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先生：我不想继续进行早已开始的专题讨论。我认为，当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监狱法时，会以更加有益的方式继续这一专题讨论。我现在登上这个讲坛的目的，是要讲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今天讨论的第4节自然要使议会把注意力放在全部的对内政策上，特别是放在我的尊贵朋友米约先生已经提醒大家注意和要求修改的对内政策上。
我今天来到议会，就是为的参加这一部分对内政策的讨论。
各位先生，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我总觉得目前的形势，目前的舆论，目前法国的精神状态，都有使人不安和焦虑的性质。至于我，我真诚地向议会表白，我对将来确实感到十分担心，15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触并非我个人所独有，就在证明我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我认为，我能唤起在座的人同我一样担心，并使他们告诉我说：在他们所代表的地区人们也有这样的印象，某种不安和忧虑的情绪正在侵袭人心。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安感觉，16年来可能还是第一次。这种预告革命即将来临的感觉，往往就是发动革命的宣言。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人们都强烈地有这种感觉。
如果我对财政大臣阁下那一天所作的结论没有听错的话，那末，可以说内阁本身也承认我所说的感触是真实的；但他把这归咎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归咎于政治生活中最近发生的某些偶然事件，归咎于一些笰E惑人心的集会，归咎于一些煽动人们闹事的演说。
各位先生，我认为他这样把他所承认的弊端归咎于他所指出的原因，恐怕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而只是看到了症状。
至于我，我确信疾病的根源不在那些地方，而是有更为一般和更为深重的病根。这是一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医治的疾病，而且如果我们稍有疏忽，那末，请诸位相信，请大家听清，它必然要夺去我们的一切，因为这是公共精神即公共道德所染的疾患。疾病的根源就在这里，我请大家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公共道德即公共精神正处在危险状态；而且我确信，政府过去已经和现在仍在大力助长这种危险加剧。
就是这种危险，才促使我走上了讲坛。
各位先生，当我注意观察统治阶级即有政治权利的阶级，然后再注意观察被统治的阶级时，两方面的情况都使我害怕和不安。首先来谈我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情况（请注意，我在使用统治阶级这个词时，取的是它的最广泛含义，即不但包含中产阶级，而且包含不管处于什么地位的凡是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利的公民）。因此，我要谈一谈统治阶级中存在的使我害怕和不安的问题。各位先生，简而言之，我在统治阶级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的公共道德变坏了，而且变坏得已经很严重，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打算、个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观点，逐渐取代了社会共同的观点、情感和思想。
我并不想强迫议会超过必要限度地哀叹这令人可悲的细节；我只想对我的论敌和议会中的大多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请己对将他们选进议会的选举人的统计资料进行分类，把在投票选举他们时只是出于私人友谊或邻居关系而不是基于政治见解的那些人列入第一类，把在投票选举他们时不是出于国家利益或全体利益而是基于纯地方利益的那些人列入第二类，把在投票选举他们时是出于纯个人利益的那些人列入第三类。接着，我请他们查一查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归进这三类，是不是有人在投票选举他们时是出于大公无私的感情、公共的观点和公共的意见，授予他们以众议员委任状的选举人是不是占多数。我可以肯定，他们将不难发现情况是相反的。再者，请允许我问一问他们：就他们所知，5年、10年、15年以来出于个人的和私人的利益而投票选举他们的人是不是不断增加了？出于政治观点而投票选举他们的人是否不断减少了？最后，我希望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看来，舆论在我方才所说的这些现象上是否对他们逐渐地表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容忍？是否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可使享有政治权利的人让自己本人、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父母为了私利而自行使用政治权利的庸俗而低下的道德呢？这种道德是否会逐渐发展而变为一家之父的一种职责呢？这种在我们的悠久历史中没有过的、在我们的大革命初期也没有过的道德是否会越来越发展并日益侵蚀人心呢？请告诉我吧！归根到底，这不是公共道德不断地和严重地败坏，逐渐地完全变质，又是什么呢？如果我放下公共生活不谈而去观察私人生活方面的情况；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到你们所见到的一切上，特别是放到一年以来的一切臭名远扬的丑闻、一切重大罪行、一切错误、一切不法行为、每当揭发时才原形毕露的和每当起诉时才揭露出来的一切特大罪恶上；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到这一切上，我能不吃惊吗？我没有理由说这一切不仅表明我们的公共道德在变坏，而且表明个人道德也在堕落吗？（在会场的中央有人喊叫，反对这种说法）。
请安静下来。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从道德家的观点出发，而是从政治观点出发。你们知道个人道德堕落的普遍的、主要的、深刻的原因吗？这是因为公共道德变坏了；这是因为道德没有对生活中的主要行为发生支配作用，没有进入生活的细节中；这是因为在公共生活中利益取代了大公无私的情感，利益成了私人生活中的守则。
有人说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政治道德，一种是私人生活道德。但是，如果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确如我所说的那样，那末，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和更可悲地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其实，我相信我们私人生活中有些东西使善良的公民自然感到不安和警惕，而且相信我们私人道德中有些东西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公共道德。（在会场的中央有人喊叫，反对这种说法。）好吧！各位先生，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这个说法，那末，至少你们应当相信欧洲对我们的印象吧！我认为众议院里没有人不清楚欧洲对我们有什么印象和对我们说了一些什么。
那末，我真诚地向你们表白：我对每天的所见所闻不仅感到伤心，而且感到痛心。当我看到有人用我所说的事实来攻击我们，以夸大其词的说法来攻击我们全民族和我们的整个民族性时，我感到痛心；当我看到法国的力量在世界上逐渐削弱到可怕地步时，我感到痛心；当我看到不仅法国的精神力量在削弱，而且……
（让维埃先生——我请求发言。）（嘘声四起。）（托克维尔先生接着说）法国的原则、思想和感情的力量也在削弱时，我感到痛心。
法国在其第一次革命的轰隆雷声中，第一个向全世界提出了后来成为一切现代社会的革新原则的原则。这是法国的光荣，这是法国本身的最宝贵的财富。然而，各位先生，我们今天以自己的行为所削弱的，正是这些原则。我们自己以为好象正在应用这些原则，而我们的这种应用却使全世界怀疑起这些原则。正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的欧洲已经开始考虑我们的原则是否正确；欧洲正在思忖果真会象我们一再声明的那样我们将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幸福和更为繁荣的未来呢？还是我们将因自己后来的实际行动而使人类社会走向道德败坏和毁灭呢？各位先生，在我们向全世界演出的这场戏中，这是我最感到痛心的地方。我们的演出不仅在危害我们，而是在危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精神祖国。
作为一个法国人，我除希望有今天这样的物质祖国以外，还更希望它成为我们的精神祖国。（全场欢呼。）
各位先生，既然我们的演出从远处看，从欧洲的边缘看，都产生了这种效果，那就请你们想一想：它在法国又能对没有权利和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只能作为政治的旁观者而观看我们所演的独角戏的阶级产生什么效果呢？你们想一想这样的演出能对他们产生什么效果呢？至于我，我对此感到担心。有人说，一点危险都没有，因为并没有发生骚乱嘛；还有人说，既然社会表面上没有出现有形的动乱，那革命离我们还远着呢。
各位先生，请容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说错了。毫无疑问，动乱还没有形成事实，但已深深地存在于人心。请你们看一看我认为现在还很老实的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事情吧。不错，工人阶级还没有被所谓的政治激情煽动起来，使其愤慨达到过去那样严重的程度；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从政治性的变为社会性的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中间正逐渐传播着一些不仅主张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和某个政府本身，而且主张推翻社会、动摇社会现在所依靠的基础的言论和思想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每天都在说些什么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一再说他们的上司都是一些无能之辈和不称职的人，我们的财富分配在目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所有制所依据的原则是不公正的吗？你们不相信，当这种言论扎下根子的时候，当它广泛传播的时候，当它深入到群众中的时候，早晚要导致最可怕的革命吗？我不知道这样的革命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它如何到来，但这些言论早晚要导致这样的革命。
各位先生，我深信如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正躺在火山上睡大觉（有人抗议），我坚信如此。（会场下面发出各种不同的反应。）现在，请允许我再用不多几句话，真诚而又极其坦率地向大家指出我所提到的弊端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很清楚，上述的弊端并不完全来自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来自政府的所作所为。我很清楚，连绵不断的革命既然如此多次地使这个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那就必然使人心产生一种罕见的不稳定感。我很清楚，这些弊端可能因群情激动和政党煽动而发生；虽说这是一些次要原因，但其作用却相当大，可以用来解释我方才向大家指出的可悲现象。我对政权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作用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但这不是为证明它在发生重大的社会弊端、重大的政治弊端、重大的精神弊端时没有起太大作用。
那末，政权在造成上述的弊端方面发生了什么作用呢？它在导致这种严重的混乱侵蚀公共道德，随后又侵蚀个人道德方面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它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各位先生，我认为有人可能毫无刺伤他人之意地说：特别是最近几年，政府拥有的权力、发生的影响、获取的特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大更多。不错，现在政府比从前无限强大，这不仅是1830年向它授权的那些人所未曾预料到的，而且也是当时获得权力的那些人所不会想到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肯定，自由的原则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假如一个事实的出乎意料的奇妙后果，或者说是它的惊人后果，是驱除了某些邪恶的激情和犯罪的念头，那你就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窒息许多高尚的情感和无私的念头，从而使许多善良的人产生一种政治上的幻灭感并在精神上完全消沉下去吗？而且，特别是这种后果的产生方式，即所谓的迂回方式和为取得这种后果而在某种情况下采用的欺骗方式，给予了公共道德以致命打击。政府在逐步夺回人们认为已在七月被废除的旧政权，渐次恢复似乎已被取消的旧权利，大力推行已被废止的旧法律，不按原来规定的精神执行新法律的过程中，就利用这些迂回方式和既聪明而又灵活的手法，才终于恢复了它的权威、活力和影响，而且在这些方面大大超过了法国历届政府。
各位先生，以上就是政府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现内阁的所作所为。各位先生，你们也认为政府是通过我方才所说的迂回的和欺骗的方式逐渐地恢复了权力，有些出人意料地采用非宪法所赋予的方法掌握了权力的吗？你们相信多年来在如此广阔的舞台上当着全国人民公开进行的这种有如变戏法而且变得很好的古怪表演吗？你们相信这样的表演真能改进公共道德吗？至于我，我深信不能如此，但我也不想把我的论敌所没有的可耻动机加在他们的头上。不管他们怎样想，我认为他们是想用我所诅咒的方法去摆脱必然出现的弊端，并以他们的目的的崇高性掩盖其方法的危险性和缺德性。我认为他们是这样想的，但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危险吗？他们认为15年来为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是必要的，好吧，就算是如此；他们还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出于私人利益，我也愿意相信这一点。然而，他们为此采用了公共道德所不允许的方法，这是确有其事吧；他们在争取人们拥护他们的时候不是利用人的正直面，而是利用人的丑恶面，利用人的情欲，利用人的弱点，利用人的私心，而且往往是利用人的恶习，这也不是假的吧。（全场骚然。）因此，他们向往的目标可能很高尚，但他们所做的事并不高尚。为了做这些事，他们要有一些人帮忙，要酬谢这些帮忙的人，要把一些既没有高尚的目的又不使用高尚的方法，只图满足个人的私欲和只会假公济私的人拉进自己的帮伙。这样，他们也就对缺德的行为和恶习给予了一种奖励。
为了证明我所说的，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内阁成员，我暂且不提他的名字，虽然全国和他的同僚早就知道他不称职，可他还是进了内阁；后来，由于他的不称职闹得满城风雨，才离开了内阁；那末，又给了他一个什么位置呢？他在司法部门得到了一个最高职位，但很快就从这个职位上滑到被告的席位上去了。
好了！各位先生，至于我，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把它视为一场大病的前兆，视为是目前政治上的最突出特点：你们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时需要这种人。
而尤其是通过你们的那些被外交大臣先生称为滥用权力的行径，我方才所说的道德败坏现象才广为传播，蔓延到全国。于是，你们就不需要中间媒介，而是直接影响公共道德了，即不再以你们的实际行动，而以你们制定的法令影响公共道德了。在这一问题上，我并不想把大臣先生们说得比我的亲眼所见还坏，因为我很清楚他们所受的引诱太大了。我很清楚：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家，一个政府都从未受到过类似的引诱；没有一个政权掌握过这么多的腐化堕落手段，遇到过紧密勾结得和贪求无厌得可以极其容易以腐化堕落来影响政权并使影响政权的意图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政客阶级。因此，我承认政府并不是早有预谋，鼓励贪求私利的人，而使大臣们犯了大错的，因为我很清楚，大臣们的处境也很困难，他们就象走在一个陡坡上，欲上不得，只有往下滑。我知道这一切，所以我要责难他们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们担任了大臣，而且是在认为当上统治者，就不必依靠一般的观点、意见和思想，而只靠个人的利益的观点来指导工作了。他们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我敢肯定，不管他们怎样设法往回退，都退不回来，因为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着他们前进，而且必然把他们一直推下去，使他们每到一处，又把这一处当作新的起点。为此，他们只需要一件事：活着不死。从他们担任我方才说的职务时期，只需要活八年，他们就可以做完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他们为此不仅可以利用我方才提到的政府拥有的一切坏手段，而且能把这些手段一一用上。
这就必然使他们首先滥设官职，而在无法再设官职之后，他们就把一个官职分成正副由几个人分担，其目的不外是大大增加当官的人，而如果实在没有官位，至少也要象许多财政部门所做的那样，巧设名目增加薪金。当用尽这些心机仍然没有空位的时候，这又必然象我们过去在珀蒂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用人为的办法制造空缺，并通过迂回方式使空缺由人补上。
外交大臣阁下一再向我们声明，说反对派对他的攻击是不公正的，说反对派对他进行了粗暴的、毫无根据的和错误的遣责。但是，我倒要问一问这位大臣，反对派在他们最不得志的时期，曾就今天所证实的问题指控过你吗？（全场骚然。）反对派是不是对外交大臣阁下进行过严厉的、也许是过分严厉的谴责，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反对派从未指控过大臣本人最近承认的事实。
至于我，我现在声明，我不但未就这些事指控过外交大臣阁下，而且连猜疑都没有猜疑过。决没有猜疑过！当我听到外交大臣阁下在这个讲坛上以极其美妙的言词讲述政治方面的道德要求时，当我听到他的这些我并不完全同意的言词时，我对自己能有这样的祖国也是感到自豪的。诚然，我从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仅相信大臣阁下不会做这种事情，而且也相信自己不会猜疑有这种事情，然而却真有其事。我怎么能象某人有一天所说的那样，认为外交大臣阁下在发表他的美妙动听的高尚言论时没有谈他的真正思想呢？至于我，我不会走得那样远。我认为，从外交大臣阁下的性格和爱好来说，他本不应做出他所做出的那些事情。但是，他被迫，身不由己，做出了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情，也可以说这是现政府强加于他身上的政策的必然结局。关于这个必然结局，我方才已经讲过了。
有一天他问过，一件被他看做小事的事情为什么变得如此严重？这件事之所以如此严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正是你们大家，正是这个众议院的所有政治家，通过自己的发言，才使人们有理由认为这类事是你们干的，认为你们在这上面有错误。
如果说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表演自然要对公共道德发生深刻的、严重的和可悲的影响，那末，你们能够不让它对政权的代理人的个人道德发生影响吗？至于我，自从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受到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而感到不安。
三年前，外交部有一位高级官员，他的政治见解在某一点上与外交大臣不一致。他没有公开表示他的不同意见，只是暗中投票反对。
外交大臣阁下声称，他不能同意见与自己不完全一致的人一起共事。于是，他就把这个人辞退了，其实应该说把这个人赶走了。（全场骚然。）现在，外交部另有一位官员，职位没有前一位高，但他最能靠近外交大臣阁下本人，却犯了大家共知的错误。（注意听！注意听！）最初，外交大臣阁下并不否认他知道这些错误；后来，他又不承认了。我姑且认为他不知道……
（在会场的左侧席上，有人喊：不对！不对！）（托克维尔接着说）他可以不承认他过去知道这些事实，但他至少不能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不能否认他今天知道这些事实了。这都是不可置辩的事实。要知道，这已经不是你们和那个官员之间的政治分歧问题，而是一种道德分歧问题，即涉及人心和良知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外交大臣的耻辱，而且是人类的耻辱。请大家注意！这样，您就对那个投票反对您的人不能容忍，同他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而对犯了错误的官员，您不但不指责，反而大加奖励。但是，如果这个官员不按您的意思行事，他就会使您的名誉扫地，把您置于自开始政治生涯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尴尬境地。您得保留这位官员，甚至还要奖励他，给他以荣誉。
您以为人们会怎样想呢？您怎么能不让我们想：这要么是您对这种分歧有一种特殊的私心，要么是您没有处理这种分歧的自由？（全场哄然。）虽然我承认您很有才华，但我仍要冒犯您，说您跳不出这个圈子。退一步说，如果我所说的那个人真的违反了您的意愿行事，那末，您为什么还要把他保留在身边呢？既然您把他保留在身边，既然您奖励他，既然您一点也不谴责他，那就必然得出我方才所做的结论。
（在会场的左侧席上，有人喊：太好了！太好了！）（奥迪隆·巴罗先生插话——一点不错！）（托克维尔接着说）各位先生，就算我把方才谈到的严重弊端的起因弄错了，就算一般说来政府、个别说来内阁的确没有任何错误，就算姑且如此，那末，各位先生，弊端就不那么严重吗？我们就不该让国家、让自己做坚定不懈的努力去克服这个弊端吗？我方才对大家说了，这个弊端早晚要导致革命。我不知道它怎样导致革命，也不知道它将从哪方面导致革命，但我知道它早晚要在我国导致最严重的革命。请大家相信这一点吧！当我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中寻找什么是统治阶级倒台的真正原因时，我确实注意过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偶然的或表面的原因。但请大家相信，使那些人失去权势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不配掌权。（会场再次哄动。）各位先生，请你们回顾一下旧的君主制度。它比你们现在强大得多，而且一开始就很强大；它比你们更依靠旧习惯、旧风俗和古老信仰；它虽然比你们更为强大，但还是垮台了。
它为什么垮台的呢？你们以为是因为某一特别事件吗？你们以为这是某个人的行动、财政赤字、网球场誓言、拉法夷特、米拉波所使然吗？不是的，各位先生。另有更为深刻的、真正的原因，这就是统治阶级由于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做尽坏事而变得无能为力和不配进行统治了。（好极了！好极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那末，各位先生！既然任何时候都有理由为国担忧，则在今天不是更有理由吗？你们从一种不可名状、但确实灵验的本能的直观上没有感到欧洲大地又在颤动吗？（全场骚然。）你们没有感到——要我怎么说呢——天空中又刮起革命风暴吗？尽管人们不知道这股风暴是从何处刮起，又要刮到何处去；但请你们相信，一定有人会被刮走。何况现在世风日下，唱高调已经无用，你们怎能稳坐钓鱼台！我在这里讲的话并不刻薄，我认为我向大家讲话时并未怀有派性。我对我所攻击的人并不气愤，但我最后不得不向我的祖国表白，我对祖国的未来是忧心忡忡的。那末，我的忡忡忧心是什么呢？那就是我看到世风日下，担心它在很短时期内，很可能就是在最近，把你们带入新的革命。是不是国王的性命就比别人的性命更坚硬和更不可摧毁呢？现在你们对明天有信心吗？你们知道一年以后，一个月以后，也可能是一天以后，法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吗？你们一点也不会知道。你们所能知道的，不过是暴风雨已经出现在天际，正向你们滚滚而来。你们听任它袭来吗？（在会场的中央部分，有人插话打断讲演。）各位先生，我恳求你们不要这样。我恳求你们，而不是要求你们。由于我相信危险是实在的和严重的，由于我认为预告危险不能玩弄词藻，所以我情愿向你们下跪。不错，危险很大！请你们趁着还有时间，赶快消除危险吧！请你们采用有效的疗法医治疾病，并且不要只治症状，而要医治病根。
有人谈到立法方面的改革。我完全相信这种改革不只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认为改革选举制度是有益的，改革议会制度是迫切的。但是，各位先生，我还没有天真得不知道民族的命运并不系于法律本身。不，使这个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并不是立法机构。各位先生，使事件产生的，是政府的精神本身。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保留法律不变；虽然我认为这样做要犯很大错误，但你们愿意的话，就保留它而不加改革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那些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我不会给你们设置任何障碍。但我要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你们改革政府的精神，因为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使你们陷入深渊的正是这种精神。（在会场的左侧席位上，发出热烈赞同的声音。）（全文录自1848年1月28日《总汇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