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革命的那些利益、恐惧心理和激情，也在使他们不愿意进行战争。尚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同时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减弱的。
爱好和平的不动产所有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可以迅即毁于炮火的动产的增多，民情的纯朴，人心的温存，平等所激发的怜悯心情，很少被战时产生的诗意般的强烈激情所打动的冷静理智——这一切联合起来，便足以抑制尚武精神。
我认为，可以把在文明国家里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好战的激情将越来越少和越来越不强烈，视为一个普遍的常规。
战争，是所有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其他国家都可能卷入的不幸事件。无论它们多么热爱和平，都必须时时做好却敌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支军队。
置身于可以说没有邻国的广漠土地之上的美国的得天独厚，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独有的条件。就是说，他们只有少数士兵就够了。但是，这只是美国的特点，而不是民主的特点。
身分平等、民情和基于民情所建立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取消民主国家建立军队的义务，而且它的军队还经常对它的命运起着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什么是军队的成员的自然本质是至为要重的。
在贵族制国家里，尤其是在全凭出身来定等级的国家里，军队中的不平等亦同民族中的不平等一样。军官是贵族，而士兵则是农奴。前者应征是为了发号施令，而后者应征则是为了服从指挥。因此，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的奋进之心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
军官的野心也并不是远无止境的。
贵族不但是全国等级阶梯中的一个等级，而且在它的内部还经常有自己的等级阶梯。阶梯上的等级一个比一个高，而且永远保持不变。根据出身，有的人应征是去指挥一个团，而另一个人应征则是去指挥一个连。他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这个极限之后便自动停止，而安于自己的命运。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贵族制国家的军官抑制了晋升的欲望。
在贵族制国家里，军官除了在军队中有军阶以外，还在社会上属于上等阶层。在他们眼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附属品。贵族之跻于军官之列，主要的还不是为了高升，而是出于家庭出身加于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之所以从戎，是为了光荣地度过他们的轻松自在的年华，并把军中生活的一些光荣回忆带回家庭和与自己同样的人们中间，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打算由此发财、成名或掌权，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财、名、权，不出家门就可以享有这一切。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每个士兵都可能升任军官，这就使人人产生了晋升的念头，并把军事野心的限度扩大到几乎没有止境。
在军官方面，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或强其他们停于某一军阶而不上进。在他们眼里，每升一个军阶都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等级差不多总是依他们在军队中的等级为转移的。
在民主国家里，军官除了薪金以外没有其他收入，除了军功荣誉以外不会享得其他荣誉。他们经常改变职业，所以境遇也随之改变，以致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作为充任军官的附带结果的那些东西，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变成主要的东西，变成了决定军官的一切和决定军官本人的东西。
在法国的旧君主时代，人们称呼军官时不用他们的军衔，而只用他们的贵族爵位名衔。而在现代，只称他们的军衔。这个小小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改变，就足以说明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当中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晋升的欲望几乎是普遍的，而且是炽烈的、不易放弃的和永远存在的。它随着其他一切欲望的上升而上升，一直到人死为止。但是，也不难发现，在全世界各种国家的军队中，和平时期军阶晋升最慢的，是民主国家的军队。军职的席位本来就少，所以竞争者几乎不可胜数。但是，平等的固定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谁也不可能迅速晋升，而且有许多人无法晋升。因此，晋升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晋升的容易程度则大大不如其他国家。
因此，民主国家军队中极想升官的人，都渴望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军官出缺，最后还可以违反作为民主制度的专有特权的按年资晋升的规定。
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
公民都是平等的时候，便每天都觉得自己有希望并发现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增进自己的福利。这种情况使他们热爱和平，因为和平可以繁荣工商业，能使每个人平安无事地达到其小小事业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平等又在使从事戎马生活的人更加重视军事荣誉的价值，让所有的官兵都能容易得到这种荣誉，以致连士兵在做梦的时候都是驰骋于疆场。在这两种不同作用的支配下，人心思动是相同的，爱好享受的欲壑总是难填的，野心是相等的，而满足野心的手段则有所不同。
人民和军队的这种背道而驰的倾向，驱使民主社会走上非常危险的道路。
当人民丧失尚武精神的时候，充任军官便立即不再是光荣的了，而军人也将沦为最低级的公务人员。人们不太尊敬他们，也不再了解他们。这时，便出现了同贵族时代完全相反的情况。从军的公民不再是最主要的公民，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公民。一个人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愿意去从军。这就形成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民族的精英避而不就军职，因为这一行不光荣；而军职之所以不光荣，则是因为民族的精英不再参加军队。
因此，当你看到民主国家的军队尽管物质条件比其他军队一般说来好得多，纪律不如其他军队那样严格，但往往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处境不满的时候，不必表示惊讶。士兵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下，他们的被挫伤的自尊心，使他们爱上缺了他们就无法进行的战争，或喜欢其他们从中有希望凭借手中的武器获得人们原来拒绝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尊严的革命。
民主国家军队的成分，使引发革命的危险变得更加可怕。
在民主社会，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财产需要保护；但是，民主国家的军队通常都是由无产者领导的。大部分无产者在国家内乱期间不会遭到重大损失。在民主时代，人民群众自然要比在贵族时代更怕革命，但军队的首脑们却不太怕革命。
另外，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在民主国家，最有钱、最有教养和最有才干的公民，都决不去担任军职，所以整个军队最后会变成一个小独立王国。在这个小王国里，官兵的知识水平低于全国，而他们的习惯却比全国粗野。但是，这个不文明的小独立王国却掌握着武器，而且只有它会运用武器。
军队的好战和喜欢动乱的精神给民主国家带来的危险，实际上正是因为公民的和平情绪而加剧了。在一个不好战的国家里，再没有比军队更危险的东西了；而全体公民的过分爱好安宁，则使他们把整个社会都交给士兵去支配。
因此，一般而论可以这样说：如果民主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本性而自然爱好和平，那它就将被它的军队一步一步地拖向战争和革命。
贵族制国家从来不担心军人发动革命，而民主国家却经常害怕这样的革命。在妨碍民主国家前进的一切可怕的危险当中，这种危险将变得最为突出。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寻找消除这种危险的办法上去。
当一个国家因军队的野心蠢蠢欲动而感到内部不安的时候，它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为这个令人讨厌的野心提供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不想一般地诽谤战争。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遏止平等自然造成的某些倾向的过分发展，这时我们就必须认为战争是医治民主社会所染的某些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良药。
战争虽然有一些很大的好处，但也不能把它捧得过高，说它可以根除我方才指出的危险。战争只能暂时阻止这种危险，战争过后危险又会变本加厉，因为军队尝到战争的甜头之后，便更加不愿意容忍和平了。战争只是永远希望光荣的民族解救困难的办法。
我可以预言，一些民主大国里涌现出来的军事首脑们，会发现他们在率军征伐时容易，而在胜利后和平地生活下去困难。有两件事使民主国家觉得很难办：一件事是开始进行战争，另一件事是结束战争。
此外，如果战争未为民主国家带来特殊的好处，那它就会使民主国家遭到昔日的贵族制国家同样未曾放在心上的某些危险。现在，我只谈一谈其中的两种危险。
战争虽然满足了军队的要求，但却限制了每天都在嚷嚷要使自己的和平时期的需求得到满足的不可胜数的公民群众，而且往往使他们失望。因此，战争就有从另一方面导致它本来应当防止的动乱的危险。
在民主国家里，任何一场长期战争都将给自由带来巨大的危害。这并不一定是指害怕在每次胜利之后看到获胜的将军们，会象罗马的苏拉和凯撒那样用武力夺取最高政权。危险是另一种的。战争虽然并不总是给民主国家带来军人统治，但它不能不使民主国家的文官政府的职权无限增加。它差不多必定要把管理万民和处理万事的大权集中到这个政府手中。它不是以武力突然建立专制，而是依靠习惯势力慢慢地走向专制。
凡是企图消灭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一定知道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可靠和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战争。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科学定理。
当官兵的野心引起人们惊恐时，一个看来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增加军队的人数，从而扩大军官的编制。这只能缓和燃眉之急，但为未来埋伏了更大的危险。
在贵族制社会，扩军可以产生稳定的效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一类人有军事野心，而且其中每个人的这种野心可以停止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怀有野心的一切人差不多都能得到满足。
但是，在民主国家，扩军就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军队前人数越多，想往上爬的人也越多。被许诺有空缺时就职的人上任以后，不久又会出现一批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而已经上任的那批人也很快会牢骚满腹，因为左右民主国家公民行动的那种激动情绪也会反映到军队中来。人们想得到的不是一定的军阶，而是一直往上晋升。他们的欲望虽然不算太大，但却一个一个地接踵而来。民主国家扩军只能使军人的野心得到一时的满足，但不久以后，他们的野心将会变得更为可怕，因为想往上爬的人越来越多。
至于我，则认为不安和时刻思动的情绪，是民主国家军队的组织本身内在的而且不愿意根除的弊端。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要自以为能够找到一种依靠自己的力量镇服和控制军人情绪的军事制度，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
能够救治军队的弊端的不是军队本身，而是国家。
民主国家自然担心动乱和专制。只要使军队的那些本性变为审慎的、理智的和稳重的爱好，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公民们最后学会如何和平而有益地运用自由，并领会到自由的好处时；当他们象爱自己女朋友那样爱好秩序，自愿地服从纪律时，他们入伍从军就会不知不觉地和似乎是违反本意地把这些习惯和气质带进军队。全民族共有的精神一渗入军队特有的精神，就会节制军队生活所造成的观点和欲望，或者依靠舆论的强大力量把这些观点和欲望抑制下去。有了有知识、守纪律、意志坚定和爱好自由的公民，才会有纪律严明和服从命令的士兵。
任何法律，只要它在镇压军队的叛乱精神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压制公民的自由精神，使法律和权利的观念黯然失色，它就必然适得其反。它不但没有消灭军人暴政，反而大大促进了军人暴政的建立。
不管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民主国家里存在一支庞大的军队毕竟总是一大祸根，而消除这个祸根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裁军，但这又是所有的国家都不能采用的一项解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