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平民子弟来说，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人生跨越、进入官场的唯一渠道。对于绝大多数希望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的正途。所有人都对科举考试倾注了过分的关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向我们讲述了科举考试结束之后发榜之前，考生们的紧张和滑稽情形：
“秀才入闱考试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点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是草木皆惊，梦想亦幻。一想到自己能高中，就仿佛顷刻间出现了海市蜃楼、荣华富贵扑面而来；一想到自己要落榜，就则瞬间身体冰凉、灵魂出窍。真的是坐立难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样。忽然，有差役快马过来传送喜报，考生们的神经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如果没有自己的喜报，考生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就像中了毒的蝇虫，打他都没有感觉。落榜的考生，最初的时候心灰意冷，大骂考官瞎了眼睛，笔墨无灵，发誓要将案头的书本、文具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恨，还要把灰烬碎踏成泥；踩踏了还不解恨，更要将灰烬倒到阴沟里去。他们往往还发誓从此要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做一名隐者或者苦行僧。谁胆敢再和自己谈八股文，一定当和他动刀子。过了几天后，落榜者的怒气渐渐平了，又对科举考试心痒痒，又开始像破卵之鸟衔木重新营巢，再次投入科举鏖战之中。每次科举发榜的时候，此情此景都一再重现，当局者痛哭欲死，旁观者看来却非常可笑。”
落榜者如此反响，正是因为科举高中能带来巨大的荣耀和现实利益。它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能改变考生的命运。一个人一旦科举成功，马上门庭若市，全家风光起来。同乡、同学，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有来祝贺的，有来请吃饭的，有来乞讨旧衣旧笔旧书的，有来求新诗的，有来求你写对联的，甚至有书商找你把往常做的文章、写的诗句，结集出版的。如果是未婚的青年才俊，上门提亲的媒婆会蜂拥而来，女方的条件一个赛一个的出色。女方家庭也不再考虑什么门当户对、财力婚房等硬性条件了，只要是新科举人、进士，哪怕是出身佃农家庭，地主也愿意将女儿嫁过去。
考中进士以后，进士名录会向全国发布，名列其中者会全国知名。康熙八年（1669）的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僔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今江苏淮安）的时候，知道该县县令邵某人是同乡，于是就前往拜访。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人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还以为蔡启僔是前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僔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掉头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年科举高中的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县令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同乡蔡启僔，马上后悔不已，重金谢过。一次考试、一张金榜就这么改变了蔡启僔的命运。这就是科举考试对一个人“登龙门”般的作用。
洪州（今南昌）人施肩吾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考中进士，衣锦还乡途中写了《及第后过扬子江》，用考试前后心态的对比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对读书人“登龙门”的作用：
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鱼龙互闪烁，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复来经此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为了鼓励天下读书人安心读书，为了鼓励天下的士子都迷恋科举考试，政府刻意营造了科举高中的隆重和尊贵，朝廷用各种方式来显示科举的荣耀。比如皇帝要亲自召见所有的进士，依照科举名次唱名传呼，叫作“传胪”。对于读书人来说，由皇帝金口玉言叫你的名字，是人生莫大的荣耀。到了清朝，“传胪”发展成为一个盛大的典礼，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举行。除了有新科进士全体亮相以外，王公百官也要整齐排列，在鼓乐和鞭炮声中注视着新科进士接受皇帝的恩赐和检阅。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最为光彩夺目。他的名字首先被皇帝叫出来。听到名字后，状元要向前站到太和殿丹陛下的中间处。此处的巨石上雕刻着飞龙，是只有御驾才能经过的地方。状元站在御驾所经的地方，左右两边交叉披着两条红绸带，帽子上插着两只用薄铜叶制成的金花，美其名曰“十字披红双插花”。在皇帝的打量和众人的羡慕中，状元的独享殊荣可想而知。
“传胪”之后，还有大规模的庆贺宴会。唐朝进士的曲江唱和，本质就是庆祝宴会。从宋朝以后，进士的庆祝宴会被称为恩荣宴，由政府出资举办。赴宴的除了新科进士还有此次科举考试的所有负责官员以及礼部尚书、侍郎等众多的官员。皇帝会派皇亲国戚来赐进士酒宴、衣物、果品，在恩荣宴上进士们都会吃到御膳、喝到御酒。一甲的三位进士用的是金碗，随其量尽醉无算。从唐代开始，新科进士一般在曲江宴会之后会到雁塔题名。宋朝以后，题名改为立碑。国子监会立下每一届进士的碑。到清朝，工部拨出专门的建碑银两，交国子监为进士及第者刻碑留名，给天下读书人做垂范。北京城的热闹还没有结束，在进士的故乡，喜报早已传到家乡。相关部门会竖起彩旗，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地把捷报送到进士的家里去。于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可以从科举考试中得到体现。
对于高中者来说，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都得到了回报。那么那些科举落地的失败者呢，他们怎么办？
落榜考生们不仅面临从头再来的问题，还会受到社会的鄙视。比如忠厚无用的好人范进，考到五十多岁还不曾进学，当时已经是面黄肌瘦、花白胡子了，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破旧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冻得哆哆嗦嗦，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怜样。同乡们都去庆祝考中的人了，没有人知道五十多岁、不名一文的老范进是如何踉踉跄跄、蹒跚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里去的。这不是《儒林外史》的虚构，现实情形的确如此，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清朝嘉庆年间举人李贻德，年过五旬，屡次会考不中。有一年，他的一个在同年中举、之后同样屡试屡败的朋友死在了北京。李贻德写诗哀悼：“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李贻德也病死京城。
唐朝元和十年（815），举子廖有方落第之后前往四川旅游散心。他走到宝鸡西边的时候，住在一个旅馆里，突然听到有呻吟之声。他循声找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发现了一个贫病交加的青年。廖有方问他的来去。那青年回答说：“我在长安赶考数年，至今未遇知音。”弥留之际，那青年挣扎着给廖有方磕了一个头，托廖有方在他死后一定要为他收尸安葬。说完该青年就死了。廖有方感慨自己与他同命相怜，把鞍马、行李全都贱卖给村民，备了一口薄木棺，安葬了此人。廖有方临行时不胜悲凉，既不知道这位死者的名字，也不知他家在何处，只能作了一首诗作为留念：“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因多年科举不第而死的例子。还有一些考生因为屡次科举不第而精神恍惚乃至精神失常。唐朝赵璘在《因话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个例子：当时有个读书人叫作陈存，写了一手好古文，可惜就是不擅长考试。也许是心理压力过大、过于紧张，每一次考试来临的时候，陈存都会“突发状况”，要么身体不适，要么发挥失常，老是考不中进士。礼部尚书许孟容知道陈存有真才实学，在他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决定多方为陈存提供方便，一定要让陈存考中进士。陈存知道后千恩万谢。临试的前一夜，陈存的心情依然万分紧张，同伴就给他准备了食物，安慰他舒缓情绪，抓紧休息。第二天五更天了，陈存还没有起床去参加考试，同伴就进来叫他，叫不应，仔细一看，陈存已经中风瘫痪了。南唐时期，读书人齐愈考中进士。得知喜讯后，齐愈骑马在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大笑不止，从马上摔了下来。旁人将他扶起，许久才把他救活过来。
浙江省贡院门口有一副对联，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写的。这副对联的上联是：“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下联是“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来潮”。它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了考生的自信，突出了科举考试阳光的一面。只要考生有本事，大可笑傲考场。然而，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并不是取决于一个考生的真才实学，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考试就是紧张、激烈的竞争。自有据可考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止，在一千二百八十三年间中国只产生了五百零四名状元。而参加考试的考生，数以百万甚至可能千万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科场成功，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像范进那样穷困潦倒，或者是像陈存那样过于紧张而精神失常，甚至像金法那样得了精神病以后，不治身亡。当然也有少数人像黄巢那样，看破科举，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