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市，一座17世纪的多明我会教堂中有着另一棵非同寻常的树，但这棵被画在墙上，是教堂拱门上的装饰，代表了耶稣的家谱——耶西之树（l'albero di Jesse，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根据先知的预言，弥赛亚会在这个家族出生）。在文学史中，这个意象经常被视为生命之树（从这里引出了亚当，通过树木和十字架的连续性将堕落与救赎连接起来）。
纤细曲折的树干从一个卧倒的人身上生长出来，在拱门上不断延伸，所有分枝都和谐地缠绕在一起，且每一根枝条上都显现出人物，就好像藤条上的葡萄串（画面上也确实有葡萄串和葡萄叶，这让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一株葡萄树）。人物是彩色的，因此在白色的灰泥墙上十分突出：戴着皇冠的王，戴着主教冠的红衣主教，戴着羽毛头盔、身穿盔甲、形似西西里木偶的士兵，穿着17世纪宽领的绅士……画面中只有两个女性形象，其中一个是修女。树的顶端是所有树枝汇聚的地方，圣母和圣婴在那里被天使所围绕。
分辨每个人物并不容易，如果这幅画所指的真正是“耶西之树”，那躺着的“本”就是大卫王，即将来的所罗门王。但人物的服饰带有明显的中世纪样式和巴洛克风格，与神话本身并不符，而且人物间的顺序可能也是任意的，因此加大了辨识的难度。在福音书中，耶稣的家谱是根据“父亲—儿子”这样唯一的顺序排列的，但在这幅画中，曲折的树干直接将根部和顶端的人物连接起来，而其他所有人物就分布在不同高度的树枝上，与主干的关系就像“兄弟”一般。也许这弯曲蛇形的葡萄藤实际上在要求我们以更为自由的方式解读这树上的人物关系。
有些导游书认为，根部的人物是圣多明我，那些枝条代表了多明我会的杰出人物（当真如此，他们不是应该身穿教士服吗？），而这些人的信仰最后汇聚于“圣恩”。唯一可以确定的理解是，树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它联结了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两者都是必要且神圣的，其间那些大量的人物也是根据神意或人类艺术，与一种和谐的理念相对应。
巴洛克式繁杂的藤条看似多余，然而画面想要表达的内容正蕴藏在繁复之中，任何一片叶子、一个人物和一条藤蔓都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少。换句话说，图中人物的具体身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经由他们表现出来的东西。
“图莱之树”是时间的自然产物，“耶西之树”则是人类需求的产物，希望给时间带来某种终极的目的，两者的相似只是徒有其表罢了。我在同一天的旅行途中见到了它们，从它们的差异中感受到天然和谋划、可能和确定、无序和历史之间的区别。
一棵“家谱树”若要展现生死演替的真实过程，与其像“耶西之树”，倒不如像一棵真实的树，有曲折、不协调的枝条，有断枝，有干枯和绿荫，有命运和历史的修剪，有对生命资源的浪费。倒不如就像一棵“图莱之树”，分不清哪里是树根，哪里是树干和枝条。
但“家谱树”总是一种对事件的简化，最后就剩一个名字或头衔。在一些法国的城堡中，纪念品店总会贩卖法国国王的家谱图，方便游客更好地定位眼前建筑的年代。从卡佩王朝的根基分出了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两个分支，还有昂古莱姆、奥尔良等众多二级分支，整个画面错综复杂，毫无对称可言。
真实“家谱树”的分支应该既向未来，也向过去延伸。每次婚姻都是两棵树的联结，因此“家谱树”向各个方向蔓延，变得越来越繁杂，最终在不规则的边缘走向灭亡。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中，同样的家庭会在反复的婚姻中互相混合，“家谱树”也就变成了时而扩张，时而缠结的灌木丛。如果我们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追溯到亚当和夏娃，我们是否能重构人类“家谱树”的样貌呢？对于现代人类学来说，人类几百万年前的起源仍旧封存在田野中，散布于各个大陆的遗迹中，等待科学家的发现。（于是人类的末日仿佛更迫在眉睫，所有的分枝可能被彻底斩断，人口、营养和科技的灾难都在遥远的地平线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