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提到，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文字十分流利，表述地道，显然出自母语为波斯语的人手笔。同时这份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严格遵循汉文诏书格式，特别是译文中出现汉文词汇8个，很值得注意。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帖木儿驸马”这个词，理应译为Temür Kürgen，即“帖木儿·曲烈干”。但波斯文本在翻译“驸马”这个词时，却径直使用汉语词汇，把汉字“驸马”音译为fūmā，也就是用了一个波斯人不懂的词。这说明波斯文本的翻译者可能不知道kürgen（驸马、女婿）这个词，只能用汉字音译来表达。要弄清这个现象的原因，就不能不简述一下明代官方波斯语翻译的情况。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书档案若干万卷，席卷运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秋，明太祖理政之暇，命儒臣选故元图书讲解时发现，运至南京的元廷藏书中有“西域图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元代和明初有些汉人文士了解“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未备”。但元时回回秘籍束于官府，汉人但闻其名而终不得一见。元亡后明太祖和他的臣子们有幸得见其书，确实很急于了解回回科学的独到之处。明太祖召见仕于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儿等，出所藏图书，要求他择其中“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弟译之”。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在翻译时，明太祖对海答儿等人明确指示：“尔西域人素习本音，兼通华语，其口以授儒，尔儒译其义，辑成文焉。惟直其述，毋澡绘。”（注：阔识牙耳（Kušyar，11世纪初叶阿拉伯科学家）著，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译：《回回天文书》，涵芬楼秘籍第3集，洪武十六年刻本影印本。）由此可见，洪武年中为政府翻译西域文献的主要是回回人。自元初至洪武回回人入居汉地虽然已经一百多年，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沿习西域“本音”，即波斯文，即使兼通汉语，汉文也程度不高，不能执笔写作。所以在翻译时采用回—汉合作方式，由回回译员阅读原文口授其义，与之合作的汉族文人笔录，有如佛经翻译初期的状况。
就在帖木儿之孙哈里送还傅安的那一年，即永乐五年（1407），明政府为培养与周边各族打交道的人才，设立了四夷馆。《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注：《明太宗实录》卷48。）这就是说，永乐五年四夷馆初设时，地点在南京长安左门之外，当时的生员38名均选自国子监。其在学期间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一石大米。其考试时间与开科取士时间一致。
明代《大学衍义补》对此也有记载，曰：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按明成祖）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取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注：《大学衍义补》卷145。）。
唐以前虽然已有的研习番文之风，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翻译佛经。为沟通非汉族当权者与普通百姓之间关系而设立学校，教授外族语言文字的事业始于金代而盛于元代。只有在明代，才有以沟通“华夷之情”为目标的官办番语教学机构——四夷馆。所以说，明成祖在永乐五年设立的四夷馆，从现代意义上说就是一所“亚洲研究院”。四夷馆隶属最高学术机关翰林院，其生员当初皆以举人为之。学成后要举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成绩优良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使之继续译书。后来为培养专攻番语的人才，生员改从“俊民”，即聪慧者中选取。学习期满，集六部大臣会考，通过者授以“冠带”，经过三年实习期后，才授以官职。
四夷馆初设时，这所“亚洲研究院”中有八个馆，即今天意义上的系，它们分别是鞑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西番、西天两馆分别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缅甸分别教授云南及其境外缅甸文字，鞑靼、女真两馆教授北亚地区语言文字，而负责培养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人才的为回回、高昌两馆。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语的机构是回回馆。设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诸部、诸国打交道。至于初设四夷馆时回回馆的教师来源，史无明文。不过我们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译波斯文图书的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均为回回人判断，回回馆的教师有可能是一些当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文字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海答儿这些人或与之有关的人员。从习者既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则多应为汉人。今天保留下来的《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等以汉字注波斯语等“四夷语”音，也说明这一点。
回回馆除了负担教授回回语文（即波斯语）、编写教材和字书（即波—汉双语字典）之外，还要为明政府担任通事，翻译与西域诸部、诸国有关的外交公文，包括明政府出使西域的官方团所携带的国书，和西域诸国、诸部入明朝贡和事务往来时所呈交的番文国书、公文的汉译回、回译汉工作。保存在波斯文史籍《两颗福星之升起》中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应当就是刚成立不久的回回馆译员们的作品。
在遗留至今的回回馆文献中，有一批称为“回回馆来文”的波斯文—汉文双语对译“外交公文”，多是西域各地统治者向明朝进贡、讨封和求赏的表文。这些公文与上述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使用许多汉语词汇，说明它们的波斯文翻译工作都是在汉地本土完成的。明代汉地为官方承担波斯文教育、翻译工作的只有回回馆。当然这批“回回馆来文”与上引明成祖国书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语法正确，文笔流畅，表明了翻译者波斯文水平相当高，而“回回馆来文”语病严重，语法不通，多数是按汉语词序把波斯词一个一个往上堆砌，它们应当是明中期以后的回回馆译员的作品。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在研究回回馆时，收集了二十余篇“回回馆来文”（注：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1963年。），但他未注意这份白阿儿忻台所携往也里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随同白阿儿忻台回访明朝的沙哈鲁国王的使臣马哈麻所携波斯文国书，肯定也由回回馆译员译成了汉文，惜其汉译今已无存。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1411），明成祖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户部主事李暹、指挥蓝金哈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706页。关于与陈诚同行使西域诸人的考订，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李达、陈诚等人所护送归国的哈烈使臣，就是上面提到的与白阿儿忻台一同东行、携沙哈鲁国王国书入明的马哈麻·巴哈石。澄清白阿儿忻台的二次出使的经过，对深入研究陈诚出使西域是有重要意义的。
［原文载《中亚学刊》，第六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