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
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
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
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
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
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
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
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
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
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
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
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
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
孟子的性善论
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
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
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
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
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
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
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
“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
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
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
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
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
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
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
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
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
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魏惠王说：“没有。”
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
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
“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
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
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
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
“为什么这样说？”
“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
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
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
张仪相魏
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
《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
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
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
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
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
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
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
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
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
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
“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
“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
“很简单，依附秦国。”
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
“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
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
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
“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
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
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
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
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
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
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
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
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
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
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
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
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
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
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
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
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
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
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
齐威王说：“我不相信。”
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
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
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
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
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
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
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
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
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
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
寓言大师庄子
惠施在哪？
惠施在宋国。
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
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
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
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
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
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
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
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
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
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
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
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
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
“我是说假如，假如。”
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
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
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
“会的。”
“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
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
“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
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
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
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
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
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
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
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
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
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
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
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
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
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
“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
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
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
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
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
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
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
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
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
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
“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
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
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
惠施说：“是。”
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
惠施说：“是。”
“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
惠施无言以对。
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
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
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
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
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
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
“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
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
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
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
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
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
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
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
《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
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
庄周说：“当然想。”
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
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
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
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
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
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
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
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
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
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
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
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
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
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
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
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
折腾！
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
瞎折腾！
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
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
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
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
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