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代的国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流氓气”。
明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呈现出“流氓”面貌。
首先是皇帝们。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欢的肖子朱棣，表面上慷慨仁慈，处处以唐太宗为法，骨子里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正史记载，当大臣汇报说他的政敌的女儿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春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时，朱棣哈哈大笑，说道：“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爱读书，不认识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100余流氓做义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
他的继承者明世宗则是性变态，公开命大臣们进献春药，有时一天临幸多达数十人。他派人到民间强抢了一千零八十个八岁至十四岁的幼女，来炼制“元性纯红丹”。为了采得足够的炼丹原料，他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许多人因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们再来看王公贵族。朱元璋的儿子们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送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呆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亲自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吴晗《朱元璋传》）
到明代中后期，朱氏后人这种流氓气愈演愈烈。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代王朱桂的后代也绍承家风。他的孙子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勋戚贵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为。贵族阶层流行的发财方式，是收养大批黑社会成员，把持行市，霸占渡口，强行收税。翊国公郭勋即以黑吃黑而闻名史册。甚至孔圣人的后代，历代衍圣公中，也出现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绪贪淫暴虐，奸淫乐妇四十余人，还无故勒杀一人……
看了以上数例，你也许会说皇帝王公们荒淫贪婪，历代皆然，明代不过是特别突出罢了。那么以下现象，则是历朝历代很少出现的风景，那就是连官员阶层、和尚道士以及知识分子，也呈现出流氓化面貌。
我们先来看官员。
明代正统以后，从朝廷首辅到普通官员，争相向皇帝献房中术以邀宠，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道奇景。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种房事秘方、炮制各式房中药的风气流行于官场之中。甚至一代名将胡宗宪因贪污被指控后，也不得不“献秘术十四，帝大悦”。（《明史》卷二百五《胡宗宪传》）
中国历史上虽然屡有太监之祸，但士大夫们总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尊严，不至于在太监面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贤时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资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脚下。进士翰林出身的顾秉谦以内阁首脑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挽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更有高明的办法，他因为有一个婢女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魏忠贤“阉党”成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饱读四书五经，这些人居然都各有诨号，其形式如同一个黑社会团体：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再来看僧道集团。明代的和尚道士们结交衙门、吃酒赌钱、靠诈骗为生，形成了一股风气。有打油诗说：“三件僧家亦是常，赌钱吃酒养婆娘。近来交结衙门熟，蔑片行中又惯强。”嘉靖年间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长生之术为名，骗取皇帝的无数金银，师徒之间因为分赃等原因相互揭发，甚至杀死对方的家人（《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传》，同卷《段朝用传》）。龙虎山张真人张元吉，经常强夺民间妇女，诈取百姓财物。一有小忿，张真人就“指以伪造符录，棰之至死”，前后杀死四十余人……
明代士人的无赖化更是普遍。管志道评论说，秀才们“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而贤者却为不肖者所累矣”。所谓蓝袍大王，是因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讼癖”，而所讼者均无中生有，只不过是敲诈钱财而起。秀才们“尊访行为父母，结衙蠹为前辈”，结为一体，“终年以讼为疗贫之药”。秀才们流氓化倾向如此严重，以致明代一则笑话说：凡市井之人相争斗，则曰，我雇秀才打汝！（以上参考陈宝良《中国流氓史》）
至于底层政权，其流氓化程度当然更深。明代小说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门庆，就是底层社会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虽然不过是破落商人之后，又“不甚读书”，但因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开：“因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们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他通过行贿，买通当朝太师蔡京，就轻而易举地由一介流氓变成金吾副千户。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体办事人员也大多是流氓。基层衙门吏胥的流氓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专靠吃衙门饭谋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禅真逸史》第六回：“老妪有一兄弟，是本县罢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张好口，能言善辩；第二件，一幅呆胆，不怕生死；第三件，两只铁腿，不惧竹片。是衙门人取他一个诨名，叫做曾三绝……”
明代社会流氓化的根子，当然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流氓这一生存方式虽然令人不齿，然而一旦出现，即在社会中迅速蔓延，盖因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它的身段异常柔软油滑。因为敢于泼胆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慑力非常强大。因为肮脏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动退避，将生存空间让给它。它又因为狡诈机变，时刻可以披上“义气、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变色龙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流氓这个物种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生存优势。流氓手段成为追逐权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者之外，几乎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流氓气：汉高祖早年就是一个小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谬“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而朱元璋则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贫，又做过游方和尚，在社会上游荡过三年。晚年他曾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三年的流浪生活毁灭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他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现出他的流氓意识。
还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在开国之初的制度设计中，将自己的自私表现得如此不加遮掩。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里，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朱元璋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及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他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否则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国人民都植物化，只产出果实供他享用。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需要四处走动。因此朱元璋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做“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他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这就杜绝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可能。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不过在唐宋两代，科举制毕竟还发挥了许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将科举变成了一种灾难。他规定应试者只能写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因此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国措施的第二个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觊觎他的权力。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朱元璋屡兴大狱，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几万户豪门大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其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
相对于富户，那些开国元勋的威胁当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才智对朱元璋的家业稳固构成威胁。他杀人不眨眼，“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为了巩固权力，他对什么人都下得了手，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被杀。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后来就一律说他们“串通”“谋反”。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国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大搞特务治国。因为出身卑贱又防范心重，朱元璋对治下的臣民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对臣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关注。为了满足这种病态心理，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类似秘密警察的特务组织——“锦衣卫”，用他们来监视全国臣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锦衣卫“检校”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人人惧怕，朱元璋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朱元璋生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因此特别喜欢侦察臣下的私生活，“（宋濂）尝与客饮，帝密遣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
朱元璋的子孙们更继承太祖遗风，将国家恐怖主义推展到极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对“锦衣卫”一家独大还不放心，又设了“东厂”来与锦衣卫互相监督，后来又有“西厂”“内行厂”等陆续成立，以特务监视特务，让特务相互竞争。明朝皇帝治国，大都不把法律当回事，也就是说对自己建立的“明规则”并不尊重，而是随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黑社会式的治理方式。为了满足皇帝们的窥探心理，特务们刺探的范围无所不包，甚至一些张家长李家短，柴米油盐之类的俗事也要汇报给皇上，在宫中当作笑话流传。皇帝甚至派特务假冒仆役到大臣身边充当卧底，有时长达十几年之久。明末许多笔记小说都记载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员，身边有个多年随侍的仆人，极受信任。一日，这仆人突然来辞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东厂的探子，多年来一直负责监视主人的一切行动，由于主人长期以来行为端正，东厂当局认为无须再加以监视，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务。主人得知这些情况，吓出了一身冷汗。
中国历代王朝的运转，总要套上一件文质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们撕掉了这层外衣，赤裸裸表现出对他人的防范和贱视。从某个角度来说，明朝是一个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规则运转的流氓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国，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是流氓与权力的高度结合。明代的特务机关所用的人都是从各个角落搜罗来的流氓。因为皇帝对他们的高度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秘密警察特权几乎不受限制，因此他们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权，把办案当成发财捷径，为非作歹，敲诈百姓。他们经常无中生有，凭空陷害那些富户，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贿赂，就将他们抓起来罗织罪名。有时有些素质特别低下的特务干脆直接闯到富裕人家索要钱物，要是不给，就立刻把户主拷打一番，然后将其全家甚至邻居家掳掠一空。也就是说，明代特务机关简直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强盗组织。这样的组织对于流氓恶棍当然极具吸引力，于是“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聚集在厂卫的周围。
流氓们的大量涌入使这些特务机关呈现出明显的黑社会面貌。明代东厂西厂锦衣卫内部，广泛地使用黑话“切口”：他们把到各处打听臣民隐私、搜集情报称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线索，特务因此要给地痞流氓一定报酬，这叫“买起数”。特务寻找无人之处私设审讯室审讯叫作“打桩”，用酷刑勒索钱财，叫做“干酢酒”或是“搬罾儿”，暗地里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务组织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临时事务中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会财物，也允许太监们任用流氓。比如万历皇帝通过太监网罗地方黑恶势力，充当税监，指使他们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这些“税监”在各地到处“暴力执法”，收取“保护费”，而万历皇帝则成了这个黑社会组织的“老大”和保护伞。
贡斯当叙述专制权力如何摧残社会道德时说道：（专横的权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德·彼夫说，在受到瘟疫袭击的城镇中，道德会出现突然的堕落：垂死的人掠夺垂死的人。专横权力对道德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受难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明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统治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通过强硬而残暴的政策，朱元璋把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放大到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他的强横残暴，使中国民族的整体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软化，他将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茂盛。
虽然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用骇人听闻的严刑峻法压制住了官僚系统的腐败倾向，但一旦这种超常的高压消失，腐败必然报复性反弹，因为官僚体系已经丧失了道德支撑。用学者王毅的话说，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场中成为主流文化，具有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买官、党同伐异，欺诈算计、营私舞弊，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最为热衷的兴奋点，行贿受贿成了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人们对官员贪污并不痛恨，只要你真的能为别人办事。嘉靖时两广提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举朝上下竟然都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虽然“收钱”，但是也“办事”：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殷）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高）拱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传》）
随着社会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层百姓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只要舍得敢于并善于用金钱去砸，一切事都可以办成。流氓文化已经浸入晚明社会的空气和水，谁都离不开它。“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里，大多数都是在明代流行开来的。
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明代人以善于制造假银子闻名。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登峰造极。据史料记载，明代人在白银内添加或包藏铅、汞、铜、铁等金属；细丝制假，有“以手摇动而成丝”“以铁锥画丝”“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丝”“以湿纸吸以成丝”等方法；调节剂有硝、白信石（砒霜）、盐、硼砂等材料；制作有倾煎、炒、煮、洗、擦、烧、嵌、焊、铗、鋾等工艺。至于造出的假银名称更数不胜数了：银锭有摇丝、画丝、吹丝、吸丝、茶花、鼎银、吊铜、铁碎鐯、包销银、钞仔银、漂白鐯等等；饼银也有九成饼、八成饼、七成饼、六成饼、梅白饼、盐烧饼、白盐烧、三铗饼、车壳、倒茅饼等等，《杜骗新书》作者张应俞说“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伪银”的为害之烈。《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就有这样记载：“京城内外，有造诸色伪银以绐人者，贫民被绐，往往窘忿致死。”《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所收录的户部奏疏中更具体谈到当时北京“伪银盛行”的严重情形：“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不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多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
卖假药在明代社会上也十分普遍。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
当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还是伪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华说：“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
明中叶之后，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所谓“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
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人刚开始与中国人接触的时候，惊讶于中国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二十世纪初，少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在新式学堂中，他的历史课本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着的《世界通史》。他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只有后面的两页介绍中国，而这两页中，关于中国人的习俗，霍桑是这样写的：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