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天津属于直隶省管辖。教案发生后，省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就收到朝廷的急令，要求总督曾国藩速速前往天津查办刚爆发的大骚乱。
天津教案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就要登场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农家子弟。他原本极可能老死乡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位极人臣，主要得益于两点个人品行：一个是严格自律，一个是积极务实。
曾国藩思想的底子是程朱理学，他“日三省吾身”，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要求。后人纷纷叹服曾国藩的极端自律：如果恋床贪睡，不能黎明即起，曾国藩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有时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没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就骂自己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点，就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提笔重写一封语气平淡的回信；有时和人清谈，争口头便宜，曾国藩则认为自己妄语，如果再犯“明神殛之”；听到黄色段子，“闻色而心艳羡”，曾国藩痛骂自己是“真禽兽”；如果看到女子在座心里激动，难免说笑了几句，曾国藩就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即便如此自律，即便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认真的人了，曾国藩依然始终处在谨小慎微、惊恐万状之中。他深知勤能补拙，手不释卷，“不敢片刻疏懈”；处理政务极为小心认真，“寸心兢兢，且愧且慎”。
正是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曾国藩从小官下僚一步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高位。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清朝给许多人下达了办理团练的旨意。但只有曾国藩凭着“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忍耐，历经外人无从窥探的艰辛与挫折，硬是从无到有编练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前，太平天国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还派出北伐军直捣北京城，急得咸丰皇帝不得不抛出重赏，撂下狠话：不管是谁，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只要能攻克天京，就封他为王，哪怕是“铁帽子王”也可以封！如今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天国，按说要封他一个“世袭罔替”的王爷了。结果，咸丰的遗孀、掌权的慈禧太后反悔了，只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而且老是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掌权的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湘军裁得怎么样了？”曾国藩见自己功高震主、遍布天下的湘军势力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他马上自我谦损，主动裁撤湘军，又顺从地离开南方老巢，出任直隶总督。他由此得到了朝野的一致称赞，到达了声誉的巅峰。
曾国藩把他的忍耐和务实，移植到了对外交涉中。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看着西方列强裹挟着坚船利炮和现代外交体制汹涌而来，曾国藩常常“忧患之余，每闻危险之事，寸心如沸汤浇灼”。
残酷的事实让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了，没有实力与西方争取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实力去废除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既然如此，曾国藩就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保持和局。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信）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对于弱者，不要轻易挑战强者，不然挑战不成反而再取其辱。我们与其盲动，招惹更大的打击和屈辱，不如遵守现行外交制度，利用新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信奉的“信”。
但是，曾国藩的思想超前了。沉浸在强烈民族情绪中的同胞们理解不了。
“信”，在时人看来是妥协、是退让，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即便是主流知识界也不认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绝大多数人把对现实的排斥表现为对外国的仇恨，认为一切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一切西方外交制度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盲目排外。对列强愤怒的声讨、对外交不切实际的构想常常赢得一片喝彩，而大讲“诚信”、“恪守和局”的曾国藩自然就不为多数人所认同。
但是，曾国藩不是投降派，他所说的“信”不是一味地退让，不是永远地遵守强者的逻辑，而更像是韬光养晦。他说：“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的确，一国的国际地位不在于装模作样，不在于华丽的口号或强硬的声明，而在于自立自强。曾国藩希望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埋头发展，卧薪尝胆，以待来日。他之前低调地兴办洋务、引进火器、派遣留学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可惜，在朝野大多数人眼中，曾国藩的唯一缺点恰恰就是他的“恪守和局”、“媚事外夷”。
接到朝廷的急令，声望正隆、有“天下第一督”美誉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九岁了，健康情况极为糟糕。他右眼失明，肝病加重，经常出现眩晕乃至昏厥。1870年4月19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坦言：“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他的日记则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这位叱咤政坛几十年的股肱之臣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亲友、幕僚和下属纷纷劝曾国藩不要赴津。“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幕僚史念祖提醒曾国藩天津骚乱异常复杂，“略一失足，千古无底”，去是下策，拖才是上策。曾国藩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天津。早在1870年5月21日，他就乞假一月卧床养病，6月又续假一月，都得到了朝廷批准。当时，曾国藩正在“病休”之中。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敏感的直觉已让曾国藩预感到天津险恶，查办骚乱毫无把握，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甚至拼却一生的功名。
但是，曾国藩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不顾身染沉疴，怀着深深的隐忧，开始了悲壮的天津之行。在出发的前两天，曾国藩写信给两个儿子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