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人选和措施，进行了长谈。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组成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使人感到太高了。为此，我在午夜以后写信给张伯伦先生：
1939年9月26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老人队了吗？我发觉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个人的年龄总数，竟达三百八十六岁或平均六十四岁以上！仅比领取养老金规定的年龄差一岁！不过，如果你把辛克莱（四十九岁）和艾登（四十二岁）延揽入阁，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五十七岁半。
如果《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不拟参加政府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遇到经常不断的批评，以及战争中往往出现的令人沮丧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坚决地参加我们的队伍。艾登对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温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我看来，利用这种影响也是增加实力的一个极其必要的办法。
波兰人遭受猛烈的进攻，现在已有三十小时了。我听到巴黎方面还有再提照会的说法，深为不安。我相信你最迟在今天下午议会举行会议时，就能够提出联合宣战的声明。
除非海军部采取特别的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否则，德国军舰“不来梅”号即将驶出阻截区。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烦。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①
①见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0页。
9月2日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没有听到张伯伦先生的动静。我想他也许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事实证明确是如此。然而，到了会议开会时，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很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首相模棱两可的声明，引起了整个下院的不满。当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对党发言时，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声喊道：“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博得了大声喝采。下院的情绪无疑是主张作战的。我甚至认为比我也曾亲自参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样场面，更显得坚决和团结。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我的寓所来拜访我，表示深切的忧虑，唯恐不能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准备在第二天下午重新开会，当天晚上，我写给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个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显然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信中所说的，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时30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9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11时15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
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们对于政府这种显然有所准备的迹象，表示满意。我们预料应该有一刻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将要结束时，我们便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药品，配备齐全地走到指定给我们的防空洞去。
我们的掩护所，就在顺着大街走过去约有一百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敞开的地下室，外边甚至没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内。每个人都抱着高兴而又诙谐的态度。这是英国人面临凶吉未卜的前途时所表现的本色。当我站在门口凝视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拥挤的地下室时，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这种景象：毁灭与屠杀的场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声；高楼大厦坍塌成为瓦砾土堆；消防队和救护车在隆隆的敌机声下，在浓烟中穿梭往来。我们不是早已听说空袭将是如何的可怕么？空军部当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夸张了空袭的威力。和平主义者曾经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而我们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积极准备，建立一支优势的空军，虽然不承认那种最可怕的预测，但也赞成将它作为对当局的一个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战事初起的几天内，曾预备了两万五千张病床，以供空袭中受伤者应用。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估计过低的情况。现在应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以后，凄厉声又响起来了。我自己不敢断定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报，但有一个人一路奔来，高声喊道“警报解除了”。我们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时开会，不慌不忙地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并作了简短而庄严的祈祷。在议会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辩论结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间去。经过最近几天极度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觉得内心安详，并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人间事务与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英国虽然爱好和平和缺乏准备，但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下，瞬刻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旧时英国的这种光荣传统，使我整个身心异常激动，而且似乎把我们的命运，提升到一个远离尘世现实和肉体感受的境界。
我发言时，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下院，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考虑了我的信；他说自由党拒绝参加政府；他准备让负有行政职务的海陆空三个部的大臣参加战时内阁，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关于平均年龄的见解，并且可以将平均年龄减低到六十岁以下。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从来没有提出这点，但我当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务，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谋划策，督促别人工作。一个部长，不论势力多大，如果不主管专部，结果往往如此，颁发训令要比提出建议容易，而有权采取行动，即便范围有限，也比有权参加泛泛的讨论更为适宜。如果一开始首相就要我在参加战时内阁与主管海军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我当然一定会选择海军部。而现在我却二者兼有了。
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如仪。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①
①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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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作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接见海军部各海务大臣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从4日早晨起，我着手处理海军事务。正如1914年一样，在总动员以前，海军已经采取了预防突然袭击的戒备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备军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备舰队，已经人员齐全，从事演习，在8月9日曾由国王检阅过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级的后备人员，也被征入伍。24日议会通过了《国防紧急授权法案》，同时下令舰队开往战时据点；事实上，我们的海军主力在斯卡帕湾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舰队奉命实行总动员以后，海军部的作战计划逐步顺利展开；当时虽有某种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舰和反潜艇的舰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样，在面临挑战时，舰队完全能够承担当前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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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了解，我对海军部和皇家海军，有很丰富的知识。从1911到1915这四年期间，在最初局势严重的十个月内，我负责准备舰队的作战事宜，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这四年时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我对舰队以及海上作战，积累了大量详细的资料，并且获得许多的教训。在以后的时期内，我曾对海军问题有过许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这些问题发言。我和海军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些年中，虽然我是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但我暗中参与他们的许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四年，因而使我了解关于雷达的最新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已对海军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前面已经提过，1938年6月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曾亲自陪我参观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以及乘驱逐舰开到海上，参加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演习。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的已故亨德森海军上将有亲密的友谊，而且当时的海军大臣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讨论新战舰与巡洋舰的设计，因此，使我对于海军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经发表的记载，我对于我国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以及关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海军的类似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开演说，为了要收到批评和刺激的效果，当然不免着重指出我国海军的弱点和缺陷；就这些演说的本身而言，它们绝没有表达出皇家海军的巨大的实力，也没有表达出我自己对它的信心。如果说海军对于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和意大利作战，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这种说法对张伯伦政府及其海军顾问，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对澳大利亚和印度作有效的保卫，以防日本同时的进攻，这个问题引起的严重困难较多，但在此时，这种进攻大概不会发生，同时，这种进攻大概一定会把美国卷入漩涡。因此，在我就职时，我感到我所指挥的，无疑是世界海军作战中一支最精锐的舰队；
而且我可以断言，我们会有时间来弥补和平时期的疏忽，并应付战争中同样肯定会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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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势，绝不是1914年的海军非常局面的重演。当时在我们参战时，主力舰方面，我们与敌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舰的比率是二比一。当时我们动员了八个作战分舰队，包括战列舰八艘，每一分舰队各有一个巡洋舰队及一个小舰队，另外还有重要的独立的巡洋舰队。我高兴地等待同敌人实力较逊、但仍不失为强大的舰队进行全面的战斗。现在德国的海军刚刚开始重建，甚至还没有组成一个战斗阵势的实力。虽然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的两艘巨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吨位方面已经违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但距离完成日期至少还要一年。他们的轻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经德国人用欺诈的手段从一万吨增加到二万六千吨，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国还有一万吨的“袖珍战列舰”三艘：即“施佩伯爵”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意志”号，以及装有八呎口径大炮的一万吨快速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六艘，以及驱逐舰和较小的舰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舰只方面，敌人绝不能向我们的制海权挑战。在实力和数量上，英国海军同德国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且在科学训练或技术方面，也绝无理由认为它有任何的缺点。舰队除了缺乏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始终维持了它惯有的高水平。今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倒不是如何与敌人作战致胜，而是如何来担负起无数繁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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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海军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到海军部时，已经大体形成了。对于敌人来说，控制波罗的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取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供应、瑞典的铁矿石，尤其是为了保卫没有设防的德国北部海岸（其中有一处与柏林相距不过一百余哩）以防俄国的进攻，德国的海军必须设法控制波罗的海。所以，我坚信，在战争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德国一定不愿有损它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因此，它可能出动潜艇和袭击商船的巡洋舰，或者派一艘袖珍战列舰，来搔扰我们的航运，但绝不愿冒险牺牲任何为控制波罗的海所必需的舰只。按德国舰队这时的发展来看，它必须以控制波罗的海为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标。我们为了维护制海权这个主要目标，并坚持我们主要的海军攻势——封锁，在北海方面，当然必须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但是为了监视波罗的海的以及赫尔戈兰湾的出口，似乎无需特别强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基尔运河是沟通波罗的海的侧门，如果对它进行空袭，即便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它不能使用，那也会显著地增强英国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给英斯基普爵士一个节略，讨论这种特殊的作战行动：
1938年10月29日
在对德国的战争中，切断基尔运河，将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就。对这一点，我不准备作详细的说明，因为我认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应该由一个专门技术委员会拟订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且，在需要时，拟定计划变动的各项细节。基尔运河因为水闸很少而且运河两端的海面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弹加以破坏，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弹，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复。不过如果能在运河内投掷许多附有定时雷管的中型炸弹，有些在一天内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内爆炸，有些在一月内爆炸，因为它们爆炸的时间与地点不可捉摸，这就可以把运河封锁起来，使军舰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个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应的特殊雷管，也应当予以考虑。
鉴于我们不久就要遇到的情况，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词是很值得注意的。不过，当时并没有采取特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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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事爆发时，英国的商船队，总计超过二千一百万吨，数量与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体积较前增大，因此数量较少。然而这个总吨位，并不是全部供给商用的。海军需要各种类型的辅助船舰，大部分必须从最大的定期远洋商轮中征调。所有国防部门都需要供特种用途的船只：陆军和皇家空军需要船只装运军队和装备前往海外；海军需要船只担任舰队根据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种工作，特别是载运油类燃料，供应遍布全世界的各个战略据点。为完成所有这些目标而需要的吨位，总计大约三百万吨，此外，还要加上海外帝国的航运需要。至1939年底，将所得与损失加以平衡以后，英国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总吨位，大约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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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并没有宣战。事实已经很明显，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势的变化。在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我们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以前，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我们的航运绕道好望角为妙。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对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联合力量占有压倒的优势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法国舰队为助。法国舰队由于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卓越才能和长期主管，已经取得了最大的实力和效能，这是法国海军从帝政时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国，则我们的第一战场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以外，我完全反对所有关于放弃地中海、仅仅封锁这个大内海两端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实力，即使没有法国海军及其设防港口的协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舰逐出地中海，并在两个月以内，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海军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国控制了地中海，对于处在敌对地位的意大利，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对它继续作战的力量，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它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将变成折下来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样。法国和我们在埃及的部队，可以随意获得增援，而它的部队即便不致活活饿死，亦将不胜负担，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以及法国的属地，就将陷于暴露状态，而招致由德国主持的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如果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获得一连串迅速的重大的胜利，则对于对德国的主要战争，一定会产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响。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碍我们在海军和陆军方面取得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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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复职以前，我就十分轻易地接受海军部关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战胜潜艇的看法。虽然在最初许多次对潜艇的遭遇战中，已经证明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但我们反潜艇的办法，毕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我当时曾发表意见说：“在外海，对潜艇应当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则绝对可以控制。今后不免会遭到损失，但它绝不会影响到形势的演变。”这种意见不是不正确的。在潜艇战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战还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战前海军部流行的见解那样，我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空袭对于英国战舰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国战舰的阻挠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中，我曾经写道：
“按照我很谦虚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判断），英国的战舰，按其现有的武装装备和保护来说，空袭将不能阻止它们充分发挥优势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袭的阻挠作用，虽然过分夸张，但不久便对我们舰队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空袭几乎立即证明它是可怕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无空防的马尔他岛，成为一个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没有任何英国主力舰由于空袭而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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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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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规矩，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