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人万岁，开始是一种下面的人对上面的恭维。西汉的时候，郡太守的属官，在太守过生日之际，也喊太守万岁。皇帝知道了，也没见生气。那个时候太守很牛，食禄两千石，替皇帝管理天下。连皇帝都说，我与两千石共天下。万岁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皇帝专有的恭维。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变了，人们逐渐地只能喊皇帝万岁了。到了明清两代，老百姓甚至干脆管皇帝叫万岁爷了。
尽管那时人们还不知什么科学，但人活不了一万岁，大家都明白。传说中的长寿佬彭祖，也不过就是八百岁而已，离一万还差得远。远古人的想象力，还真是有限。特别牛的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都拼了命想成仙，找仙人，吃仙丹，实现万岁梦，最后发现还是没戏。做了皇帝，权力大，女人多，身体的戕害非比常人，多吃点补品，能争取多活几天也就算阿弥陀佛了，哪里来的万岁？但是，人们就是喜欢这样恭维，皇帝也喜欢接受这种恭维。只有当年刚从白山黑水下来的女真人不这样。他们比较实诚，拍人马屁也顶多说一百二十岁，对他们的最高首领也就这样了。所以，进入汉地后，发现这里的人们拍马屁拍得如此无耻，他们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是，很快他们也习惯了。再次入主中原的女真后裔，连祖先的那点实诚也没了，没入关的时候，就已经万岁喊成一片了。
对皇帝三呼万岁，从恭维变成了仪式，这仪式不来自于《周礼》，《礼记》上也没有记载。但后来讲究礼仪的儒家，个个都很在意。如果不是成心反叛，没有人会在这上面失礼。士大夫们喊万岁，老百姓们也跟着，只是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喊出这一嗓子来，哪那么容易见着皇帝呢？
这时候的万岁，当然也有威胁的成分，上朝的时候，有哪个臣子敢不喊呢？真的不喊，那就真的是活腻了。但是，习惯成自然，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喊皇帝万岁都视为当然，天经地义。用不着强迫，见了皇帝双膝跪倒，口称万岁。顺当极了，也舒服极了。辛亥革命，革掉了皇帝，来了总统。虽然还是有人对总统喊万岁，一来是习惯，二来是恭维，但按道理是不能这么喊的。因为总统是公仆，民众才是主人，哪里有主人喊仆人万岁的道理？
可是，总统做了不到四年的袁世凯，忽然想起要做皇帝了。现在想起来，袁大总统这样的忽发奇想，系一些一脑门子馊主意的人撺掇的结果，但毕竟他是总统，大主意得他拿。自古以来，想做皇帝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骨子里就是抢。临到登基之时，可以假惺惺地三揖三让，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民意，所谓的让，也不过是对老天爷做点姿态。可是，袁世凯做皇帝，可是从共和国这儿过渡来的。现代政治跟古代不一样，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民意是一定要考虑的。当年的大名士王闿运曾经嘲笑过袁世凯，你想当皇帝就当好了，成天喊民意干嘛？即使是篡逆的皇帝，做好了还不是一样。可是，袁世凯却一定要这个民意，假的也要。
所以，洪宪帝制的鼓噪期，民意的呼声震天动地。什么商人请愿团、工人请愿团、农民请愿团、学生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都粉墨登场，乌泱乌泱地到北京来要求袁大总统高升一步，做皇帝。鼓噪到了最后，连操纵鼓噪的人都忘记了到底人们是真心的呢，还是假意。可是，到了帝制的最后环节，这个西洋景还是穿了。
这事，要说也怪袁世凯，眼看要黄袍加身了，各省包括满蒙和西藏的拥戴书都已经到了，他还不放心，好一阵的忸怩。于是，各省就派来了大批的拥戴代表。连续三次递交拥戴书，诚心诚意要求袁大总统做皇帝。拥戴书三上之后，袁世凯终于扭扭捏捏地答应要做皇帝了。然后，各省代表们在筹安会的组织下，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要在第二天齐集新华门，跪求皇帝即刻正位，然后三呼万岁而后散会。结果，在本次会议结束前，大家齐呼中华帝国万岁之际，有一个人误呼中国共和万岁。大家非常愤怒，纷纷要求加以惩罚。此人答应，明天早上齐集新华门三呼万岁完了，他一个人长跪门前，再三呼万岁一次。结果第二天，大家都跪完了，也喊完了，这老先生一个人长跪不起，三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该交的拥戴书交了，该跪的跪了，该喊的也喊了，各省代表也该回家了。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负责招待代表起居，这时候出来表示，每个代表发一百元补助，地方远的发两百元。按说，依当年的物价，这些钱回家做路费是绰绰有余。但是代表们不干，说是我们这么大老远来捧场，辛辛苦苦的，光给路费不发劳务费怎么能行？我们来耍龙灯，别把我们当虾子灯、螃蟹灯、脚鱼灯。大家拼命鼓噪，就是不依。孙毓筠躲到里屋，不行，打电话叫警察，也不行。最后还是内政总长朱启钤出面，每人多加了一百元，才算了事。代表们还特别表示，钱，只要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人称袁大头。因为当时的银元有多种，以袁大头质量最好。袁世凯所要的民意，需要用袁大头来买，喜欢袁大头，才是真民意。
袁世凯要民意，又不肯真的投票，所以只能买。买来的民意，无非给外国人看，给另一部分精英看。其实人家一看，也就看穿了。买来的民意，即使喊了万岁，到头来也不过是人家的劳动所得，一场交易。连声万岁都得花钱买，无怪乎这个皇帝做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