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料对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只有极为简略的记载。元人王恽所撰元代名臣不怜吉歹的家传中提到，其祖先速不台在西征时曾至太和岭和宽定吉思海。（注：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50，第519页。并见《元史》卷121，中华书局，1976年，第2976页。）太和岭即高加索山脉之打而班（Darband）隘道；而宽定吉思海则为里海之突厥语名称Kül Tengisi的音译。在元代，许多高加索地区的东正教徒随蒙古军来到漠地。他们被称阿速人，被集中编入军队，主要驻扎在蒙古草原与华北。因为他们来自西域，元代汉人常把西域人称为回回人。阿速人种族与汉人不同，故被称为“绿睛回回”。（注：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3页。）但亚美尼亚的名字在元代汉文史料中没有出现。
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一部汉—波斯双语抄本，题为《回回药方》。该善本部将此文献断为明代抄本。从残存的部分可知，其原本应有36卷，约3500页至4000页，但今日只有4卷存世。按笔者之研究，此《回回药方》应译自一部波斯语医学著作。（注：刘迎胜：《回回药方与中国穆斯林医药学》，载《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92—105页。）
在此书残卷页12记道：“又一方，能治胡思乱想，并马里忽里牙（即是中风，心中不宁，狂言妄语症候也）证候”：需用十九种动植物和矿物产品，其中第十六种为“金精石”，下面小字注“或哈者里，阿而马尼地面水飞过者”。（注：《回回药方》，北图抄本，卷12，页40b。）《回回药方》虽然是波斯—汉双语文献，但并非所有术语均以波、汉两种文献写成。《回回药方》中因含有大量音译非汉文词汇，如不知其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原文，通常还原十分困难。上述第十六味药中的“哈者里”和“阿而马尼”两个词之后，既无任何解释，又未注明波斯文原文。所幸的是，我们可以根据音译确定“哈者里”为阿拉伯语hajar“石”、“宝石”的音译，而“阿而马尼”则为Armani的首译。Armani在波斯语中音为“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和“亚美尼亚语”。而“阿而马尼地面”则指亚美尼亚。据笔者所知，这是亚美尼亚这个地名在汉籍中首次出现。
虽然《回回药方》被认为是明代抄本，但穆斯林医药学传入中国却早于此。随蒙古军来到汉地的回回官员、学者、商贾与宗教人士将许多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籍带入中原。（注：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130页。）元政府在各级官衙中置有回回译史等官，负责翻译波斯文。在元中央政府中，还设有回回汤药院与广惠司等，专司西域医药，其创始者为来自拂林的基督徒爱薛，有信奉基督教的医生服务于其中，聂只儿为其中著名者。（注：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碑》，《程雪楼集》，卷4，清宣统二年陶氏涉园刻本；韩儒林师：《爱薛之再检讨》，《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108页。）元驸马庆王刚合剌曾患奇疾，诸医束手无策。聂只儿以外科手术治愈之。（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9，《奇疾》，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蒙古皇室成员患病时，亦时召基督徒医生诊治。薛迷思贤（撒马尔罕）的基督徒名医撒必因治愈成吉思汗四太子、元宪宗蒙哥及元世祖忽必烈之父拖雷的疾病而受封为答剌罕。（注：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9，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叶八。）
元政府在北京设有一所回回国子学，即波斯语文学校。元末时回回国子学中有师生五十余人。（注：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2—118页。）明初，明政府遵循元代传统，继续以波斯语作为与内陆亚洲、西亚及其以远地区沟通交往的工具。明永乐七年（1405），明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四夷馆，相当于今日之亚洲语言文字研究院，内有八馆，其中包含一个回回馆，即波斯语文学校。从保存至今的回回馆的文献可知，至明代中期回回馆教师的波斯文水平已经大大下降。据此，《回回药方》或译于元代，或译于明初，其中当以元代可能性较高。
故结论是，中国人很可能在13世纪时已知“阿而马尼地面”（亚美尼亚）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