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为这一社会服务。从中国角度来说，要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这种追求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的，反映在朝贡体系中就是注重道德因素的力量，强调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带动各国在中央王朝的领导下，各尽藩守，和睦相伴。如孔子讲“一统华夷”，“修文德服远人”；孟子讲“王道”，认为“仁者无敌”。它忽视对未知地域的探索，轻视与体系外存在的联系；对体系内部，求稳的心理也要求内部的秩序、规范等等，故步自封，少有创新。
在自我设定的圈子里陶醉久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王朝开始自大起来，慢慢滑入了对外部事物漠不关心、盲目愚昧的境地。
中国刻意强调朝贡体系的政治和道德色彩，掩盖其他内容，比如发达的贸易和其中的经济实力。对琉球等许多藩属来说，贸易是他们参与朝贡、活跃于东亚的重要内容。但是清朝政府对中琉贸易不加重视，留下的史料基本集中在政治与礼仪方面。中国统治阶级心目中，中国物产丰富，完全可不借助与外人贸易。但因为中国物产为外国“所必需”，也为了对外国“一视无外”，所以允许朝贡背景下的贸易存在。这是一种“恩赐”，是怀柔远人的方法。这就不难理解清政府为何要坚持各国按例按时来贡，拒绝计划外的、频繁的朝贡，一些事项还要专门说明藩属不必派遣使节“谢恩”。清朝将朝贡更多地视作礼节。“礼”是严肃的、规范的，必须循例而行。中国特别关注政治关系，忽视经济关系。
但是东亚各国内部经贸活动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抑制的。尤其到明清时期，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商品经济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并且被东亚各国接受。你买我卖，互通有无，各国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如明朝和日本交恶，对日本实行禁止贸易政策。日本就千方百计地进口中国商品，除了加强从其他贸易伙伴手中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如，日本萨摩藩侵占琉球，控制琉球的中转贸易）外，还高调吸引中国私人船队来日贸易。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对应，东亚的民间贸易千百年来一直存在（有学者称之为“帆船贸易”）。商人冒险出海贸易，远涉沙漠，甚至进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民间的贸易在补充官方贸易的同时，将东亚各国连接成一个经济体。
当然了，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这一幕视而不见。只要藩属国守规矩、定期来朝贡，中国官府就满足了。对于掩盖其下的经贸活动，中国官员不仅忽视，还刁难、谋取私利。比如中国官员私下对藩属国使团强买强卖商品，牟取暴利。又比如清朝地方使团向琉球使团索贿。清朝初期，琉球使团抵闽，惯例要向福建布政司衙门、闽海关衙门、粮驿道衙门奉送规礼银，总数达四千两之多。这笔巨资是琉球的一大负担，害得中山世子尚质不得不向顺治诉苦：“贡船入闽，随带土产银两，贸易丝絮布帛等物，前明晚季，地棍作奸，倚藉乡官，设立都牙，评价各色，音语不通，低昂任意，常用丝绵，指为禁货，效顺属国律以倭奴，胥吏播弄，留难万端，以致银货空于白抽之手，官司縻系。”还比如中国对往来礼节的苛求，对使团规格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藩属国朝贡的成本。琉球被萨摩攻破后，琉球国小地穷，为了迎接中国册封使团，往往在几年前就预先做财政准备。不够的部分，则或向日本萨摩藩借钱，或在本国民间筹措、接受富户的捐赠。日本通过借贷逐渐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
久而久之，朝贡体系中的政治和经贸内容越来越远。
久而久之，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关起门来自得意满。
中国海禁政策的兴起，恰恰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明朝。表面的理由是防备倭寇。事实上，倭寇的出现起因也是官方的朝贡贸易限制太死，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对华贸易的需要。于是，分沾不到朝贡贸易利润的流亡武士与商人干脆走上了武装劫掠的道路。明朝政府这么做，是想切断朝贡贸易之外的其他贸易渠道，维护朝贡体系的稳定。在根本上，明朝深信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对外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统一后，清朝一度开放了主要防范反清势力的海禁，但为期不长。康熙不久重新执行海禁，而这次是防范潜在外国威胁的。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布“禁海令”，严禁华人出海，严禁贩卖船只粮食等给外人，禁止华人居留外国；对外商来华船只严加防范。海禁政策的实质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宣布将江、浙、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广州自此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同时清政府严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完全禁止出口的包括粮食、铜铁、硫黄、硝石、书籍等，丝及其制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受到严格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禁丝出洋：“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百斤照米过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
狭隘的朝贡和严厉的海禁并行，是明清对外政策的主线。
但是，强硬的海禁并不能打压蓬勃的东亚贸易，对朝贡体系的保护和规范作用也很有限，反而导致了官方与民间、表面与实际“两张皮”、“两个面”，相互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
以泱泱大国自居的明清王朝，对此浑然不知。朝贡思想的内向性及其规划的内容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行为僵化。这个体系本质上是保守的，清朝沿用明例，雍正朝沿用顺治朝旧例，乾隆朝沿用雍正朝故事，“定例”、“依例”等字眼充斥各官方史料。大如请求贡使进京的题本在“繁复迟缓”的内阁中层层处理，小到国子监中琉球生的草铺拆除也要各方互相知会。
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国，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球案”。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焦点便是清朝是否知道琉球的两属状态（琉球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也受萨摩藩控制，向萨摩进贡）。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盲目闭塞，不知道琉球国情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不糊涂的左宗棠于1881年上奏就承认：“日本与琉球共处一方，由来已久。琉之为日本属国与否，中国无从详知。”在对日本交涉中，清政府官员，甚至是作为外交决策者的李鸿章，也部分迷信了日本关于琉球完全附属于萨摩的“论断”了。对最频繁亲近的藩属的国情都如此，可见中国的对外关系闭塞无知到了何种程度。
比无知更可怕的潜在危险是虚弱。站在东亚朝贡体系顶端的中国，内里其实是虚弱的。清代专制统治大为加强，事无巨细，俱决于皇一样，在对外交往中，整个官僚机构运作机械，暮气沉沉。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乾隆下旨整肃江南吏治。乾隆承认官员们以无事为福，上上下下一团和气，生怕多事，一出事不是茫然无措就是拼命推卸责任。这样僵化的朝贡体系注定是异常脆弱。道光年间，英人数千来犯。清朝统治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和不定，举止失措。沿海各省矛盾重重，反应迟缓。因循守旧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东亚国际体系也遭受到了第一次直接的根本破坏。东亚国际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其迹象早在乾隆年间便已相当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