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少女被一只北极熊撕得血肉模糊，这个画面出现在一场名为“社会新闻”（Le fait pers，民俗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展览的宣传海报上。这场展览的看点在于，它并非以新闻历史的视角，而是以民俗的现代形式将这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呈现给观众。
北极熊的图片出自1893年的《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报道了一起“法兰克福自杀事件”。报纸简要地写道，这起自杀事件不同寻常，还附上了许多无疑能抓住人们眼球的可怕细节：一个年轻的女仆因遇人不淑而陷入绝望，来到动物园，脱光衣服，唱着歌走入野兽的牢笼，野兽自然是向她扑去。
展览的许多内容都来自《小日报》的画报副刊，其精彩的彩色图片将成为《周日晚邮报》日后学习的榜样（不过要时隔三十多年，《小日报》创刊于1863年，《周日晚邮报》则创刊于1899年）。我们可以看到老虎和大象从马戏团逃脱，发生在巴黎下水道里的但丁式悲剧，发生在肉铺的激情杀人案，坟墓里的自杀，用自己搭建的绞刑架自杀，以及一个头戴礼帽、留着络腮胡的男人全身赤裸跑进高级场所，羞得所有女士都捂住了眼睛。《小日报》是一份开创先河的报纸，率先将新闻图像化（尽管这些图片的画面均由绘图人根据想象重构），由此为纪录片和电视指引了方向，而且也在语言和观念上标新立异，事实上，“社会新闻”一词的首次登场就是在《小日报》上。
然而展览所涵盖的历史要比《小日报》更为久远，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在集市上出售的文字粗糙的小报，登载的均为土匪和罪犯的故事。这类小报（名叫canard，字面意思是“鸭子”，引申义为“虚虚实实的新闻”，这一引申义在法语中已经沿用好几个世纪，但没人知道它的缘起：有些人说是因为那些在集市上卖小报的人总是用小喇叭吸引别人的注意，听起来和鸭子的叫声很像，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整个19世纪都很流行。18和19世纪的小报一直延续到20世纪，传布着关于时事的一些打油诗评论，其印刷技术并没有多少长进。比如在1909年，墨西拿地震的报道就配上了罗马神庙倒塌，将人们压在底下的图片。
这些报道的主角当然都是些违法乱纪之徒：从19世纪起开始出没的乡间土匪，到大都市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再到那些独来独往的杀人犯，有的为了钱财，有的天生嗜血，还有的脑袋不正常。我们从展览中得知，如今在法语里意指司机的“chauffeur”一词，曾在18和19世纪拥有非常可怕的意义：所谓chauffeur，就是那些在乡村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会用火烧人的脚，逼他们交代藏匿钱财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犯罪还没有演变为一个产业，所以法外之徒总是予人以无限的想象，体现在当时许多以强盗和杀人犯为主角的明信片上：比如巴黎黑帮为争夺绰号“金盔”（Casque d'Or，在20世纪50年代拍摄成一部电影佳作）的金发美人而展开的血腥屠杀，就在1907年制成了一系列明信片，宛若一部精彩的图像小说。与它相似的是，在1913年，波诺大盗的肖像也出现在明信片上。
激起人们好奇心的不仅仅是案件之残忍，更有惩罚之残酷。断头台向来是民间图像或歌谣的一个重要符号；展览中一系列明信片上的黑白照片向我们展现了监狱的全貌：各式刑具、断头台的半圆木质头托和放置头颅的篮子，以及放置断头台的仓库：20世纪初官僚技术最压抑的一面都被记录在这里。
从前，刽子手会把绞绳当作护身符卖给别人，这一可怕的传统在断头台的时代延续了下来。在展览中，我们可以隔着玻璃，看到卡塞里奥（该无政府主义者在1894年刺杀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卡诺）在行刑前最后一次整理面容时被剪下的毛衣和衬衣的衣领。[最近在巴黎上映的由瓦伊达（Wajda）执导的电影《丹东》（Dandon），就讲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行刑前整理面容的细节。]
谋杀和圣徒就义一样都会留下遗物：朗德吕家的家具在1923年出现在拍卖场上，拍出最高价的当然是那个烧柴炉，因为朗德吕“未婚妻们”的遗骸全部都在其中销毁。我们从展览得知，“一位意大利人用4万里拉将其购得”。（那它可能还在意大利？我们是否应该将它当作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审判将杀戮和惩罚集结在同一时刻，而社会新闻也是从审判着手，才激发起民众的情感。于是乎，许多展品都围绕着“著名的审判”，也并非出于偶然。自《法庭公报》（La Gazette des Tribunaux）在1825年创刊起，审判案例就在新闻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领域，不仅给伟大的作家（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再到欧仁·苏[28]），也给系列小说作者带来灵感。
关于犯罪和死刑的“黑色幽默”不仅在那些冷血的人中间蔚然成风，而且在大众媒体上也抛头露面：我们发现一份《杀人犯期刊》（Assassin's Journal）在1884年公然发行，注册机构为“杀人者联盟”（“订购者的集合地点和时间为街角午夜时分”）。不过不知道第一期之后，它还有没有继续发行下去。
“血腥客栈”（老板将熟睡中的客人杀死，将尸体抛入火炉中烧掉）是从19世纪法国犯罪新闻传递到文学和戏剧的另一类主题[最新近的例子是加缪的《误会》（Le Malentendu）]。最臭名昭著的“血腥客栈”要数佩尔贝耶客栈，客栈老板马丁夫妇和绰号“穆拉托”的管家罗谢特让很多人一夜间消失，具体数目到现在仍旧不得而知。最终他们于1833年在客栈被就地处死。从此以后，这间客栈就变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还有很多相关的明信片和纪念品。
这些血腥故事还为大众文学（它也确实紧跟犯罪报道，只要花上10生丁就能买到分期连载的臭名昭著的犯罪故事）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素材。剧院也对其趋之若鹜，个别专演犯罪作品的剧院甚至使其所在的街道获得了犯罪大道（Boulevard du Crime）的名声[马赛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在电影《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里将它搬上了大银幕]。格雷万蜡像馆以及后来的电影产业也从犯罪故事中汲取灵感：这个全新的想象世界是法国为现代世界的集体神话所做的一大贡献。
[意大利也不乏原始素材：只需想想几年前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的埃内斯托·费雷罗（Ernesto Ferrero）作品《坏意大利》（La mala Italia）。只不过我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文学文化（或者说相应的想象力）能够将这些素材完美地呈现出来。]
然而，这场巴黎展览所呈现的“社会新闻”并不只有犯罪新闻（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只有意大利才区分“犯罪新闻”和“非犯罪新闻”），还包括英雄主义、隐忍克制、见义勇为（尤其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新闻。在大革命前夕的1787年，法国发行了一套歌颂“人民美德”的宣传册：在这些社会新闻中，不起眼的人物登上了中心舞台，充分证明了卢梭关于人性本善的主张。
登上报纸的不只有人类极端的善与恶，就连脱离常规的事物都能成为“社会新闻”：1827年，第一只长颈鹿登陆巴黎，此后的许多年里，这件事将反复出现在木刻版画、平版印刷画、历书、锡釉陶碟子以及铜锅上。
此外还有所谓的“生命奇迹”，他们自古以来就带有预言的光环、神灵的迹象。展览中倒没有太多关于怪物、美人鱼、侏儒、巨人和“暹罗双胞胎”的内容，却有一个肯定不是你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一位长胡须的女性的“天然半身像”（年代约为一个世纪前），也就是说，这可不是雕塑作品，是为了科学研究而在其死后做防腐处理的货真价实的女人头颅。防腐师既怀抱艺术的追求，又有着绅士的谨慎，给她的脖子围上了刺绣花边的领子。
各种各样的事故无疑也是新闻的一部分，越是新奇少见，就越是受人追捧。所以我们在展览里看到了最早的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列火车（这起事故发生在美国，图片的背景里有着嶙峋的山峦和异国的植被）。
《小日报》的头版常常会展现那些悬在半空或自由落体的人物形象：从剧场包间跌落下来的观众，从热气球上掉下来的驾驶员，飞出窗外的长裙妇人（“疯狂的闹剧”），以及同样飞出窗外的浑身披满羽毛的“新伊卡洛斯”。
暴力和犯罪的场景总是充斥挥舞着匕首和小刀的手臂。这些打乱万物自然顺序的事件总是游离于时间之外，在转瞬即逝中被定格为永恒。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