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他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这一柔弱的印象。在这忙碌的1582年，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左传》中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政事都由宁氏处理，作为国君，他只能主持祭祀一类的仪式。当日伺候万历看戏的人都会看到他的反应，戏台下的皇帝和戏台上的国君同样地不舒服。

但是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就是拥护张居正，要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独裁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他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究，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10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牟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大学士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即预筑皇帝的陵墓，以此来分散皇帝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却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所有因触犯故太师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达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但是清算运动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串通一气，至今还掌握着东厂的锦衣卫特务，如果不加剪除，毕竟后患无穷。于是又由冯保的下属，两个司礼监宦官出头直接向皇帝检举：万岁爷的亲信之中，以冯保最为狡猾。他假装清廉，但前后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他还亲自到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都是无价之宝。万岁爷理应把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籍没其家产。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除了冯保的遗缺司礼监太监和东厂应由他们两人分别接替以外，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说尽。但是皇帝还在犹豫：

“要是大伴上殿吵闹争辩，又当如何应付？”

宦官启奏：“万岁爷，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

于是依计而行，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蠧国，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位大伴从此终身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因为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应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没收所得的财产，虽然不能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极为可观。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异正好用得其所；而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未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侍朕冲龄，有十年铺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能获悉。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纳，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构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第一，高拱坚持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并决意把他摈斥。冯保一贯卖官鬻爵，但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当1572年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宝座旁边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