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蒙古起源的学者在论及唐代中期操蒙古语民族的历史时，多将自己的注意力置于大致同时在史籍中出现的达旦与蒙兀室韦上。蒙兀室韦已被确认为成吉思汗家族所源出的蒙古部的直系祖先。
达旦的名称的传播历史与突厥名称的传播有相近之处。突厥（Türk）这个名称最初只是阿史那及其近亲家族所出部落的名字，后来随着突厥汗国的强大，而成为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达旦起初也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辽金时代蒙古部之东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名塔塔儿（Tatar），即达旦。后来它成为蒙古草原上游牧部落的泛称。在不同时代的史料中曾有过被称为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白达达、草头达靼、黑鞑、蒙鞑等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它们都各有自己的历史。
骨利干和拔野古也是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的部族。骨利干，多数学者已认定即10世纪以后生活在黠戛斯以东的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流域的操蒙古语的豁里部落（Qori）。“骨利干”与“豁里”所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名称，但目前尚未能满意的解释“骨利干”这个名称中的尾音“干”，到了“豁里”时代脱落的现象。
至于拔野古（Bayïrqu），学者们相信它就是蒙古巴儿忽惕部的祖先。（注：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1973，pp.77-78。）10世纪时，拔野古部曾至河西一带活动。在伯希和P.2471号和田塞语文书《使臣Thyai Pada-tsa向于阗朝廷的报告》第11、55、58行曾3次提及“突厥拔野古”（ttrruka bayarkata）。同一个部名亦见于另一批于阗使臣Chika Gulai和Dum Samgalaka的书信稿第77行，和“钢和泰卷子”第2部分于阗部分中之第31行。（注：参见拙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4页。）
回鹘汗国时代还有一些其他操蒙古语部落活动于漠北。札剌亦儿是成吉思汗及其先祖时代最重要的蒙古部落之一。其名称不见于唐代涉及漠北诸部的汉、古突厥、藏、阿拉伯和中古伊朗文史料。札剌亦儿的名称自辽代始在史料中出现，当时它是“阻卜”中的一个大部。“阻卜”又有“术不姑”等异称，王国维、蔡美彪和其他学者曾研究过这个部落，它见于穆斯林史料，此即《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的Yabaqu。源于南部和东部突厥语言的借词，其词首半元音y-，在契丹—蒙古语中变为j-（z-）。换句话说Yabaqu就是“术不姑”的原音。札剌亦儿部在《辽史》中称为“阻卜札剌”，可见曾受阻卜统治。
除了元代汉文资料中札剌亦儿氏的蒙古贵族的碑传资料之外，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著作《史集·部族志》是有关此部历史的最重要史料。汉译本《部族志》“札剌亦儿”条中说：“据说，他们的禹儿惕为哈剌和林的合迪马（，qadīmā，俄译作Кима）[地方]；他们是[如此地]愚忠，以至于他们把奶油给畏兀儿君主古儿汗的公骆驼。由此之故，他们被称作必剌合（，bilāghah）。”（注：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第149页。）这段史料中“哈剌和林的合迪马[地方]”，正如汉译者所指出的，俄文原译将“合迪马”写作Кима。细心的汉译者对照波斯文原文发现了俄译的误写，并据波斯文原文校改为（qadīmā），惟因不通波斯语文，全句仍据俄译重译如上。
其实在波斯文中（qadīmā）是来自阿拉伯文的副词，应读为并转写为qadīman，意为“自古以来”，俄译者已故赫塔古洛夫教授未能识出，误为地名。汉译本虽校出误写，但译文仍无法更正。此句据波斯文原文应汉译为：
人们常说，他们的禹儿惕（营地）自古以来（，qadīman）一直在哈剌和林。对他们来说，那样才是忠顺畏服，即不断向古儿汗——即畏兀儿的君主——的公驼群供奉油脂。由于那个原因，他们的名称称为（BLAQH）。（注：ФазллахРашидад-Дин：Джамиат-Таварих，томI，часты，критическийтекст，А.А.Ромаскевича，А.А.Хетагурова，А.А.Али-Заде，Москва，1956，p.131；《史集》德黑兰刊本缺此段。）
这里提到的札剌亦儿部的名称（BLAQH）这个词，俄译本取音译，汉译本重译为“必剌合”，德国学者德福教授著作《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注：Gerhard 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Wiesbaden，1963-1968.四卷本。）收罗蒙元及帖木儿帝国两代多种波斯文文献中出现的源于突厥语、蒙古语，甚至源于汉语的借词数千条，经查亦未收入 （BLAQH）这个词。
笔者认为，拉施都丁在这里是在讲述札剌亦儿部名称的词源。此名称中含有字母-Q-，根据突厥语、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其原字应为一个阳性词（后元音词）。此名在合校本中所据各种抄本中，无任何异写形式，无从据以校定。遍查各种字书，均无法找到（BLAQH）这个词，亦未见任何著作对此作出解释。考虑到波斯文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源于阿拉美字母）“底座”很少，多赖在“底座”上下增减音点来表示不问的字母，故《史集》各种抄本中非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借词和专有名称误写率极高，几乎无一页可幸免。笔者设想这个名称（BLAQH）的词首辅音字母（B-）可能系半元音（Y-）的误写，因为辅音字母（B）处于音节之首时与（Y）的“底座”完全相同，区别只在于“底座”之下是一个音点还是两个并列的音点。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测这个词可能就是古突厥语yalγa，其意为“舔”。（注：В.М.Наделяев，Д.М.Насилов，Э.Р.Тенишев，А.М.Щербак：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слоарб，Ленинград，1969，стр.228；Gerh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ry，Oxford，1972，p.926.）此字若加上蒙古语复数后缀-ir应为yalγair，于某种方言的作用（注：参阅韩儒林师：《西北地理札记·乌鹆·Huiur及Hor》，收于《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93页。），词中辅音-γ-软化为-y-，即yalγa+ir>yalγair>yalyir>yalair。此名在操突厥语北部方言，即操Z（J）方言的黠戛斯（Qïrghïz）人击败回鹘人后，读音转为Jalair，即札剌亦儿，其意为“奉承”，正与上面所述札剌亦儿人为回鹘人牧驼相应。（注：参阅拙文（署名皮路思）《〈史集·部族志·扎剌亦儿传〉研究》，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中国蒙古史学会辑，呼和浩特，1993年，第4页。）
故上引《史集》所记乃是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札剌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时，一部分札剌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经漠北合罗川（哈剌和林平原）唐回鹘公主旧居，即古回鹘城（Qara Balaqasun）时，曾听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可见回鹘汗国境内有不少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操蒙古语部落。札剌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拉施都丁接着提到了札剌亦儿人的十个部落，其中第四个在苏联1965年波斯文合校本中为Kumsāūt。（注：在P本与H本中此部写法有不同。参见上引拙文《〈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第5页。）此名语尾之-ut显系蒙古语复数，其单数形式似可拟构为Qumus。《辽史》卷2《太祖纪》记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二年（923）九月西征时，“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又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大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元代钦察大将床兀儿在漠北与叛王作战时，曾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注：参见周良霄：《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第246页。）这里所列举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等应即上述波斯史料所记之Kumsāūt。此部之名应得之于和林附近的胡母思山（或兀卑思山）。足见自辽初至元代，札剌亦儿的这个分支始终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
上述研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并非所有操蒙古语的民族都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古部一样，是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从大兴安岭地区西迁至蒙古草原的。无论是在操突厥语民族在蒙古草原占据优势的唐代，还是在契丹兴起的辽初，漠北草原始终有操蒙古语的民族在活动。札剌亦儿即为其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