫了。
你已同飞机生产大臣商妥，邀请罗伯特·伦威克爵士亲自参加促成这项所需无线电设备加快生产的工作，我很高兴。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以过多的零星仪器来分散他的精力。主要问题是击中目标，而我们利用“硫化氢”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其他所有项目都是有用的，但是，不像这种装置的需要迫切。
迫切需要的是让训练、机场、跑道和炸弹等项工作同时进行，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才建议，最好请罗伯特·伦威克爵士负责全盘工作。把这一切协调起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需要的迫切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不愿让罗伯特·伦威克爵士担任此职，我委托你另选他人，负责使一切有关事项齐头并进，以免我们在最后会发现有疏忽了的项目。我认为，由空军部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这件事是大大不够的。
至于炸弹，你曾在1941年7月19日的备忘录中告诉我，你已经交了一份五百磅特制炸弹的生产定货单，同时，你又在进行一种较大炸弹的设计。在几次会议中你都说到，你完全承认这种炸弹比普通炸弹要优越；不过，我很失望，我们还要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去装载那些只有应有爆炸力一半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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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对我们轰炸机的活动是如此重要，于是，空军大臣亲自办理这件事。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6月15日
你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真是太好了。务请与彻韦尔勋爵保持联系，这样，他可以使你经常知道我的观点。
我希望在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举行一次关于“硫化氢”问题的会议。
早在1943年，这种装置便可应用于作战了。于是，发给了导航机组，该组是几个月前模仿德国第一百战斗小组编成的。立即收到效果。它的用途也不仅仅限于地面轰炸。相当时期以来，我们的飞机曾携带空中使用的雷达，以便探查海上水面舰只。这叫作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但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人开始在他们的潜艇中安装特制的收波器，以便查知这种仪器所发出的信号。因此，德国舰艇便可潜入海底，避免袭击。结果，我们空军海防总队击沉敌方潜艇数目减少了，而我方商船损失数目增加了。以“流化氢”来代替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非常有效的。在1943年，“硫化氢”在最后击败敌方潜艇时，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它能制成之前，我不得不向罗斯福总统求援，结果，他慨然相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20日
1．追歼敌人潜艇并保护我们运输船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便是装有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设备的远航飞机。
2．德国潜艇最近装备了一种仪器，使他们能收听到我方波长一米半的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设备的电波。因此，在我方飞机到达现场之前就安全地潜入海底。结果，在天气不良时，我们白天在比斯开湾巡逻大部分无效；而在夜间借助探照灯巡逻的飞机，几乎全部无效。因此，发现敌人潜艇的数字急剧下降，9月份为一百二十艘，到10月份就只有五十七艘了。在飞机上，装备一种目前敌人还无法收到电波的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之前，这种情况难于期望有所改进。
3．巡逻比斯开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往来于美国大西洋海域一带的潜艇进行攻击。现在，因为许多美国运输船队通过比斯开湾附近一带，这一水域倍加重要。
4．改装我们的“韦林顿”式飞机，并安装上为我方重轰炸机制作的一种“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作为测定目标的装置，我们便可控制比斯开湾中心海域。
5．在比斯开湾外围海域，情况就更困难了。必须使用装有“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的远程飞机。
6．由于船舶在大西洋中部沉没情况严重，我们不得不改装我们的“解放者”式飞机，以便在此水域使用。这就使我们除非从专为空袭德国的那支数量有限的轰炸机队调拨飞机以外，便没有适当航程的飞机来应付比斯开湾外围海域了。即使可以调拨一批飞机，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改换、安装必要的装置。
7．我极不愿减少我们能够投掷于德国的炸弹的重量，因为我认为，在冬季的几个月之内，就我们能力之所及，保持并加强对德国的攻势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总统先生，我要请求你考虑立即从供应物资中拨给装备有“厘米式空对海面探索雷达”的“解放者”式飞机约三十架。据我了解，这些物资在美国是现成的。这些飞机将立即用在对美国作战活动有直接贡献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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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地区，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对潜艇的侦察。德国人曾经建立了两座长距离定向电台，以便他们的飞机和潜艇能深入比斯开湾和西部入口处。其中一座在布雷斯特，另一座在西班牙西北部。我们驻马德里大使听到关于西班牙电台的消息，但是，没有使西班牙查封这座电台——这将会使我们卷入无尽无休的法律和外交争端之中——而是根据R．V．琼斯博士①的建议，由我们来利用它。经过对这种装备的摄影，我们得以知道它的用法。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和战舰便巧妙地装上与敌人共同享用的一种第一流的定向装置了。我方空军海防总队事实上比德国人更广泛地使用这种装置，而且，它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建立了好几个类似的定向电台。
①这位就是第二卷339页所提到的琼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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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叙述一下这个故事吧！我们在1943年空中攻势开始顺利，而且，“欧波”袭击的准确性更使德国人惶恐不安。关于我方在多云的夜晚击中鲁尔区几个工厂的消息传到设在俄国境内司令部里的希特勒。他立刻派人把戈林与德国空军信号总监马蒂尼将军找来。在大声斥责他们之后，他说，英国人有这种本领，而德国人却无能为力，这简直是一种耻辱。马蒂尼回答道，德国人不但能够做到，而且，在闪电战中已经借助于“X”和“Y”发射系统做到了。元首说道，他不相信空话，要看实际行动。经过大量的努力，才安排好要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我方轰炸机司令部，在“欧波”的引导下，使鲁尔区遭到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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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然要对付敌人的夜间战斗机。我方轰炸机损失总数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由这种飞机造成的。每一架德国战斗机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狭小的空域之内，而且由各自的地面电台加以控制。这些地面电台原先形成一条横跨欧洲的长线，为了纪念原来创建的德国将军，就称之为卡姆胡贝尔线。由于我们企图越过或从侧翼包围这条线，敌人就把它延长、加深。从柏林起，西至奥斯坦德，北至斯卡格拉克，南至马赛，大约有七百五十座这样的电台，像常春藤一样遍布欧洲。我们只发现了六座，但是，为数太多，势难一一摧毁。
如果让它们继续操作下去，我们的轰炸机就需要通过从北海起到空袭目标地区止延伸数百哩的夜间战斗机“岗哨”线。虽然在每一个“岗哨”上空的损失未必大，可是也绝不会没有损失；而且，迟早会使我方轰炸机攻势受到影响。极需一种简便而彻底干扰敌人整个系统的方法。
早在1937年，林德曼教授就曾经要我向空防研究委员会提出一项简单的建议。建议内容是在空中撒布锡箔片或其他传导体片，切成一定的大小，以便在敌人雷达的萤光屏上出现轰炸机的假相。如果我们的飞机在空中撒布云雾般的箔片，那么，敌人的战斗机就无法分清哪些是我们的轰炸机，哪些是我们的箔片。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之为“窗户”。专家们有些怀疑，而这种方法直到四年以后才见诸试验；1942年，在林德曼教授的鼓动之下，举行了绝对保密的试验。这些试验是由杰克逊博士进行的。他是我们第一流的分光学家之一，战争初期参加空军，以卓越的夜间战斗机驾驶员而著称。试验顺利成功、之后，“窗户”这一方法就迅速发展起来了。乍看起来，似乎这些假目标应当与飞机同样大小，以便产生清晰的反应。但是，如果针对敌人雷达的反应而把箔片切成适当的大小，就无须像飞机那么大，而且，由于大小适度，所产生的反应远比一堆不调和的金属——如一架飞机——所产生的要强烈一些。
在上级给予一定的鼓励之后，终于在1942年研究出一种简易而巧妙的方法来制造这种在技术专业中称之为“和谐的两极”的箔片。据发现，只有一面涂金属的纸条，像通常包巧克力的糖纸那样，如果切的大小适当，就足以强烈地反射无线电电波。从一架飞机中撒出重量不过几磅的好几把这一类的纸条，便像一团云絮一般，飘扬下坠，遍布数码的空间，就能使雷达产生像普通轰炸机所产生的几乎同样的反应。如果许多架轰炸机在天空中撒布一团一团的这一类的纸条，就会产生以假乱真的无线电反应，使敌人难以分辨真正飞机的反应，我们希望这样的办法也许会干扰德国的雷达。由于这些纸条只会随风飘去，在理论上说来，时速数百哩的飞机所产生的反应当然与这些纸条有所不同。但是，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加以分辨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希望，即使不能阻止，也可妨碍高射炮部队的瞄准，而且，也会使德国负责地面控制的雷达操纵人员难以指引防卫的战斗机找到进攻的轰炸机。
我方轰炸机司令部偶然听到这个消息，想要立即加以应用，以保全他们的飞机。但是，显然还有所顾虑。这种办法是如此简单而有效，因而敌人也可能仿效，用来对付我们。如果敌人像1940年那样，再次开始对我方进行轰炸，那么，我方的战斗机也会同样束手无策，而我们自己的防御体系也将同样失效。因此，战斗机司令部主张，在我们找到抵御的方法以前，无论如何要保密。之后，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43年6月22日，我召集轰炸机司令部与战斗机司令部的首脑举行参谋会议，以决定在轰炸作战中使用“窗户”的问题。我们猜测，德国人一定也想到这种办法，但是，即使他们也采用这种办法，由于他们轰炸机力量的削弱，而我方空袭德国的实力加强，也还会使我方占便宜。我们的专家深信，大规模地使用这种办法，将会使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决定，当“窗户”还不至于被德国仿效从而对我方在西西里岛的战局产生不利影响时，便可立刻使用。于是，对于在我国国内应当采取的防御措施的研究、制造和安装等等，均予以极其优先的权利。
杰克逊博士在积极从事并推动这项工作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43年7月24日空袭汉堡时首次试用“窗户”，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大。根据我们截听到的德国地面控制人员和战斗机驾驶员之间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所引起的混乱。在相当时间内，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几乎减少一半左右。一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德国战斗机增加了四倍，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却从未超过使用“窗户”以前的水平。由于使用“窗户”而获得的优势，在一系列其他无线电防御措施和战术的支持下，更加巩固了。
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尽早地使用“窗户”这种办法，过去和现在都有过某些争论。由于必须考虑到许许多多的因素，因而难以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没有人能断言，德国的轰炸机力量在1943年夏季时究竟有多么强大。如果敌人再次对我们发动空袭，而我方防御设施又不如三年以前，这样，将使我国人民遭殃。总而言之，可以说我们使用这种办法是恰当其时的。战后我们才知道，一位德国技术人员也曾提过类似的建议。戈林当即了解到这种办法对防御的危害。于是，立即封存了有关此事的所有文件，并且，严令禁止谈及此事。在我们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以前，他们也曾由于使我们长久犹豫不决的同一原因，而不敢使用。德国人终于在1943年到1944年间的冬季和春季里使用了这种办法，不过，到那时，他们的轰炸能力已趋于衰竭，而把希望寄托在火箭和无人驾驶的飞机上面了。
所有这一切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我们已经严重地打乱了编年的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