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1762），琉球国王派遣耳目官马国器、正议大夫梁煌为正副使，向中国朝贡。当年十二月初六，使臣乘坐贡船两艘，统领官伴水手一百九十九名，携带硫黄一万二千六百斤、红铜三千斤、白刚锡一千斤从琉球开船，二十九日到达福建。一行人于乾隆第二年正月初八日被带进内湾。正月十五日福建布政使派人验明使团身份、检查携带的物品后，把一行人安顿在馆驿休息。一次朝贡活动，就此展开了。
为了显示中华泱泱大国的雄厚实力，也为了怀柔远人，清朝对琉球使团的接待标准相当高，成本高昂。康熙二十七年（1762）议定“琉球国入贡，正、副使，每日供给羊一、猪肉三斤、牛乳一镞、各鹅一、鸡一、鱼一、寂乳二斤、酒六瓶、清酱、酱各六两、灯油二两、茶一两、盐一两、面二斤、菜三斤、酱瓜四两、醋十两、香油一两、椒一钱、每五日苹果、梨共五十枚、花红七十五枚、葡萄、枣各五斤；使者、都通事，每日各鸡一、猪肉二斤、面一斤、菜一斤、酒一瓶、寂乳一斤、清酱二两、酱四两、香油四钱、灯油二两、茶五钱、椒五分、盐一两，从人，各日给猪肉一斤八两、菜各二两、盐一两、共给酒六瓶、灯油十二两；王舅下通事（谨案该国入贡，多以王舅充使），日给猪肉三斤、寂乳一斤、椒五分、盐一两；通事、护送官，各日给猪肉一斤，从役，各日给盐五钱。”“正副使、书状官，白米；以下人员均给好米”。雍正时期又规定，每年从六月十五日起到七月十五日止，“外国使臣每日各送香瓜一担”[3]。使臣一个人一天能吃掉一担瓜、一头羊、三斤猪肉、一只鹅、一只鸡吗？更不用说同样超大量的主食、酒水、水果、点心了。
琉球使团除贡品外，还携带了大量商品到中国来做买卖。在正月二十三日福建官府上奏请求照例对琉球贡船免税的清单中，琉球货物有：牛皮两百张，豆酱一万两百斤，豆油一千斤，鲍鱼一万八千四百五十斤，鲑酱八千八百斤，鱼翅四千九百斤，海带菜十一万四千五百斤，螺壳八千七百四十斤，此外还有木耳、海参、鸡脚菜、石、烧酒、铜罐、刀石等共二十一件。一共奏请免税款二百二十六两四钱五分五厘七毫五丝。虽说是朝觐乾隆，但琉球使团在之后的大半年都在福建展开贸易。直到七月，福建巡抚才给马国器等二十人办完手续，并派人护送贡使及贡物进京。而两艘贡船和使团的大多数人留在福建继续做生意，两个月后交易完成，才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底乘船返回琉球。他们随船购买了大量中国商品，福建海关给他们免税银二百九十七两零余。
那一边，马国器等人在当年年底到达北京，清朝政府自然对琉球使团优待有加，殷勤款待，学习中国礼仪，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照例赏赐琉球国王：锦八匹、织金缎八匹、织金纱八匹、织金罗八匹、纱十二匹、缎十二匹、罗十二匹；正副使臣：织金罗各三匹、缎各八匹、罗各五匹、绢各五匹、里绸各二匹、布各一匹；都通事：缎五匹、罗五匹、绢三匹；从人：绢各三匹、布各八匹；留边人员彭缎袍各一件。事实上，官方舞台上的活动可能并非使团的主要活动，更让他们在意的还是做生意。朝贡之后，中方允许外国使团在下榻的馆驿“开市”，而且“不拘期日”。琉球使团就能销售随身携带的本国商品以及贩运来的福建商品，同时也购入北京的商品。当年，户部就专门汇报“琉球国王奏请购买生丝事”。乾隆恩准琉球每年可以购买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
当时就读北京国子监的琉球官派留学生有四个人，其中两人先后不幸病逝，中国官府出银两百两安葬在通州张家湾，并各给家属抚恤金二百两。剩下的郑孝德、蔡世昌二人学成归国。清朝以都通事的级别赏给大彩缎各二匹，裹各二匹，毛青布各六匹；二人的跟班也赏给毛青布各六匹。礼部还出面宴请了两位留学生一次。之后，二人随贡使一同南归回国。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礼部派人护送琉球使团回闽。当月，琉球国也派出接贡船，二月初到达福建。接人的人反而有八十多人，比要接的人还多，而且也携带货物。贸易之后，两拨人在七月初秉风长行回国。至此，一次完整的朝贡才算结束。
不消说，“贸易”二字在整个朝贡活动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我们能从上述朝贡活动中捋出三条贸易途径来。首先，中国一直对朝贡采取“薄来厚往”的原则，以示恩惠怀远。对方进贡后，中国一般按照贡品市场价格的八倍到十倍给予赏赐，等于是花八倍到十倍的钱来“购买”贡品。而贡品为该国土产，本低于中国市价，之间获利极丰。因此，琉球等国“朝贡”的热情很高，常常不按定例以各种名义来贡。如琉球国官生在国子监学习肄业归国后，琉球国要附进谢恩贡；皇帝恩赐匾额（甚至“福”字），琉球也进谢恩贡。清朝则希望“照章办事”，雍正年间规定谢恩不遣专使。但是，琉球使团仍会额外到来，清朝便将物品抵作下届正贡。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贡使携物至，清朝令延为下一次正贡；但两年后（乾隆二十三年），贡使又捧着贡物来了，清朝只好再次把它顺延为两年后的贡物。
除了吃贡品和赏赐的差价外，在朝贡幌子下有两条免税的正规贸易渠道。一条是琉球使团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参与朝贡，而是留在福建贸易。他们销售贡船携带的货物，并收购中国特产回国。苏门答腊胡椒在产地每斤十文，在中国市价为每斤三贯；而琉球船队所运之胡椒在中国售价每斤三十贯，利润高达三千倍。暹罗盛产苏木，琉球中转苏木的市价是暹罗商人贩运苏木的两倍。琉球使团有时携银不下十万两，利润可想而知。使团携带归国的货物规模也相当惊人。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为例，计有：中绸两千二百七十匹，土丝七百二十斤，斜纹布五百零一匹，粗冬布一千六百零二匹，粗夏布一千八百三十七匹，粗药材三万零四百二十斤，冰糖五千五百斤，胡椒四千八百五十斤，毛边纸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张，连史纸七千七百二十张，色纸三千六百张，寿山石九百斤，油伞两千二百五十二把，茶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四斤，细瓷器两千八百三十七斤，粗扇三万三千二百五十把，白纸扇九百五十把，簸箕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个，牛经线两千七百五十五条，线香一万一千二百斤，粗瓷碗一千九百二十五斤，砂仁一万一千一百斤，水银三千一百斤，此外还有胭脂、雄黄、蜂蜜、皮鼓、漆器、沉香、玳瑁、布衣、蛇皮等。如此之多的商品的频繁进口，就是满足全体琉球国民的购买需求也绰绰有余。有人推测琉球从事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也是在情理之中。明清两代，中国官府多数时候都实行严格的海禁，不准中国人出海贸易。这就给琉球的中转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海外国家需要的中国商品多数是依靠琉球转贩，琉球商船转贩达十余国，赢利极丰。
第二条免税的贸易渠道是朝贡使团在北京展开的商贸活动。琉球使团在福建购买北方稀缺物品，再购买北方特产回南方贩卖。这一来一往，沿途由中国政府护送，货物无忧，不用担心物流成本。利润少则数十倍，高过百倍者也不稀奇。外国使团馆驿开放之日，“胡人持各色物货日来馆中，纷沓如市。该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夹故也。”常年以往，京城朝鲜使馆周围，有专门以朝鲜人为贸易对象的商家，称为“东商”。琉球使团下榻的会同馆附近也有专门的贸易场地。琉球使团就曾因为中国商人拖欠货款，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国官府出面“追债”。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琉之间特殊的“难民贸易”。中琉隔海相望。喜怒无常的大洋对两国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双方常有遇难船只和百姓漂至对方，逐渐形成了中琉间的“遭风难民”处理方法。乾隆二年（1737）六月规定：“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遂成定例。琉球难民的待遇称得上优厚：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回国时再给一个月粮食，并赏给肉食、酒食、布匹、日用杂物等。琉球也积极救护中方的难民和难船，经常派遣专船护送中国难民回国。清政府对之倍加嘉奖。琉球对遭难的清朝册封船队更加重视。安置馆舍，供给衣食，修理船只，护送回国，甚至供养中方人员成年累月。中国船只也会遭遇海难或者遭风漂流至琉球，但数量上总体不及对方。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遇难的船只往往是琉球的商船，船只坏了，但商品完好无缺，清朝政府只好允许这些商品就地销售，给予免税优惠。货物出售后，琉球难民也会购买中国货物回国。这其中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至于琉球国护送中国难民回国的船队，也有贸易的目的。对琉球的护送船只，中方也给予了免税贸易待遇。琉球护送船的贸易额要少于贡船的贸易，但数额和利润也不可低估。海禁造成了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稀缺，也造成了海外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稀缺，使得涉华中转贸易利润丰厚。对难民贸易，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其中存在不少琉球难民“有意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