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力麻里及其附庸诸城
阿力麻里（Almalïq）：此地名见于《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属察合台的始封地。又译作阿里马、阿里麻、野里麻里等。“土人呼果为‘阿里麻’。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曰：“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麻’。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注：《西游录》。）这里说这个地名来源突厥语alma“苹果”。Almalïq，此言“苹果园”、“有苹果之地”。故址在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霍尔果斯古城。（注：岑仲勉：《阿里马城》，载《中外史地考证》；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并见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第149—153页。）
皇庆到至治年间（1312—1323），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发生冲突，元朝以脱火赤丞相为首的迤北戍军攻至此地，直至停战。怯别汗即位后，察合台汗国的重心移至阿母河以北地区，但兀鲁思汗每年东巡至此，直至答儿麻失里时代方才改变。1346年以前，阿力麻里一直是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14世纪40年代下半叶察合台汗国分裂后，阿力麻里属东汗。元末在位之东汗脱忽鲁帖木儿死后葬于阿力麻里，其墓至今尚存。
阿力麻里为13—14世纪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里“市井皆水流交贯，有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耶律楚材则说阿力麻里有附庸城邑八九。当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和聂思脱里教。15世纪下半叶以后逐渐废弃。
在佐伯好郎收集的七河流域出土的景教墓石铭文中，有十方可知墓主籍贯，其中的七方墓主是阿力麻里人，其去世年代从1287年至1300年不等（只涉及可确定年代者），男女都有，有的生前还担任过教职。（注：《景教之研究》，第792页，第8号墓石；第804页，第11号墓石；第854页，第135号墓石；第855页，第144号墓石；第856页，第149号墓石；第866页，第261号墓石；第883页，第500号墓石。）这证明阿力麻里与虎思窝鲁朵的景教团体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除了迁居七河流域的阿力麻里景教徒外，在阿力麻里本地也有景教徒活动。我国考古学者就在阿力麻里故址找到过几块石刻，上镌叙利亚字，有的还带有十字架纹，新疆博物馆亦获得过数方。（注：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第577页。）在1349年之景教主教驻节表中，有汗八里（今北京）及Al Falik合区。（注：亨利·玉尔：《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第ccxlv页。）玉尔怀疑Al Falik就是阿力麻里。（注：张星烺以为Al Falik不可考，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1977年，第21页。）
除了聂思脱里教以外，阿力麻里还流行伊斯兰教。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在畏兀儿西境的昌八里了解到，由此“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里提到的“回纥”指西域回回人。进入阿力麻里时，他又受到“铺速蛮国王”和蒙古达鲁花赤的迎接。（注：《长春真人西游记》。）铺速蛮，即波斯语musalmān（木速蛮，意为“伊斯兰教徒”）的一种方言读法的音译，当时阿力麻里的统治者是为屈出律所擒杀的哈剌鲁部首领斡札儿之子昔黑那黑的斤（Sïγnaq Tegin），他已随成吉思汗西征。丘处机遇到的这位“铺速蛮国王”，当为留镇故土的斡札儿家族成员。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中虽有不少聂思脱里教徒，但其王族可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阿力麻里人札马剌·哈儿昔（Jamāl Qaršī）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lhaqat al-Surah），是流传至今的写于元代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史籍。札马剌·哈儿昔在1230年左右生于阿力麻里，自幼在哈剌鲁斡札儿家族的宫中受教育，因此称为“哈儿昔”（Qarši），在突厥语中意为“宫中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可失哈儿度过，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4世纪初，他是13—14世纪察合台汗国历史的目击者。其书记载察合台和海都家族的情况、中亚回回名臣如麻速忽等人的事迹，并描述了中亚各地城镇的种种人物，如阿力麻里哈剌鲁人首领斡札儿家族的历史等。是研究察合台汗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阿力麻里还有过一些道教徒。在察合台手下汉人工匠张姓，于城之东园“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张氏曾延请丘处机去，让他的“坛众得以请教”。（注：同上。）看来这些信奉道教的多为汉人。后来他们大约融合在当地民族之中。
天主教在元代也传入阿力麻里一带。14世纪，一些欧洲传教士到达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阿力麻里，在那里长住下来，进行传教活动。西班牙维多利亚城人巴思可里（Bascal）幼时入圣方济各会。及壮，被派往东方传教。他和一些西班牙人经过黑海、钦察草原、花剌子模，在那里学会钦察语和畏兀儿文。其同行者皆返回，唯巴思可里一人继续前往东方，最后到达阿力麻里。1338年他曾从该城写信回国，叙述当地占优势的穆斯林对他的种种迫害。其信保存在瓦丁（Wadding）《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写信后两年，他被迫害死于阿力麻里。据意大利皮撒市（Pisa）人巴拖罗谋（Bartholomew）所著之《圣徒传》记载，1340年在阿力麻里的天主教徒除了巴思可里之外，还有教职人员：阿力麻里城主教李查德（Richard）、亚历山大城人弗朗西思（Francis）、波罗文思省（Provence）人雷蒙德（Raymond）。另外还有一些修道士，如亚历山大城人劳伦斯（Lawrence）、波罗文思省人彼得（Peter）和其他人。据记载，这些传教士在阿力麻里布道，使印度人朮安（John）皈依了聂思脱里教。
这些传教士在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国在位汗也孙帖木儿的优待。也孙帖木儿有病时曾招弗朗西思入宫诊治，因此允许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国自由传道。也孙帖木儿七岁之子也接受洗礼，被取名为朮安（John）。1340年也孙帖木儿死，察合台汗国内窝阔台后裔宗王阿里算端起兵夺取汗位，杀也孙帖木儿诸子。阿里算端为穆斯林，他强令天主教徒放弃信仰，并处死不肯服从其命令的欧洲传教士多人。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国的势力本来很小，经受这次打击后便消声匿迹了。（注：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79—290页。）
阿力麻里与虎思斡鲁朵两城之间，政治关系密切。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首领昔格纳黑的斤之子答失蛮的斤于回历657年（注：1258年12月29日—1259年12月17日。）逝于虎思八里（即虎思窝鲁朵），遗体运回阿力麻里，埋葬在宫中其父的陵墓里。（注：《苏拉赫词典补编》，华涛汉译本，第95页。）看来西辽时代至蒙古时代，阿力麻里与虎思斡耳朵为同一支哈剌鲁人所据，他们很可能就是哈剌汗朝末期不断骚扰哈剌汗朝都城虎思斡鲁朵的那支哈剌鲁人。
1977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治所在地昌吉新城之北的昌吉古城，工人们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了蒙古汗国时代银币一千三百余枚，绝大部分铸于东部草原城镇或邻接草原地区的城镇，其中最早的铸于阿力麻里。从铸币资料来看，这里从1240年起到1250年的十年中，发行了八种银币，此外还有1258—1259以及1271—1272年的铸币。（注：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十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见第56—57页。）前苏联中亚出土的古钱币资料也说明，这里是蒙古时代中亚银币的最早铸造地。（注：达维多维奇：《13世纪蒙古入侵后中亚的货币经济和商业的局部恢复（依据古钱币资料）》，载《亚非诸民族》（Е.А.Давидович，Денежноеичастиое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торговливсерднейАзиипослемонгольскогонашествия13в·［Донумизматичестимистониквм］，НародыАзиииАфрики）1970年第6期。）
普剌（Pulad）：又译作卜剌、不剌、孛罗、卜罗等，均为突厥语（波斯语Pulad的音译，义为钢）。地当交通要冲，距天池（今赛里木湖）不远。耶律楚材、刘郁、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等往来于东西之间时，均路过此地。阿里不哥之乱中，为叛军所据，后为察合台汗国收回。至元十三年（1276）失里吉叛乱后，落入察合台汗国手中。至大三年（1310），汪古部驸马朮安至此，将其父阔里吉思遗体移葬故土，当地围观者达千人以上，可见居民不少。据《完者都史》记载，至大（1308—1311）至至治（1321—1323）年间，察合台汗国驻普剌城沙赫纳忽里出黑（Quljuq），叛逃至元朝，向元朝驻守野孙漠连的大将脱火赤报告察合台汗国即将向元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据耶律楚材记载，卜剌城“附庸之邑三五”。而刘郁看见：“所种皆稻麦，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
我国考古学者50年代在博尔塔拉河谷中部发现古城遗址。（注：李遇春：《博尔塔拉州石人墓调查简记》，《文物》，1960年（第7—8期）。）据认为即为普剌城址。（注：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新疆昌吉出土的银币，有一部分铸于普剌。钱面上的地名普剌城，昌吉古币的研究者陈戈读为努拉特（Nulat）。（注：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十币研究》，第56—57页。）其词首辅音N-很可能是字母P-或B-的误读。除了银币之外，普剌城还铸造金币和铜币。1987年考古学者在博乐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发现蒙古汗国时代的金银铜币（注：蒋其祥：《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3—57页。），1990年3月，此地发现蒙古汗国时代铜币一千余枚。（注：李有松：《新疆博乐市发现察合台汗国铜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8—60页。）
铁木儿忏察：名见《西使记》。据常德记载，出普剌城“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城”。王国维以为此即《湛然居士集》卷3“过夏国新安县诗”所谓“松关”。列维试图把“铁木儿忏察”还原为Temürjam，即蒙语“铁之路”、或Temürjam jabsar，意为“铁之路关隘”。（注：布来特施乃德：《中世纪研究》卷1，第126、162页。）均不得要领。岑仲勉接受夏德的观点，认为常德的“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一句应断为“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注：岑仲勉：《阿里马城》。），更是错得离奇。
《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载，阿里不哥在阿力麻里和亦列水附近击败阿鲁忽军时，提到了一个地名“铁木儿—合阿勒合”（Termür Qahalqa），即“铁门关”：“阿里不哥的前锋哈剌不华与阿鲁忽交战于［普剌］城市附近的乳海地方。阿鲁忽获胜，并杀哈剌不华，……阿速歹带着担任阿里不哥后卫的军队，通过了此国称为‘铁木儿—合阿勒合’的山岭，洗劫并夺取了亦列沐涟和阿力麻里。”（注：《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03—304页。“合阿勒合”，蒙古语qa’alqa，意为“门”、“关”，见于《元朝秘史》，第101、247页。）从《史集》这段文字看，这个称为“铁木儿—合阿勒合”的“铁门关”，无疑就是常德提到的“铁木儿忏察”，帖木儿的儿子乌马儿·夏·米儿咱（’Omar Shaikh Mirza），从裕勒都思河谷返回安集延取道苦叉（Kuchar）、乌什·吐鲁番（Uč Turfan）和可失哈儿，并于途中在合阿勒合（Kulugha）关口打算与察合台汗国的一位阿米儿作战。这个Kulugha应当就是铁木儿忏察关。（注：《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第1编，第173—174页注。）
我认为，铁木儿忏察为Temür kändč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
赤木儿城：名见《西使记》。据常德记载，其地在阿力麻里之南，“居民多并、汾人”。《耶律希亮神道碑铭》提到了亦列河流域的一个“出布儿城”：从“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剌之山，后妃辎重，皆留于此，公（耶律希亮）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单骑从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儿城，九十里至亦烈河，河之南曰也里虔。”我以为，这个“出布儿城”，就是《西使记》中的“赤木儿城”。其确切今地待考。
换札孙：《耶律希亮神道碑铭》记载，阿鲁忽因阿里不哥驱迫，从叶密立西行一千五百余里，再西行3昼夜，至换札孙，离不剌城已经不远。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忽牙思）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
忽牙思为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注：《世界征服者史》，第45页。）此名初见于《突厥语大词典》，可失哈里说，忽牙思“是突骑施（Tuγšï）和职乙（čïγïl）之地的名称。它有三座堡，第一座称为撒卜里黑·忽牙思（Saplïq Quyas）（注：突厥语，意为“纯洁忽牙思”。），第二座称为玉龙·忽牙思（Ürüng Quyas）（注：突厥语，意为“白忽牙思”。），第三座称为哈剌·忽牙思（Qara Quaya）”。（注：突厥语，意为“黑忽牙思”。）作者在谈到职乙时，提到了忽牙思的地望：职乙“是一支游牧民，居于忽牙思。［那］是拔塞干那一边的一小块地区”。（注：阿拉伯文原稿，第520、198页；英译本，卷2，第238页；卷1，第301页。）可失哈里在介绍开肯河时，又说：“两条［分别］称为大开肯河（UluγKäygän）和小开肯河（Kičig Käygän）的河流，从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注：阿拉伯文原稿，第522页；英译本，卷2，第240页。）其今地待考。
蒙哥即位以后，察合台汗国发行的银币有的铸于“大斡耳朵”，即此地。
亦剌八里（Ila Balïq）：明代又音译作亦力把力，亦见于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的记载，位于亦列河岸，丁谦认为：“阿力麻里、亦剌八里，皆以阿里马图河得名。然则阿里麻、阿力麻、亦剌八，亦力把，实际一音之转，不过两城名同，易于混淆。”（注：《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叶十四。）丁谦此议全误。阿力麻里，来自突厥语Almalïq，意为“苹果园”；亦剌八里，原名为Ila balïq，意为“伊犁城”，两者相差甚远。
《耶律希亮神道碑铭》与《元史·耶律希亮传》提到亦烈河之南的“也里虔”城，即此亦剌八里。“也里虔”为Ila känd（伊犁城）之音译。
也云赤（Yafïnč）：丁谦、屠寄和布来特施乃德皆以刘郁《西使记》所记塔剌思以东、虎思斡耳朵西之“亦云”河当之，均误。也云赤显然是《世界征服者史》中西辽派监领官所至之Yafïnč，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之Yawïnč，该书称之为“亦列河附近的一座城市”。（注：阿拉伯文原稿，第608页；英译本，卷2，第341页。）同时，作者谈到双河城时又说，“它是一个边镇，称为‘双河’（Ekiögüz），这是一个位于两条河之间的镇子：亦列和也云赤。”（注：阿拉伯文原稿，第41页；英译本，卷1，第103页。）按此，则也云赤又是一条河名。
（二）虎思窝鲁朵（Quz Ordu）地区
名见《元史·曷思麦里传》，又音译为虎思斡鲁朵（《西游录》）、骨则讹鲁朵（《金史·粘割韩奴传》）、古续儿国讹夷朵（元好问《刘氏先茔碑》）和古八里等。《辽史·天祚帝纪》云耶律大石建都于此，“号虎思斡鲁朵”。王国维因之认为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旧名为裴罗将军城（注：《西辽都城虎思斡鲁朵考》，《观堂集林》。），不确。志费尼在叙述漠北回鹘汗国西征时，提到回鹘人曾于此建裴罗将军城，该城称为虎思八里。（注：《世界征服者史》，第64—65页。）另据可失哈里记载，裴罗将军城（Balasaγun）又称为虎思斡鲁朵（Quz Ordu）。（注：阿拉伯文原稿，第74页；英译本，卷1，第148页。）可见虎思斡鲁朵的名字早就存在，并不是契丹人起的。屠寄认为《经世大典图》之八里茫即裴罗将军城，王国维附合之。（注：《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此议误。八里茫是另一座城市。
斡鲁朵，突厥语，意为“君王的居所”，但可失哈里未解释Quz Ordu这个名称的含义。《辽史》卷116《国语解》云：“虎斯，有力称。《纪》言‘虎思’，义同。”据此，虎思斡耳朵义为“有力之宫帐”。但安部健夫认为，虎思（Quz）即乌古思，虎思斡耳朵，指乌古思之宫帐。（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99页。）可备一说。
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裴罗将军城又称为虎思兀鲁失（Quz uluš）。uluš在职乙方言中意为“村子”，而在裴将军城附近的阿儿浑（Arghu）方言中，uluš意为“城市”。（注：阿拉伯文原稿，第43页；英译本，卷1，第105页。）所以虎思兀鲁失（Ouz uluš）义为“有力之城”或“乌古思之城”。在《世界征服者传》中，虎思斡耳朵称为虎思八里（Quz balïq），其意义仍然一样。裴罗将军城可能是其原名，大约是后来突骑施人或乌古思部落在此设置营帐，而得名虎思斡鲁朵、虎思兀鲁失和虎思八里。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提到，在西辽占领这里以前，统治虎思斡鲁朵的是“回纥邹括番部”。这里的“回纥”指的是穆斯林，而“邹括番部”就是哈剌汗朝的统治氏族。
据志费尼记载，13世纪初，西辽军队败于花剌子模，溃军劫掠了虎思斡耳朵，大批居民被杀，元代此城失去往昔的重要地位。14世纪上半叶，这里可能发生了瘟疫，大批人死亡，城市很快衰落下去。至16世纪时已经完全荒废。
居住在西辽故都虎思窝耳朵至赛蓝之间的民族在宋元时代被称为阿儿浑人，这里是哈剌汗朝和西辽的中心。阿儿浑人的祖先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在元初这一部分人已经基本上伊斯兰化。（注：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第226—236页。）在虎思窝耳朵地区，信奉伊斯教的阿儿浑人与聂思脱里教徒混居。
1883年秋以后，在虎思窝鲁朵故城附近，发现了属于景教徒的大小两个墓地共610方镌有叙利亚文的墓石。其中一个墓地在今托克马克以南不远，另一个距离前者15里的别什佩克（Pišpek）约三里。大墓地由Alamendina发现，小墓地由Porjakoff博士发现。一般称大墓地为托克马克墓地，小墓地为别什佩克墓地。据日本人佐伯好郎称，在这610方墓石中，能读通的约有537方，完全读不通的有37方。能读通的537方中，最早的一方纪年为公元858年，这说明景教传到这里的时间相当早。这些墓石的纪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希腊历，以公元前310年为其元年，故通常将墓石铭文的年代数减去310，就可知立碑的公元年代。应该注意的是，希腊历以10月1日为年之始，故折算公历时应考虑这一因素，另一种是十二属相纪年。
可辨认年代的432方墓石中的绝大多数立于1248—1342年，这说明蒙古统治时代，这里生活着大批景教徒。根据墓石纪年统计，从1286—1347年，平均每年死亡约五人，以正常死亡率8.4%估计，当时聚居于此地的景教僧徒达千人以上，墓主的生前身份各不相同，既有位居社会上层的世俗官员和主教、副主教等神职人员，也有一般信徒，女信徒也为数不少。
虎思窝鲁朵之名不见于13世纪中叶和14世纪中叶的景教主教驻节表（注：亨利·玉尔：《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第ccxlv页及第179页；还可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第1册，1977年，第207—210页。），这里的景教团体当由阿力麻里的主教管理。墓石铭文表明，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数年中，这里居民的死亡率突然上升，这个景教徒聚居区也突然衰落了。
虎思斡耳朵位于碎叶川自古为人口密集区。其今地为距托克马克（Toγmaq）18公里的布拉纳（Вурана）遗址。据唐朝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这里是从碎叶通向中国内地的驿路的第一站。苏联考古学者从70年代开始在故城的市区进行发掘。由此向南1公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古代景教徒墓地。整个遗址目前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入口处设在哈喇汗朝时代的伊斯兰教宣礼塔前。该宣礼塔建于11—12世纪，是目前仅存的两座哈剌汗朝时期同类建筑中的一个。另一个在乌兹根。原高44米，15—16世纪时遭地震破坏，现残存部分尚高24米。底基达100平方米。遗址内有一个露天的突厥石人收藏中心，集中了大批在楚河流域发现的公元6—10世纪的突厥石人，保存得十分完好。遗址内还有一个博物馆，收藏品均为当地出土文物，其中有聂思脱里教石刻四方，上有十字纹和叙利亚字铭文。又有方孔铜钱七枚，其中四枚是开元通宝，一枚样子似汉钱，但钱面铭文并非汉文，发现于8—9世纪的地层内，当为突骑施钱。此遗址城墙残迹长不过二三公里，遗址面积不过数平方公里而已。《金史·粘割韩奴传》称西辽“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991年6月4日晨我随考察队一行至布拉纳踏勘。我们看到的城墙较汉文史料所记虎思斡耳朵城的规模小了很多。其地位于碎叶故城附近，按《皇华四达记》的记载，从裴罗将军城到碎叶城共20里，据现代测量，从布拉纳遗址的城墙到碎叶遗址的城墙之间的直线距离为6公里，天气良好时，从布拉纳遗址的哈剌汗朝时代宣礼塔顶部，可遥遥望见碎叶城遗址。《金史》中的虎思斡耳朵城，可能是包括碎叶故城，甚至也包括“新城”在内的草原复合城镇。
阿克·贝希姆遗址西北20公里有克拉斯那亚·列契卡（КрасняРечка，俄语，意为“小红溪”）古遗址。据苏联学者研究，这里就是《皇华西达记》中的“新城”。按贾耽的记载，新城西距碎叶40里。这里曾出土唐“大历通宝”一枚及突骑施钱币。整个遗址面积达10—12平方公里，断代为公元5世纪—12世纪下半叶。其衙署面积为100米乘110米，建于7世纪，为唐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两个佛寺，其中一个发现于1931年，断代为8—9世纪，这里曾发现泥塑佛像，据残存胸部至颈部部分尺寸推断，佛像原总长应为12米。城中还发现了祅寺。在我们看到的碎叶川地区的古遗址（包括碎叶和裴罗将军城在内）中，“小红溪”是最大的一个，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注：其考古发掘成果已经在最近出版的《“小红溪”及布拉纳》（伏龙芝，1989年）中发表。）
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窝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页。）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附庸城皆为碎叶川一带的小城镇。
（三）塔剌思及其附庸诸镇
塔剌思（Talas或Taras）：是忽阐河以东草原最著名的古城，地处忽阐河流域与碎叶川之间，即唐代之怛逻斯，西突厥的中心。又为流经此地的河名。此河在汉代为康居部牧地，称都赖水，为一条内陆河。西辽时代为军事重镇。从穆斯林文献中我们可以追寻到聂里脱里教9世纪时在忽阐河以北草原流行的踪迹。据Narshaki的《布哈拉史》记载，公元893年，萨曼王朝伊斯梅尔远征塔剌思，当地镇将村民归降，他们的主要礼拜堂遂改为清真寺。（注：Narshakhi书，Schefer本，第84页。）
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塔剌思为察合台分地。成吉思汗攻克撒麻耳干后“徙阿母河以北之豪民子弟四百余人屯田于塔剌思城”。（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页。）1251年拔都支持蒙哥夺取皇位，蒙哥与拔都势力的分界位于此。鲁卜鲁克在他的描述中提到了塔剌思河：
在万圣节后第八天（the octave of All Saints），我们进入一个称为Kinchat的萨拉森人的城子，城子的长官拿着蜂蜜和酒杯到城外来迎接我们的向导。因为这是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我询问这个地区的名称，但是由于我现已进入另一个地区，他们除了这个城子的名称之外，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这个城子很小。一条大河从山上流下，他们引水灌溉了整个地区。这条河不流入任何海，而是被土地所吸收，并形成若干沼泽……。第23章……第二天我们来到另一个村落……我也询问塔剌思城的情况。（注：《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52页。）
这里提到的城，道生（Christopher Dawson）认为可能是斋桑泊之南的塔城（Tarbaγatai）一带的Chuguchat，道生还以流经此城之侧的大河当今之楚河。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周良霄先生注意到道生的错误，指出流经那里的大河应当是塔剌思河。（注：《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52页。）鲁卜鲁克所述：“……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一事，正同他在后面所提到的拔都和蒙哥统治的分界于塔剌思和垂河之间的草原相对应。（注：《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第128页。）
至元初年，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取塔剌思。14世纪初海都死后，其子沙驻牧于此，不久并入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即位后，为其斡耳朵驻地。延祐年间（1314—1320），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冲突，元岭北戍军脱火出丞相所部军队攻入此地，劫掠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
蒙古时代，塔剌思与另外三座相距不远的城镇：养夷（Yängi，突厥语，译言“新”）、养吉干（Yängi känd，突厥—波斯混合语，意为“新城”）和肯切克（Känjäk/Kenjek）共同组成一个复合城镇，称为养夷（Yängi）。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塔剌思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由脱忽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其今地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首府江布尔，该国独立后恢复旧名塔剌思。
塔剌思是察合台汗国银币的主要铸造地之一。
肯切克（Kenjek）：本文在引述的波斯史家瓦撒夫叙述八剌与海都的矛盾的史文时，曾两次在提到塔剌思城之后，紧接着提到另一个城——肯切克（Kenjek）。同情况亦见于《史集》：“［伊斯兰太阴历］667年（1269）春，所有这些诸王都会聚于塔剌思和肯切克草原。”（注：《史集》第3卷，1959年巴库波斯文合校本，第109—110页；汉译本，第110页。）这一点对确定肯切克城的所在地很重要。
肯切克在波斯文中写作KNJK。笔者在写《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汗国的发展》（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时，曾注意到瓦撒夫的叙述，并根据哈默·普尔格施塔勒（Hammer-Purgstall）的德文翻译中肯切克城的译写Kundschuk，试图将此城比附为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铭》中提到的换札孙。今查瓦撒夫书波斯文原文，方知不然。肯切克（Kenjek）这个名称，在《史集》巴库波斯文合校本所据的各抄本中，有种种讹写形式，除德黑兰抄本以外，各抄本的写法的差别只在于此名词中字母-K-的音点有无，或音点位置不同而已，唯德黑兰抄本脱漏字母-N-。（注：《史集》巴库合校本，第3卷，第110页注3。）
肯切克的名称数见于《突厥语大词典》，该辞典说肯切克是塔剌思附近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位于钦察（Qïpčaq）之边的地名，又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注：参见丹考夫《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Mahmud al-Kashghari，Compr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and tr.by Robert Dankoff），哈佛大学，1982—1985年，阿拉伯原文，第241页；英译本，第357页。）按照可失哈里的说法，肯切克人使用的不是纯粹的突厥语。作者说“最高雅的诸方言，属于那些只懂一种语言，那些未与波斯人相混居，那些通常不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那些使用两种语言的人，那些与城镇民众相混居的人，例如粟特人（Sogdaq）（注：对粟特（Sogdaq），可失哈里的解释是：“Sogdaq是一种定居在裴罗将军城的人，他们来自不花剌和撒麻儿干之间的粟特之地，但他们的装着和行事方式有如突厥人”。见《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第352页；阿拉伯原文，第237页。），肯切克人（Kenček）和阿鲁温人（Arγu），在发音中有某种含混［现象］”。（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4页；英译本，第83页。）
在哈剌汗朝，人们认为最纯正的突厥语是一种名为“可汗的语言”（Khaqanī）的官话，即建立哈剌汗朝的那个突厥部落所操的方言。而在可失哈儿周邻的农村，通行的是肯切克语（Kenčekī）。换句话说，肯切克语不仅通行于肯切克，而且通行于这个王朝的东都可失哈儿。《突厥语大词典》这样记载：“可失哈儿有许多村子，那里使用肯切克语（Kenčekī），但在主要都市（按指可失哈儿），［人们使用］被称为‘可汗的语言’的突厥语”（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5页；英译本，第84页。），肯切克人之所以使用不纯粹的突厥语，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母语是另一种语言——很可能是东伊朗语的一种，他们大概是一支突厥化了的操东伊朗语部落，当时已被视为突厥部落的一支，但他们语言同化的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公元7世纪塔剌思以西之地均称为粟特，由此看来，肯切克人的母语应该是粟特语。
至于所谓肯切克语，可失哈里说：“于阗和肯切克人把每一个词首元音alaf都变成ha。由于这一点，我们不把他们划入突厥人，因为他们在突厥语中插入了不属于突厥语的成份。例如，突厥人称父为ata，他们则称为hata；［突厥语］母亲是ana，但他们说hana”。（注：同上书，阿拉伯原文，第27页；英译本，第85页。）因为语音的差异，可失哈儿又把肯切克人划入非突厥人。但是从他列举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词，和他叙述的肯切克语与其他突厥语之间a→ha的词首元音音变规律看，“肯切克语”并不指他们的母语，而是指他们所操的突厥方言，看来使用“可汗的语言”的哈剌汗朝统治民族是一批外来者，肯切克人则是当地的土著，他们突厥化的过程在哈剌汗朝征服于阗以前已经开始。
在11世纪，塔剌思附近的肯切克城的全名是肯切克·升吉儿（Kenček Sengir）（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41页；英译本，第357页。），即肯切克岬。
从《史集》、《瓦撒夫史》和《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可以推定，肯切克和塔剌思是两个相邻的地方。蒙古时代的其他文献在提到肯切克时，常同时提到塔剌思。例如志费尼在叙述蒙古国镇守阿母河以西呼罗珊之地的大臣阿儿浑在赴蒙古本土的旅程时写道：“一行人不断赶路，来到塔剌思，这时传来了贵由汗的死讯，恰好野里只吉带同时到达该地。异密阿儿浑和一群蒙古人去迎接后者，轻装前进，他命令灭力克和萨都拉（Sadr）留在肯切克。野里只吉带极力催他回去组织大军，准备军队的装备……”（注：《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校刊本，《吉布纪念文集》卷16（Ⅱ），第248页；波义耳英译本，第512页；中译本，第608页。）这段史料中的肯切克一名，波斯文校勘者可疾维尼无法识读，只得照字形写作K？？K（词中两个字母只写出“牙”，未写出音点，在此以？？表示），英译者波义耳校作Kenček，并作了勘同研究。波义耳的勘同无疑是正确的。志费尼书中的这个肯切克，一定是一个离塔剌思不远的地方。
鲁卜鲁克在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一个叫Kinchat的城，一般学者都把它附为上面提到的Kenjek，前面在讨论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时，笔者认为鲁卜鲁克等人并未路过塔剌思。故此处不再重复。
在提到肯切克城的众多史料中，只有乌马里明确地说出了肯切克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塔剌思的关系。今择其要者录之如下：
自撒麻耳干至汗八里的路程应［为］：自撒麻耳干至养夷20日程。养夷由4座城组成，互相距离为一个帕剌伤（Parasang），各有自己的名字：养夷、养吉八里、肯切克（Kenjek）和塔剌思。自上述城市养夷至阿力麻里为20日程。（注：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克劳斯·来西阿拉伯文刊本、德文翻译合壁本：《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著作〈眼历诸国记行〉中对蒙古国的描述》，威斯巴登，1968年，阿拉伯文，第29—30页；德译本，第111页。）
据此，我们得知，肯切克和其他三座包括塔剌思在内的城构成一个大城，名曰养夷。由几个邻近的小镇子合为一座城的现象在古代中亚是很常见的，例如别十八里本身就是五城的意思。帕剌伤为波斯长度单位，约相当于我国市制13里。肯切克离塔剌思的距离是很近的。
明初塔剌思被称为养夷。陈诚、李暹西使时曾经过这里。据他们描述“养夷城在赛蓝之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长数百里，多荒城遣址，年久湮芜。盖其地界乎别十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更相侵犯，故人民无宁，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数百人守此孤城而已”。（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丛书》第1集，叶十五。）这里提到的城东北的大溪应当就是塔剌思河。塔剌思河在经过塔剌思城畔后向西北流去。长数百里的大川应为塔剌思河冲积平原。陈诚等人只听说养夷，构成塔剌思的其他诸镇如养吉八里、塔剌思、肯切克等可能已经荒芜，大概就是陈诚等人所看到的“荒城遗址”。
赤麦干：赤麦干名见《句容郡王世绩碑》，即唐之白水城，后为西辽属地，在元、明两代又称为赛蓝。位于忽阐河支流阿雷斯河畔。今称奇姆肯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州首府。从北庭、阿力麻里、虎思斡耳朵、塔剌思至此，向西可前往阿母河以北地区，向北则入钦察草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必经地。成吉思汗西征首战进兵围攻讹打剌城时，曾经过此地。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朝见元宪宗蒙哥、刘郁奉蒙哥旨意出使旭烈兀、明代陈诚奉使西域诸国时均路过此地。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元岭北戍军大将土土哈之子床兀儿率军攻下塔剌思后深入此地。（注：《完者都史》；《句容郡王世绩碑》。）据明初文献记载，赛蓝城“周回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无险要。人烟稠密，树木长茂，流水环绕，五谷蕃殖”。（注：《西域番国志》。）元代，尤其是元末的情景当与此相去不远。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畏兀儿地昌八剌城以西再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的说法，但刘郁《西使记》中记道：“［己未年（1259）］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注：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7。）这里提到的“浮图”如果确是指佛寺的话，则说明蒙古国时代畏兀儿以西直至忽阐河流域仍零星散布着一些佛教据点。
《经世大典图》在巴耳赤刊（巴儿真）以南标明“赛蓝”，亦见于《西北地附录》，这是另一座城市。
［原文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呼和浩特，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