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过,时间毕竟过去了一代,民国初年中国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与晚清都大大不同。鲁迅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有一个重大发展,那就是“文化决裂论”。
梁启超也注意到了国民性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国民性改造,需要中国文化的更新换代。不过,因为成长背景的原因,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的感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分,可以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设计中的“变革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决裂论者。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刻。呼吸过外面新鲜空气之后,这些留学生普遍认为阴暗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落后两千年,现在已经完全过时、腐败、无法继续利用。钱玄同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怨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瓤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来自于可怕的“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过滤性病毒:“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们宣称,只有彻底毁灭这种文化,中国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陈独秀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剂药方,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所以陈独秀“涕泣陈词”,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奋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鲁迅的主张更具体,那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钱玄同的主张比鲁迅更激进,除了“应烧毁中国书籍”之外,他还要取消中国旧戏,钱玄同说,“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文”的主张:“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由他们这一代人打破铁屋,放进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排走屋内几千年的陈腐毒气,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身上自然就不会有因为旧文化导致的劣根性,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路。
不过,除了文化选择这个方向上更进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并没有怎么突破梁启超的藩篱。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也认为没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这与中华民国初期制度建设的失败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结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途中,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欢呼,“共和万岁”之声震动天地。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太多失败和屈辱的中国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将很快使古老中国结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国就读的年仅十九岁的宋庆龄听到民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赞:“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然而,现实很快粉碎了人们的美梦。从外国引起的这种先进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固有社会传统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国号一直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国号之下的政治运行与“共和”二字相去太远。经历了洪宪复辟危机、猪仔议员丑闻、连年军阀混战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人普遍素质之间的巨大不适应性。特别是曹锟贿选事件,更让人们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在旧土壤上建立的艰难。梁启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设新制度”的话,在此时似乎显出了先见之明。
鲁迅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新中国”满怀憧憬。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彻底失望了。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从此,鲁迅成了一个彻底的“国民性论”者。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他知识精英结论也与鲁迅大致相同。杨昌济说,“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陈独秀则说,“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适的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出自鲁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那么,怎么“立人”呢?鲁迅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说,先进行人的现代化,而后才能谈到制度的现代化。
从梁启超到鲁迅,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只要人人迎来新我,就会迎来新的社会。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他们办杂志,办学校,写小说,椎心泣血,宣传、呼号,以期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这其中鲁迅的呼声最为锐利而洪亮。
鲁迅认为,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是挽救国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艺创作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与此相比都无足轻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适在创办《努力》周刊打算论政时,鲁迅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们的谈话说:“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
整整二十年间,鲁迅心无旁骛,艰苦卓绝,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国民性改造”这一伟大的人类灵魂改造工程。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用投枪、匕首、大刀,冲锋战、壕坎战、迂回战,持之以恒地揭露、总结、批判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点”。一篇《阿Q正传》,对普通民众来说,其作用大于十篇《新民说》。鲁迅用他洋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文笔,将国民性问题赤淋淋地挑在笔尖,伸到每一位读者眼前,让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可以说,“国民性”这三个字,是经鲁迅的传播,才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的。他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思路贯彻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其深与广无与伦比,影响也非常巨大。
然而,鲁迅等人的艰苦努力,效果并不明显。非但进步不大,从鲁迅的文字来看,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越来越坏的趋势。最有力的证明,是二十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责骂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痛切,也越来越无奈。鲁迅原本信奉进化论,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他认为,虽然中国文化有原罪,但是随着他们这一代肩住黑暗的闸门,放进西方文化的新空气,那么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长起来,“血液里的昏乱”就会一代代迅速减少。然而,岁月无情流去,鲁迅眼中的青年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断沦陷。1925年,鲁迅就对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动。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从此之后,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越来越低。1933年他说:“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说:“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这一事实让鲁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发现,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轰毁”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闷,鲁迅在晚年放弃了“国民性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苏联建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在晚年鲁迅心中,苏联成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麦加”,那里存着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译苏俄文学,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
从居高临下地唤醒民众,到奉民众为推动历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众进行革命;从绝对排斥政治斗争,反对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须用“火与剑”进行激烈的政治变革,“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向社会大声宣告了通过“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