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抵达西贡之后，却没有人来接我，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觉有点儿奇怪。在机场时，我真希望可以让出租车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而不是回到卡提拿街。我心里想着“痛苦是不是比我离开时少了一些呢”，并试着说服自己正是如此。当我到了楼梯口时，发现房门敞开着，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并开始抱有一些不合理的期望。我朝着房门慢慢走去。走到门口之前，期望就一直存在着。我听见椅子发出一声响动，然后我走到门口，又发现了一双鞋子，不过不是女人的鞋子。我快步走过去，只见派尔尴尬地从以前凤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站起身来。
他说：“嘿，托马斯。”
“嘿，派尔。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碰见了多明戈斯。他来给你送信。我请他让我留在这里待会儿。”
“是凤忘记什么东西了吗？”
“噢，不，但乔告诉我你去过使馆了。我想在这里谈谈会更从容一些。”
“谈什么呢？”
他做了个不知所措的手势，像一个在学校里担任职务的小孩儿，被要求出来讲话，但又想不出成年人常用的那些词语。“你一直在外面吗？”
“是的。你呢？”
“噢，我也是。”
“还在玩塑料吗？”
他苦笑一番，说道：“你的信都在这儿。”
我扫过一眼便可以看出那些信里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东西：其中一封是伦敦办公室寄过来的，还有几封像是账单，还有一封是银行寄过来的。我说：“凤怎么样了？”
听见这句话，他的面容居然自动地亮了起来，就像某种根据特定声音做出反应的电动玩具那样。“噢，她挺好的。”他说，接着又把嘴唇紧紧闭上，好像他已经透露得太多了似的。
“请坐吧，派尔，”我说，“对不起，我得先看看这封信，它是从伦敦办公室发过来的。”
我把信拆开。这是多么不合时宜，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总编回信说，他考虑了我上次的那封信，鉴于印度支那局势陷入混乱，德·拉特尔将军去世后，法军又撤出了和平府，所以他同意了我的申请。他已经临时指派一位国际新闻编辑，并希望我能在印度支那至少再待上一年。“我们会一直留着那个职位给你。”他完全不了解情况，只是这样安慰我。他觉得我很在乎这个职位，也很在乎这份报纸。
我在派尔的对面坐下来，将这封迟来的信重读一遍。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欢欣鼓舞，就像一觉醒来还没有记起这些事那样。
“坏消息？”派尔问道。
“不是。”我对自己说，即便如此，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延期一年回国并不能跟婚姻财产协议相抗衡。
“你们结婚了吗？”我问。
“没有。”他脸红起来——他很容易脸红，“事实上，我希望能获得一段特殊的假期。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结婚了——办一场正式的婚礼。”
“在家里结婚，就会更正式一些吗？”
“嗯，我想——跟你说这些事情很困难，你总是在冷嘲热讽，托马斯，回家结婚显得更为郑重。我的父母都会在场——她会有一种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感觉。鉴于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这点是很重要的。”
“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不想让她在家那边背负任何不好的名声……”
“你会把她留在家里吗？”
“我想会的。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女人——她会带着她四处逛逛，把她介绍给亲友们，你知道的，帮助她适应环境。她还会帮凤为我安顿好一个家。”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为凤感到难过——她一直很期待看见摩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但一点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背后所涉及的事情，派尔教授与派尔夫人，那些妇女午餐俱乐部；他们会教她桥牌游戏吗？我想到在大世界时，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她穿着一身白衣服，那双只有十八岁的小脚，所跳出来的舞步却极其精湛，我又想到她一个月之前的情景，在索姆大道那些肉铺里讨价还价。她会喜欢新英格兰那些整洁明亮的商铺吗？那些店里的芹菜都是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也许她会喜欢。我说不准。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可以像一个月之前的派尔那样说话。“好好待她，派尔。别强迫她去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情。她跟你我也一样，也会感到伤心的。”
“当然，那是当然，托马斯。”
“她看起来既娇小又脆弱，不像我们那里的女人，但请别把她当成—— 一件装饰品。”
“真滑稽，托马斯，事情的进展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一直很害怕跟你对话。我以为你会很粗暴。”
“上次在北方时，我花了一些时间仔细思考。那边有个女人……也许我见到的就是上次你在妓院见到的。凤跟你在一起了，这是好事。不然有一天我可能把她甩开，留给像格兰杰那样的人。她会成为一名妓女。”
“我们还是朋友，是吗，托马斯？”
“是的，当然。只是我不想再见到凤了。这里有太多的事物会让我想起她来。我必须再找个住处——一旦我有时间的话。”
他分开两腿，站起身来。“我很高兴，托马斯。简直说不出来有多高兴。这话我之前说过，我知道，但我真希望我碰上的不是你。”
“我却很高兴碰上的是你，派尔。”这次见面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在表面那种浅显的愤怒之下，在更深的层面上，真正的行动计划已经形成了。一直以来，他的天真性格都很令我恼火，但依照我内心里的某些标准去总结的话，他的理想主义，他的那套半生不熟的建立在约克·哈丁作品上的想法，跟我的冷嘲热讽相比，还是他更好些。噢，在事实方面，我是对的，但他年轻，犯了些错误，这不也对吗？他也许更适合跟这个女孩儿共度余生吧？
我们敷衍地握过手，但一些几乎已成定式的恐惧让我跟着他走到楼梯的尽头，并再次将他拦住。也许有一位先知和一位审判人，同处于我们作出真实决定的内心里。“派尔，不要太相信约克·哈丁那套了。”
“约克！”他站在第一阶楼梯上，瞪大眼睛望着我。
“我们来自老殖民主义国家，派尔，但我们已经从现实里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要去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只是书本上的理论，仅此而已。泰将军不过是个拥有几千名士兵的土匪：他不是民族民主主义者。
“那些自行车炸弹。它们可是大笑话，尽管有人真的被炸断了腿。但是，派尔，你不能信任泰将军那样的人。我们知道他们那种人。”
“我们？”
“来自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
“我以为你并没有站在哪一边呢。”
“我没有站队，派尔，但如果你们那个组织里，需要有人去把事情搞糟的话，那么就把这个任务留给乔吧。跟凤一起回家吧。将什么第三势力抛诸脑后吧。”
“当然，我一向很尊重你的建议，托马斯，”他郑重地说，“嗯，我还会和你见面的。”
“我想也是。”
2
几个星期过去了，但不知何故，我还是没找到新的住处。这倒不是因为我没时间去找。这场战争每年一度的危急时刻又过去了：燠热而湿润的蒙雨天气笼罩了北方：法军已经撤出和平府，东京地区的稻子季节战役已经打完，老挝的鸦片季节战役也结束了。多明戈斯可以轻松地掌握南方发生的一切新闻。最后，我把自己硬拖到一座所谓现代化的大楼里（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巴黎博览会时代的？）去看了一套房间，位置就在大陆酒店那边，也就是卡提拿街的另一侧。那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在西贡的临时住所，他要回法国了，想将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封起来全部出让。我一直好奇那里面都有些什么：至于那些藏品，则是一大批版画，都是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的巴黎沙龙作品。那些版画最大的共同元素是都有一个巨乳女人，发式奇异，身披薄纱，不知怎么总是将巨大的股沟暴露在外，又将si处遮藏起来。在那间房子的浴室里，橡胶种植园主就更加肆无忌惮，四处挂着的都是裸体画作的复制品。
“你喜欢艺术吗？”我问道，他看着我得意地笑起来，就好像我是他的同谋一样。他很胖，留着两撇黑色的八字胡，头发稀疏。
“我最好的画都在巴黎。”他说。
起居室里摆着一个非常高的烟灰缸，做成裸体女子的样式，头发里还有一个小碗，还摆着一些瓷器装饰品，全都是裸体女子跟老虎抱在一起的形象，另外有一个很奇怪的姑娘，赤裸上身，骑着一辆自行车。卧室里，与他的大床相对的，是一幅巨大而闪亮的油画，画的是两个女孩儿睡在一起。我问他，不要这些收藏品的话，这间房子的价格是多少，但他却不同意将这两者分开来谈。
“你不是一个收藏家啊？”他问道。
“嗯，不是。”
“我还有些书，”他说，“我准备附带奉送，虽然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些书带回法国的。”他打开一个玻璃书橱的锁头，给我看他的藏书——有昂贵的插图本《阿佛洛狄忒》[37]和《娜娜》[38]，还有《假小子》[39]，以及几本保罗·德·柯克[40]的作品。我很想问他是否想把自己连同这些收藏品一并出让：他也是这些收藏品之中的一部分，代表着那个时期。他说：“如果你独自生活在热带地区，那么这些收藏品就是你最好的伴侣。”
我又想起凤，仅仅因为她不在这里。所以总是这样：当你逃进一片沙漠之后，却发现寂静在你耳边呼喊。
“我不认为我的上级部门会允许我买一批艺术收藏品。”
他说：“当然，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收据上。”
很高兴派尔没有见到过这个人：这个人的容貌可能很符合派尔虚构出来的“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孔，即便没有这副面容，他也足够令人讨厌了。我从那间房子里出来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走到凉亭那边喝了一杯冰啤酒。凉亭是欧洲和美国的女人们都很喜欢的一家咖啡馆，我确定在那里是不会见到凤的。事实上，我非常清楚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她在何处，她不是那种可以随意改变习惯的女孩儿，所以从橡胶种植园主的家里出来之后，我便穿过街道，避开那间奶品铺子，因为在这个时候，她一定正在那里喝着巧克力麦乳精。两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儿坐在邻桌，在如此热的天气里，仍保持着整洁干净的装束，她们一勺一勺地舀冰激凌吃。她们的左肩上挂着一模一样的背包，上面别着黄铜鹰徽章。她们的腿也是一模一样的，又细又长，还有她们的鼻子，有一点儿倾斜。她们全神贯注地吃着冰激凌，就好像她们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派尔的同事：她们很迷人，我也想送她们回美国去。吃完之后，她们看了看表。“我们最好走吧，”其中一个说，“谨慎起见。”我悠闲地想着，不知她们要奔赴什么样的约会。
“沃伦说过，我们最晚只能待到十一点二十五分。”
“现在已经过了。”
“但待在这里让人紧张又兴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也不太清楚，不过沃伦说最好别待下去了。”
“你觉得这里会有一场示威游行吗？”
“我已经见过太多次的示威游行了。”另一个女孩儿不耐烦地说道，像一个看腻了教堂的游客那样。她站起身来，将冰激凌的钱放在桌子上。离去之前，向咖啡馆的四周望了望，那些镜子从不同角度映出她的形象。这时店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位穿着邋遢的法国中年女人，她正仔细地为自己化妆，但对于她的脸来说，已是无济于事。那两个女孩儿几乎不需要化妆，快速地抹几下口红，再把头发一梳就可以了。有那么一瞬间，那个女孩儿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男人的，简单直接，心里默念着某些行动方针。接着，她立即把头转向她的同伴。“我们得走了。”我漫不经心地望着她们并排走出去，迈入光影斑驳的大街上。你不可能想象她们之中的哪一个被不洁的激情所俘获：她们与皱巴巴的床单和性爱后的臭汗毫无关系。她们会把除臭剂带到床上吗？我发现我有那么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跟我身处的世界完全不同——我身处的世界莫名其妙裂成一地碎片。墙上的两面镜子向我飞来，又在半途中破碎开来。穿着邋遢的法国女人跪在桌椅的残骸里。她的小粉盒敞开着，毫发无损地落在我的腿上，说来也怪，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分毫不差，尽管我的桌子已经成为那个法国女人四周桌椅残骸里的一部分了。咖啡馆里被一种奇怪的、花园里的声音所填满：泉水有规律地向下滴着。我朝着吧台那边看去，一排排酒瓶全部破裂开来，各式各样的酒汇成一道多彩的溪流——红色的波尔图酒，橙色的君度甜酒，绿色的查特酒，暗黄色的茴香酒，流过咖啡馆的地面。法国女人坐起来，镇静地四处寻找她的小粉盒。我递给她，她很郑重地对我表示感谢。我意识到我没有听清她说的话。这次爆炸离我太近了，我的鼓膜还没有从爆炸声的摧残之下缓解过来。
我相当暴躁地想着：“又一个塑料玩笑！现在韩先生希望我写点儿什么呢？”但当我赶到加尼埃路，看见那些浓密的烟雾后，我才意识到这次可不是玩笑。那股烟雾来自国家大剧院前方的停车场，那里停着的许多车都被炸得四分五裂，散落在各处，纷纷烧了起来；一个男人的双腿都被炸飞了，躺在街心花园的边缘处不停抽搐。人们从卡提拿街涌过来，从勃纳尔大道涌过来。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响铃声，不断传进我那饱受摧残的鼓膜里。那一刻，我忘却了凤就在广场另一侧的奶品铺子里。烟雾在空气中弥漫，我看不清那边是什么情形。
我走到广场上，一位警察将我拦下。他们在广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以防更多的人涌进来，这里已经开始出现担架了。我恳求面前的警察：“让我过去。我有个朋友……”
“退后，”他说，“人人都有朋友在那里。”
他站到一旁，给一位教士让路，我试着跟进去，却被拉了回来。我说我是记者，然后开始在钱包里摸我的证件，但我没有找到，一切都是白费力气。难道我今天出门时没带钱包？我说：“至少告诉我奶品铺子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总可以吧。”烟雾正在散开，我努力去看，但这中间挤了太多的人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
“你说什么？”
他重复道：“我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退后，你挡住担架了。”
我有没有可能是把钱包落在凉亭里了？我转身往回走，发现派尔正待在这儿。他大声喊道：“托马斯。”
“派尔，”我说，“天哪，你的使馆通行证呢？我们得去那边看看。凤在奶品铺子那边呢。”
“没有，她没在。”他说。
“派尔，她在那里。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总去那儿。我们得过去找找她。”
“她不在那里，托马斯。”
“你怎么知道的？你的通行证呢？”
“我警告过她，不要去那边。”
我转回身来，朝着警察走去，想将他推到一旁，然后跑着穿过广场。他可能会开枪，我不在乎——忽然间，我明白了“警告”这个词的意思。我拽住派尔的胳膊。“警告？”我说，“你说的‘警告’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过她，让她今早离这里远一些。”
许多碎片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拼在一起。“还有沃伦？”我说，“谁是沃伦？他也警告那两个女孩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美国人绝不允许有任何伤亡，是吗？”一辆救护车强行从卡提拿街驶入广场，那位拦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让车顺利通过。他旁边的警察跟人争吵起来。我将派尔推到前面，顺势冲进广场，那两个警察没来得及阻拦我们。
我们身处一群哀悼者之间。警察可以阻拦其他人涌入广场；但他们对于广场上的幸存者和第一批涌进来的人则是无能为力。医生们十分忙碌，没时间去顾及那些死人，那些尸体只好留给他们的家属，人们可以像认领椅子那样去认领尸体。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将她的婴儿的残肢放在膝盖上，又郑重地将农民草帽盖在它身上。她一动不动，安静不语，整个广场上最使我震惊的就是这份安静。它就像我曾经在举办弥撒时所参观的那间教堂——除去四周那些欧洲人的哭泣与恳求之声外，仅有的声音来自那些助祭者，随后又再次安静下来，好像东方的谦逊、耐心与礼节使其感到羞愧似的。在花园边那断腿的躯体还抽动了一下，像一只丢了脑袋的小鸡。从那人穿着的衬衫来看，他可能是一个三轮车夫。
派尔说：“真可怕。”他看着自己那双濡湿的鞋子，以厌恶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
“是血，”我说，“你以前没见过血吗？”
他说：“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我不觉得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战争：他撑着船去发艳那次，更像是一个孩童的梦幻经历，反正在他眼里，军人也不算什么。
我的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他望向四周。我说：“在这个时候，这里全都是妇女和孩子们——这是人们购物的时间段。为什么要挑这个时间？”
他有气无力地说：“本来这里会有一次游行。”
“你希望抓住几个上校吧。但游行昨天就被取消了，派尔。”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摊血迹里，之前这里放着一副担架，“你的消息应该更灵通一些。”
“我没在市区里，”他说，低头看了看他的鞋子，“他们应该取消这次行动的。”
“那不就错过这些乐趣了吗？”我质问他，“你们会希望泰将军的示威游行失败？现在可比游行要好得多。在一场战争里，妇女和孩子们是新闻，但军人并不是。这会震惊全球的新闻界。你们已经将泰将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了。你已经使第三势力与国家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恰当的位置。回家去找你的凤吧，给她讲讲你们那些英勇的死者——她的同胞里又有几十个无须再令人担心了。”
一位矮小而肥胖的教士匆忙跑过，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面用餐巾纸盖着。派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说真的，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仿佛随时都能跌倒，我想：“这有什么好处呢？他总是这般天真无知，你不能责备天真无知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或者消灭他们。天真无知是一种精神错乱。”
他说：“泰将军不会这样做的。我确定他不会。一定是有人欺骗了他。那些共产党……”
他被自己的善意与无知武装起来，外人很难撼动。他站在广场上，我扔下他独自沿着卡提拿街走去，走到那座可怕的粉红色教堂那里，路被封锁了，但已经有不少人涌了进去：在那些死者面前为其祈祷，对他们来说也算一种安慰吧。
不像他们，我有感恩的理由，难道不是因为凤还活着吗？难道不是凤在事发之前得到“警告”了吗？但是，我尤其难忘的是广场上那具断腿的躯体，以及伏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他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他们不够重要。如果游行真的发生了，他们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结果呢，出于好奇，去看看那些军人，听听那些演讲，并且还会撒一些鲜花？一颗两百磅重的炸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待遇。当你建立一条国家民主阵线时，需要死多少名上校才能证明一个孩子或者三轮车夫的死亡是合理的呢？我叫住一辆摩托三轮车，告诉司机拉我去米托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