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逢有人进出餐馆，便从里面漏出一股菜香。当地的扶轮社社员正在楼上的雅座里会餐。鲁比站在门口，可以听见酒瓶瓶塞砰砰的开启声，还有人在朗读打油诗。已经一点过五分了。鲁比走到外边和看门人聊天。她说：“最糟糕的是，我这个人最讲究守时。他告诉我一点钟，我就准时到这儿来了，一心想好好吃一顿。我知道女孩子应该让男人等着，可是架不住肚子饿呀！他就不能准时来吃饭吗？”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问题是我老不走运。我是那种女孩子，连寻寻开心都不敢，因为准知道自己会怀孩子。我不是说我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有一次我真的传染上腮腺炎了。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成年人会传染给我腮腺炎？可我就是这种事事不走运的人。”她又说：“你穿着这一身镶边的制服，戴着好几个勋章，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几句话呀？”
市场比平常任何时候人都多，因为防空演习刚刚结束，想最后买一点儿圣诞节用品的人都出来晚了。只有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太太一个人是戴着防毒面具出来买东西的，因为她是市长夫人，得给别人做个榜样。现在她已采购完毕，正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小狗秦基跟在她身边，在泥泞的地上拖着肚子和腿上的长毛，嘴上还叼着一个特制的小面具。秦基走到一根电线杆子底下，尿了一摊尿。派克尔太太说：“哦，秦基，你这个小坏东西。”看门人满脸愠怒地向市场那边眺望着。他戴的是蒙斯[22]勋章和军人勋章。他负过三次伤。每当商人们到这里来进餐，什么克罗斯威特·克罗威特公司的高级旅行推销员呀，大马路上大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呀，他都要把玻璃门给人打开。有一次他还不得不跑到马路上搀扶一个胖子走下出租汽车。他走回餐馆，站在鲁比旁边听她闲扯，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充满了同情。
“晚了十分钟了。”鲁比说，“我本来以为这个人是信得过的。我本来应该摸摸木头或者把指头交叉起来的。现在倒霉，算我活该。我宁愿丧失了荣誉也不愿失掉一顿午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很爱摆架子。说是他叫戴维斯。”
“他总是带女人到这儿来吃饭。”看门人说。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小个子从他们身边走了进去。“圣诞节快乐，哈罗斯。”
“祝您圣诞快乐，先生。”看门人说，“你同这个人交往不长的。”
“我连一盘汤都还没喝上呢。”鲁比说。
一个卖报小孩走过去，叫卖《新闻报》中午出的号外和《日报》的晚版。几分钟以后又有一个卖报的小孩走过去，叫卖《邮报》出的号外和一份贵族报纸《卫报》的晚版。听不见卖报小孩口里喊的是什么，他们手里的广告被东北风刮得卷了起来，只能看见一张上有一个“——剧”字和另一张上的一个“——杀”字。
“也应该有个限度呀，”鲁比说，“女孩子可不能那么自轻自贱。十分钟是最大的限度了。”
“你等了可不止十分钟了。”看门人说。
鲁比说：“我就是这种人。你会说我太容易上手了，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好像从来也不能引动他们。”她又非常悲惨地加了一句，“问题在于，我是个生来就使男人幸福的人。这从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出来。就因为这个，他们都不愿意接近我。我一点儿也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这样。”
“看，那是警察局长，”看门人说，“到局里喝酒去了。他在家里老婆是不许他喝的。祝您圣诞愉快，先生。”
“他好像有什么急事。”一张报纸广告飘动着露出一个“悲——”字来。“他会不会招待一个女孩子一顿配有洋葱、土豆的上好牛排？”
“你听我说，”看门人说，“你再等五分钟我就下班了，咱们一起去吃午饭。”
“你说话可得算数。”鲁比说。这次她没有忘记把手指交叉了一下，又摸了摸木头，然后走进饭店，坐下来，同假想中的舞台监督进行了一场很长的谈话。她脑子里的这位大人物样子同戴维斯先生差不多，但是同人定了约会从不爽约。舞台监督称赞她是个有才能的演员，请她出去吃饭，吃过饭以后把她带到一套豪华的公寓里，请她喝了好几杯鸡尾酒。他问她愿不愿意签订一个合同，到伦敦西区演出，周薪十五镑。他还对她说，想请她看看自己的公寓住房。鲁比胖嘟嘟的面孔上愁云消散了，她开始兴奋地摆动起一条腿来，惹得一个正在计算正午市场价格的商人非常生气，狠命瞪了她一眼，唠叨着搬到另外一张台子上。鲁比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这是餐厅，从这里通向浴室。这是卧室，很雅致，是不是？”鲁比马上回答说她同意每周十五英镑，但是她还需要在西区演出吗？想到这儿，她抬头看了看钟，走了出去。看门人正在等着她。
“怎么？”鲁比说，“你就穿着制服陪我出去吗？”
“我只有二十分钟时间。”看门人说。
“那就吃不了牛排了。”鲁比说，“好吧，我想香肠也凑合了。”
他们走到市场另一边一家小餐馆里，坐在柜台前面吃香肠，喝咖啡。“你这身制服叫我真不舒服，”鲁比说，“谁都以为你是个带着女朋友出来散心的卫兵。”
“你们听见枪声了吗？”柜台后边的人问他们说。
“什么枪声？”
“就在你们饭店拐角的中部钢铁公司里边。死了三个人。老魔鬼马尔库斯爵士和另外两个人。”他把中午版的报纸摊开，放在柜台上热水罐旁边。隔着香肠、咖啡杯和胡椒瓶，马尔库斯爵士那张邪恶、苍老的脸和戴维斯先生那张焦灼的胖脸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原来他没来赴约是这么回事啊。”鲁比说。她半晌没有说话，只顾埋头看报。
“我真搞不懂莱文要干什么。”看门人说，“你们看这里。”他指给他们看这一栏下面的一小段报道。这条新闻说，伦敦警察局特别政治部的负责人已经乘专机到达诺维治市，下机后直赴中部钢铁公司。“我一点儿也看不懂。”鲁比说。
看门人翻了几页，想看看别的什么消息。他说：“真奇怪，眼看就要打起仗来，他们头版却在报道什么谋杀案，把战争的消息挤到后边去了。”
“也许不会打仗了。”
他们闷头吃了一会儿香肠。鲁比觉得很奇怪，戴维斯先生刚刚还跟她一起坐在道具箱上欣赏圣诞树，现在却被人打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那么痛苦。也许他还是准备来赴约的。他不是个坏人。她说：“我觉得他挺可怜。”
“你觉得谁可怜？莱文？”
“啊，不是莱文。我是说戴维斯先生。”
“我知道你的感情。我也觉得有点儿可怜——那个老家伙。我在中部钢铁公司干过事。他有时候心肠很好，过圣诞节的时候到处送火鸡，不算太坏。比我在饭店干事强多了。”
“咳，”鲁比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说，“还是得活下去啊。”
“再喝一杯吧。”
“我不想敲你的竹杠。”
“没关系。”鲁比坐在高凳子上把身体倚在他身上，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他们两人因为都有一个认识的人突然惨死而感到心情有些沉郁，但是又因为这种共鸣好像找到了同伴，心头有一种甜丝丝的、寻得依靠的奇怪感觉。他们好像感到很安全，好像沉浸在没有情欲、没有变幻无常，也没有痛苦的爱情里。
二
桑德斯向一个中部钢铁公司的职员打听了一下盥洗室的位置。他洗了洗手，心里想：“这件事算完了。”他干得并不太满意，本来是个简单的盗窃案，结果却出了人命，连凶手本人一共死了三个人。整件事有一种神秘气息，但是却什么也没有暴露出来。麦瑟尔这时正同政治部负责人一起，在最高一层检查马尔库斯爵士的私人书信和文件。那个女孩子说的事有可能是真的。
桑德斯被那女孩子搅得心神不安。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和鲁莽，另一方面他又恨她给麦瑟尔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得把她带到伦敦警察局去，”麦瑟尔说，“可能要对她提起控诉。乘三点零五分的火车去伦敦，安排她在一间单独的车厢里，把门锁起来。在这个案子调查清楚以前我不想和她见面。”唯一令人欣慰的是，莱文在停车场打伤的那个警察已经安全度过了危险期。
桑德斯离开中部钢铁公司，走到制革街上，因为无事可做感到难受。他在市场的转角走进一家酒馆，喝了一品脱苦啤酒，吃了两根冷香肠。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常态，又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起来。酒吧间后面的墙上挂着电影院的广告，广告旁边的一张招贴引起了他的注意：“新法治疗口吃病。文学硕士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将在共济会大厅公开讲解，免费入场，会上进行募捐。时间：二点整。”一家电影院正放映埃迪·坎特的新片，另一家电影院则放映乔治·亚理斯主演的影片。桑德斯准备在临开车以前再回警察局去押解那个女孩子。过去他试过很多很多治疗口吃的办法，现在再试一次倒也无妨。
共济会大厅非常宽敞，墙上挂着共济会领导人物的大照片，所有的人都戴着绶带和不知什么名堂的勋章。这些照片上的人物个个像生意兴隆的杂货店经理，给人以颇难忍受的安宁、幸福感。这些营养充足、事业成功、地位有保证的人高高地挂在墙上，而下面大厅里则是一小群不得其所的人，穿着老旧的胶布雨衣，戴着褪了色的紫红色呢帽，系着学校的领带。桑德斯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胖女人后面走进了大厅。一个招待员过来问：“两——两——两——”“一个。”桑德斯说。他在靠前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听着身后两个口吃的谈话。这两人叽叽喳喳，说得和中国话似的。他们急促地连续说出几个字以后便结结巴巴起来。大厅里一共聚集了大约五十人。他们偷偷摸摸地彼此看着，就像丑人照镜子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桑德斯想，我的口吃倒还不是最厉害的。这些人聚在一起像是找到了难友，正因为彼此不能顺畅地交际，倒好像他们思想都是相通的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一个奇迹。
桑德斯同大家一起等待着，正像他站在装煤的车皮后面等莱文现身一样耐心。他并没有感到多么沮丧。他知道他对自己欠缺的这种本领也许过分看重了。即使他说话非常流利，不再担心那些总是使他陷入窘地的齿音，可能他仍然无法表达出他的爱慕和钦佩来。具有讲话的能力并不等于掌握了要说的言辞。
文学硕士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走上讲台。他穿着一件礼服大衣，漆黑的头发涂了很多油，发青的下巴薄薄地扑了一层粉。他身上带着一股坚定自信、无所畏惧的神气，好像对患有口吃病、抑郁沮丧的人说：“看啊，只要你们也有信心，跟我上几次课，一定能治好口吃。”这位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年纪四十二三岁，看来生活很富裕。他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不能公之于众的生活。看到他你不由得联想到舒适的软床、丰盛的饭菜和布莱顿的旅馆。桑德斯一时想起了戴维斯先生。这天上午他还看见戴维斯先生神气活现地走进中部钢铁公司的大厦，没过半个小时就惨不忍睹地送掉性命了。
莱文杀了他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后果，杀人只不过像是梦中的一个幻境。戴维斯先生现在又显身出来了。这些人都是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你是永远也打碎不完所有棋子的。突然，桑德斯从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的肩膀上看到讲台上面挂着的共济会领导人的照片：一张苍老的脸、鹰钩鼻子、一小撮胡须，那是马尔库斯爵士。
三
卡尔金少校走出中部钢铁公司的时候脸色煞白，他第一次看到了杀人流血的惨景。这就是战争啊。他脚步匆匆地走到警察局，发现督察也在局里，心里安定下来。他神情谦恭地要了一杯威士忌酒，开口说：“真叫人心惊胆战。昨天晚上他还在我家吃饭呢。派克尔太太也去了，带着她的小狗。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瞒住他，没叫他发现那条狗。”
督察说：“派克尔太太的狗惹了不少祸，真比诺维治市任何人惹的麻烦还多。我跟你说过没有？有一次它溜进大马路的女厕所去了。这条狗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起眼，可是动不动就闹出点儿事来。如果不是派克尔太太的，我们早就把它处置了。”
卡尔金少校说：“他要我给你们下个命令，那人一露面就开枪把他打死。我告诉他我不能下这个命令。现在我想，要是真照他的话做了，可能会少死两个人呢。”
“你别为这件事后悔了，长官。”督察说，“你也知道，你就是发布这种命令我们也不会执行的。不要说你，就是内政部大臣下命令也不成。”
“这个老家伙是个怪人，”卡尔金少校说，“他似乎认为我肯定能够支配你们。他对我许了很多诺。我猜想他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天才。这种人我们再也找不着了。真是可惜。”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正好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非常需要像他这样人的时候。战争……”卡尔金少校握着酒杯停了一会儿，眼睛愣愣地盯着杯子里的酒。他好像在那里面看到了很多东西：新兵训练营、衣橱里的军服……现在他再也不能提升为上校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马尔库斯爵士也阻拦不了……但是说来奇怪，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想到主持军事法庭就兴高采烈了。他接着说：“防空演习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不太应该叫医学院学生管那么多事。他们闹得太过火了。”
“他们有一伙人，”督察说，“大吼大叫地从警察局前面跑过去，到处找市长。我真弄不懂，这些人为什么像猫儿捉老鼠似的总要去捉弄市长。”
“老派克尔是个好样儿的。”卡尔金少校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他们闹得太过火了。”督察说，“我接到威斯敏斯特银行经理希金波坦的一个电话，说他女儿在车库里发现了一个学生，没穿裤子。”
卡尔金少校又活过来了。他说：“我想那一定是罗斯·希金波坦了。她不会说假话的。她怎么做的？”
“希金波坦说她把他着实训了一顿。”
“应该训训他。”卡尔金少校说。他转动了一下手里的酒杯，把剩下的威士忌一口喝干：“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告诉老派克尔。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告诉他，他女儿没有在车库里发现一具死尸，还算万幸。你知道，莱文的衣服和防毒面具就是从这个学生身上剥下来的。”
“可是这个学生到希金波坦家去干什么呀？”卡尔金少校说，“我想我要去银行兑一张支票，问问老希金波坦这件事。”他开始笑起来。空气中的迷雾已经澄清了，生活又恢复了常态：一件丑闻，同督察喝一杯酒，给老派克尔讲个新闻。他在去威斯敏斯特银行的路上差点儿和派克尔太太撞个满怀。为了躲开这个女人，他不得不一头钻进路旁一家商店里。秦基走在派克尔太太前头，他非常害怕那条狗会跟着他走进商店。他做了个姿势，仿佛向街心拋去一个球，但是秦基不是喜欢和人闹着玩的狗，再说它嘴里已经叼着一只小防毒面具了。卡尔金少校急忙把背转过来，俯身在柜台上。他发现这是一家卖缝纫用品的小店，过去他从来没有到这种店铺来过。“您要买什么，先生？”店主问。
“吊裤带，”卡尔金少校急中生智地说，“我要买一副吊带。”
“什么颜色的，先生？”
卡尔金少校斜着眼睛看着秦基从店铺门口走过，派克尔太太跟在后面也走了过去。“紫红的。”他如释重负地说。
四
老妇人轻轻关上街门，踏着脚走过漆黑的过道。如果是生人，在这间屋子里是看不清路的。但是她对这里每件东西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帽架在什么地方，摆杂物的桌子在什么地方，楼梯在什么地方，她全了如指掌。她手里拿着一张晚报，为了不扰乱阿基，轻手轻脚地打开厨房门。她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但是却没有出声。她把提篮拿到滴水板前边，把篮子里的东西——土豆、一个菠萝碎块罐头、两个鸡蛋和一块鳕鱼——放在板子上。
阿基正在厨房桌上写一封长信。他把他妻子用的紫墨水推在一边，使用自己最好的一瓶蓝黑墨水。他用的笔是拥有狭长墨槽的钢笔。他写得很慢、很小心谨慎，有时一个句子先在另一张纸上起好稿，然后才抄在信纸上。老太太站在污水池旁边看着他，等着他首先讲话。尽管她连大气也不敢出，呼出的气息有时却带着小哨的声音。最后，阿基把笔放下。“怎么样，亲爱的？”他说。
“哦，阿基，”老妇人喜形于色地说，“你猜怎么着？查姆里先生死了。叫人打死了。”她又补充说，“已经登报了。莱文也死了。”
阿基看了一会儿报纸。“真可怕，”他心满意足地说，“还死了一个别的人。真是一场大屠杀。”他仔细读着这段新闻。
“真没想到，咱们诺维治会发生这种事。”
“他是个坏蛋，”阿基说，“但是现在他人已经死了，我也就不便说他的坏话了。他把我们牵扯进了一件让我感到羞愧的事。我想，今后咱们住在诺维治没有危险了。”阿基的脸上现出极端疲倦的神情，看了看他用工笔小字写的三张信纸。
“哎呀，阿基，你把自己累坏了。”
“我想这封信会把事情都澄清的。”阿基说。
“给我念念，亲爱的。”老妇人说。她背靠着污水池，非常耐心地等着自己的老伴读信，一张恶毒的、皱皱巴巴的老脸露出一种温柔多情的样子。阿基开始读信。开始时，他读得很慢，不是很顺畅，但是读了几句，就从自己的声音里取得了信心。他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衣领。“主教大人钧鉴……”他读道，“我现在给您写一封正式信件，因我不愿叨冒和您旧日的交谊。”
“就这么写，阿基，真没有人比得上你。”
“这是我第四次给您写信……与上次相隔约十八个月。”
“有那么久吗，亲爱的？那次是我们到克拉克顿旅行回来。”
“约十六个月……我完全了解您上次复信的内容。您认为我的事情已受宗教法庭正式审理，早已结案。但如果您能认识到我如何身受冤屈，主教大人，您的正义感一定会叫您竭尽全力，重新开庭听我申诉的。如果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只会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个小节，而我却因此而含冤终身。尤有甚者，即此小节过失也是枉加在我头上的。”
“写得太好了，亲爱的。”
“下面我就转入具体情况：主教大人，请您想一下，一个旅馆的女仆一年以前在一间黑暗屋子里见过一个人（根据她的证词，她承认当时那人没有允许她拉开窗帘），一年之后她在法庭上如何能发誓证明这是同一个人呢？至于看门人的证词，我当时在法庭上就提出疑问：是不是上校和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对这人行了贿。但法庭不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根据诽谤、误解和假证而定的罪，您认为公正吗？”
老妇人又怜悯又有几分骄傲地笑了：“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封信了，阿基。”
“主教大人，人所共知，马尔克·艾格尔顿上校在教区宗教会议上是我的死敌，法院这次调査可以说是他一手挑唆起来的。至于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则是一条人所不齿的母狗。”
“这么写好吗，阿基？”
“亲爱的，有时候一个人被逼到死胡同里，只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再往下我就把我过去的证词再仔细申述一遍，但是这回我把论据提得尖锐多了。最后，我用世俗的人能理解的道理为自己申辩。”这一段他已经背得下来了，于是他就以他的妻子为对象慷慨激昂地讲起来，一对深陷的、疯狂的、好像圣徒似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主教大人，即使那人的假证和受人贿买的证词都实有其事，那又怎样呢？难道我犯的是不可原宥的罪恶，难道我就应该为此终生忍受折磨，失去生计，甚至得靠着不体面的手段才能养家糊口？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这一点再没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主教大人，就是您，我也在寻欢作乐的场所看见过。即使像我这种穿着教衣的人偶然犯了一点儿情欲过失也是可以原谅的，连您自己，主教大人，当年肯定也是个偷情的老手。”他说话说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两个人又恩爱又敬畏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
阿基又接着说：“下面我打算写一点儿关于你的事。”他看了看他妻子身上拖到地面的黑裙、肮脏的上衣和满是皱纹的黄脸。从他的表情看，没法不承认他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纯洁的。“亲爱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会落到什么田地，如果——”他开始给信件的下一段打腹稿，一边往纸上写一边大声朗读。“在这漫长的考验——不，漫长的困苦折磨中……如果没有我的爱妻的支持，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自己会落到什么田地。她对我非常信任、矢无二心，不，她对我矢志不渝、诚心相待。而我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竟遭到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的诋毁、鄙视，倒好像上帝只选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去侍奉他似的。这次审判至少教会了我区分朋友与敌人。但就是在审判中，我妻子的证词，一个相信我、热爱我的人的证词，却抵不过那些谎言和诽谤，根本未受到重视。”
老妇人俯过身来，眼睛里闪着骄傲和得意的泪水。她说：“太好了。你觉得主教的夫人会读到你的信吗？噢，亲爱的，我知道我该上楼去打扫打扫房间，可能有些年轻人要到这儿来了。可是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亲爱的。我要在这儿陪着你待一会儿。你写的东西叫我觉得自己非常圣洁。”说着，她一屁股坐在污水池旁边的一把硬椅子上，看着她丈夫的手在纸上移动，好像是在看着一个在屋子里浮动的可爱幻影，过去她从来不敢希冀看到它，现在却被她捕捉到手了。“亲爱的，最后我还准备这样写，”阿基说，“在这充满伪证的无情世界里，有一个女人始终是我生活的铁锚，有一个女人我始终可以信赖，直到我生命的尽头，直到我走上生命的彼岸。”
“他们应该惭愧死的。”她哭了起来，“唉，阿基，他们怎么会那么对待你呢？但是你写的话是真的。我决不离开你。我决不离开你，至死也不离开。永远、永远同你在一起。”在这两人这样互相盟誓的时候，他们的两张邪恶、苍老的脸彼此凝望着，脸上流露着为崇高爱情感召出的信任、敬佩和甘愿忍受痛苦折磨的神情。
五
安被领进一节车厢里。当她被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以后，她偷偷地扭动了一下门把手。正像她预料的那样，门从外边锁上了。尽管桑德斯说话谨慎，极力掩饰自己的行动，安还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她灰心丧气地望着窗外湫隘、肮脏的火车站。她觉得一切值得挣扎、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价值都已经失去了，她连一个糊口的工作都没有了。她的眼睛越过一张霍尔利克酒“最适于夜间饮用”的广告牌和一张色彩鲜艳、画着约克郡海滨碧海黄沙的风景画，看到了自己辗转于各处职业介绍所的茫茫前途。火车开始移动了，候车室和厕所从她面前掠过，水泥的月台逐渐倾斜下去，面前展现出一片荒凉的铁轨。
我多么傻，她想，居然妄想阻止一场战争。三个人丧了命，这就是全部收获。现在，轮到她为三条性命负责了。她对莱文的厌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当火车行驶在一片荒凉中——两旁堆积如山的煤堆、破旧的小棚子、拋在岔道上的空车皮、几株从煤灰渣里挣扎出来又枯死的小草，她痛苦而悲悯地回忆起莱文来。她曾经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他是那样真挚地相信过她，她曾经答应过他，决不把他出卖，但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连一点儿内心斗争也没有就把他出卖了。莱文临死前一定知道了她的背叛。在他的记忆里，她和那个曾经陷害过他的牧师还有那个向警察打电话告密的医生永远列在了一起。
好了，她已经失去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的人。她想：痛苦从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她毫无道理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是绝对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的。人是一种战斗成性的生物，他们需要战争。从桑德斯留在她对面座位上的一份报纸，她读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新闻：有四个国家已经完成了战前总动员，最后通牒昨天午夜已经到了最后期限。这些新闻没有登在第一版上，但这只是因为诺维治的居民正在经历一场近在眼前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制革街结束的。她满心恼怒地想：当暮色从受了伤害的黑暗土地上升起的时候，当炼铁炉的红光映现在长长的黑色矿渣堆后面的时候，这里的人多么喜爱这样一场战争啊！而现在她乘着一列火车，慢慢地驶过这一片混沌黑暗，车轮咔嗒咔嗒地辗过重重叠叠的辙岔，宛如一头垂死的野兽正在逃离战场，痛苦不堪爬过无主之地。难道这不也是一场战争吗？
为了不叫眼泪流出来，安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结霜的玻璃冰冷刺骨，使她的情绪稳定了一些。驶过一座新哥特式小教堂和一排乡村别墅的时候，火车的速度加快了，接着窗外出现了郊野风光：田地、缓缓向一扇栅栏门走去的几条牛、破旧的篱笆中一条小巷、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在点车灯……安想要哼一支歌提提精神，但是她唯一记得的曲调是《阿拉丁》和《只是公园》。她想到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漫长旅途，电话里的声音，火车离开伦敦前她没有能挤到窗玻璃前同他招手，火车驶过去的时候他背对着她，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到。戴维斯先生从那时候起就开始破坏她的幸福了。
在她凝望着窗外凄清寒冷的田野时，她又想：即使她有能力拯救英国免于战争灾祸，这个国家也许也不值得她这样做。她想到戴维斯先生，想到阿基和他的妻子，想到舞台监督、梅迪欧小姐，她还想到自己公寓的那个女房东，鼻尖上总挂着一滴稀鼻涕。是什么迫使她扮演了这样一个荒诞的角色呢？如果她不主动向戴维斯先生提出到外面去吃饭，莱文也许就进了监狱，另外两个人也就不会丧生了。她努力回忆诺维治商业街上那一张张焦灼的面孔，争着读夜空上映显出的灯光新闻，但是那些脸在她记忆里只是模糊的一片。
通向车厢过道的门打开了。窗外隆冬的暮色越来越浓，她想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还有不少问题。他们是不是还要向她盘问个不休？她大声说：“我已经写了供状了。”
麦瑟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还有几个问题得同你讨论一下。”
她带着绝望的神色转过头来说：“你来干什么？”
“我负责审理这个案子。”麦瑟尔坐在她对面的倒座上，眼睛望着窗外。她看着田野从远处奔驰而来，又飞快地消逝在自己肩膀后面。麦瑟尔说：“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些事进行了初步调查。真是非常奇怪。”
“我没有说假话。”她倦怠地说。
麦瑟尔说：“我们已经给伦敦的一半大使馆打了电话，更不要说日内瓦了。当然了，还有伦敦警察局长。”
安带着些气恼地说：“真是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但是她无法佯装下去。看到麦瑟尔在他身边，看到他那笨拙的、曾经对她非常亲切的大手，看到他那魁梧的身材，她那种冷漠、嘲讽的态度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啊，对不起，”她说，“这句话我早就对你说过无数次了，是不是？我把你的咖啡打翻了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话，现在死了这么多人我还是这么说。别的什么话也不能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本以为事情非常清楚。我失败了。我根本没有想伤害你。我以为伦敦警察局局长……”她开始啜泣起来，可是她却哭不出眼泪来，好像眼泪已经枯干了。
麦瑟尔说：“我要升职了。我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我自认为把事情搞糟了。”他向前俯着身子，用低低的、祈求的语调向车厢对面说，“我们可以结婚了，马上就结婚……虽然我敢说你现在不想结婚了。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们会给你一笔钱的。”
这就像走近老板的办公室，本来以为会受到撤职处分，忧心忡忡，没想到却提了一级——或者在戏里面分配给一个主要角色。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是很少有的。
“当然了，”他沉着脸说，“你这回会一下子红得发紫。你很可能阻止了一场战争。我知道我没有相信你。我失败了。我本来想我总是信任——我们已经找到不少证据，我本来认为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是谎言，现在看来都是真的。我看他们必须撤回那份最后通牒了。他们只能这样做。”他又添了一句，表示很不喜欢这件事闹得尽人皆知。“这将成为本世纪最轰动的一件新闻。”他把身体往后一靠，脸上显出阴沉、忧郁的样子。
“你是说，”她带着不能置信的神情说，“我们一到伦敦，马上就可以去登记结婚？”
“你愿意吗？”
她说：“我就嫌汽车走得太慢了。”
“不会那么快的。还得等三个星期。咱们还没有钱领到特别许可证。”
她说：“你是不是说我能拿到一笔钱？我愿意把它全花在许可证上面。”他俩都笑了起来。突然间，过去三天的噩梦好像一扫而光，都被留到诺维治市的钢铁堆上了。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们永远也不需要回到那个出事的地点去了。留下的只是一点儿轻微的不安，只是莱文暗淡的幽灵。如果说活着的人会仍然谈论他，仍然记着他，那只不过是莱文不甘消亡，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而已。
“虽然如此，我还是失败了。”安说。她的脑子里又出现了小木棚里的情景：莱文把自己的麻袋盖在她身上，摸了摸她冰凉的手。
“失败？”麦瑟尔说，“你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有几分钟，安觉得失败这种感觉好像永远也不会从自己的脑子里消除了，好像她的每一件幸福都要被它投上一点儿暗影。她觉得这件事永远也解释不清，她的爱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但就在他脸上的阴郁神色消失以后，她感到自己又在经历另一种失败——她不能赎罪了，麦瑟尔的声音驱走了笼罩着她的暗影，在他的笨拙而又温柔的大手下，那暗影已经消失了。
“巨大的成功。”他像桑德斯说话一样，每个字音都说得很真切，因为他越来越清楚那成功意味着什么了。它是值得宣扬一下的。田野从路轨两旁向后奔驰，暗影越来越浓，至少有几年的时间这片土地可以暂时享受到太平了。他是一个英国的公民。他只要求有几年平安无事就可以从事他从心眼里喜爱的工作。正因为时局的动荡，那暂时的安定才格外宝贵。车窗外面，有人在田野上一道篱笆底下燃烧冬日的枯草。一个农民打完了猎，骑着马独自从一条幽暗的小路回家去。那人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老式圆顶帽，胯下的老马羸弱得好像连一条壕沟也跳不过去。一个已经点着灯火的小村庄远远地出现，又飘过去，像是一只悬着灯笼的游艇。一座灰色的英国教堂蹲踞在紫杉树和几百年积累下的坟堆中间，从麦瑟尔面前一掠而过，像是一条老狗守在自己窝中。接着，火车又驶过一个小站的木头站台，一个脚夫正在检视一株圣诞树上的标签。
“你没有失败。”麦瑟尔说。
安一心思念着伦敦。她没有看到窗外昏黑的原野，眼睛停在麦瑟尔的幸福的脸上。“你不了解，”她说，仍然舍不得放开心里的那个幽灵，“我真的是失败了。”但是当火车通过一座高架桥，驶进伦敦市区时，她已经把那个幽灵完完全全忘掉了。桥下一条条灯火通明的狭窄、寒酸的街道像星光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糖果店、卫理公会小教堂、教堂门前石板路上用粉笔写的一些通知……她这时想的正是麦瑟尔刚才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环境。她拂拭了一下玻璃上的水蒸气，把脸贴在上面，怀着幸福和温情贪婪地望着伦敦的夜景。她像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不得不担负起抚育弟妹的责任，而她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担子。一群孩子吵吵嚷嚷地在街头上走着，尽管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不到他们的嘴在动，她却知道孩子们正在尖声喧闹，因为她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小贩在街角卖炒栗子，她脸上的红光正是那炉火的反光。糖果店里挂满了一条条的白纱袜子，袜子里塞着给孩子预备的廉价圣诞节礼物。“啊，我们到家了。”她叹了口气，高高兴兴地说。那暗影完完全全从她心头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