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晚清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其中又以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即使进了胡同——八大胡同，吃花酒，逛窑子，大部分时间也是打打麻将，只不过此时的麻将有美人陪着。晚清和民国还有一个传说，说是牌桌上运气不好，嫖个雏妓就可以转运。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几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的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而且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那时候，借打麻将拍马屁已经流行。大官跟小官一桌麻将，小官多半是像红楼梦里的凤姐跟贾母玩一样，要给人喂牌的，好歹也得让领导赢个痛快。只有碰上平级官员打麻将，才会真的不讲情面，厮杀起来。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一个恨奕劻恨之入骨的官场恶少岑春煊，仗着庚子逃难护驾有功，几次当面跟老佛爷挤兑奕劻，老庆岿然不动，岑春煊却着了老庆的道，给排挤出了京师。这种事，后来的岑春煊回忆起来，都恨恨连声，但一直到大清倒台，老庆都没倒。这里面的奥秘，跟太后的麻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玩具，麻将也是一种玩具，可以做赌具的玩具。但是，麻将这种玩具却集中了中国文化最恶心的成分：勾心斗角，李代桃僵，互相拆台，见风使舵。玩精了，就不像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阴谋、玩诡计，难怪它伴随阴谋文化盛行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