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伦炯字资斋，福建泉州同安人。父陈昂，少时孤贫，只得“废书学贾，往来外洋”。当时有些娴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但在问及地理形势则多数茫然不知，“间有能道一二事实者，而理莫能明”。陈昂在海上“则必察其面势，辩其风潮，触目会心，有非学力所能告者”。康熙壬戍（二十一年，1682）施琅受平台湾命，“旁求习于海道者”。陈昂“进见，聚米为山，指画形势，定计候南风以入澎湖”。为了解郑氏有无隐遁遗孓，陈昂纵横东西洋五年。台湾平定后，陈昂除官授职，皆在滨海地区任职。（注：见陈伦炯雍正八年（1730）所撰《海国闻见录序》，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李长傅校注本，陈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陈伦炯幼时，随父出行“岛沙隩阻盗贼出没之地”。在这些场合，其父对其因地施教。稍长，父亲在浙省为宦，陈伦炯在其地“闻日本风景佳胜”，还打算周咨明季倭寇“扰乱闽浙、江南”的实情。因此可以说，陈伦炯出身海事活动世家。他曾充任康熙帝侍卫，康熙对他亲加教诲，示以沿海外国全图。康熙末、雍正初，他一直在台湾出任军职，后来又迁职东南其他沿海地区。在那里，他“日见西洋诸部估客（注：按，“估客”即“贾客”。），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并对比“先帝所图指画”，发现“毫发不爽”。因此他“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注：《海国闻见录序》。），是为《海国闻见录》。此书成于雍正八年（1730），有清乾隆刻本，且收于《昭代丛书·戊集》续编、《艺海珠尘·石集》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丛书。对《海国闻见录》作过深入研究的是已故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李长傅先生，他在1942年曾发表《〈海国闻见录〉东南记笺释》。（注：载《真知学报》，1942年，一：五。此文未见，兹据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书后所附目录。）并在1949年以前开始此书的校释工作，至1963年完成。其所据底本为《昭代丛书》本（道光本），参校其他本子。校注成果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注：应当指出的是，本书注释中外文错误极多。本文在具体引述处将一一指出。）本文所据即李长傅先生校注本，以下简称《海国闻见录》。本文在录《海国闻见录》和其他标点本史料史文时，偶不遵从书中标点。
《海国闻见录》中有《东南洋记》一节，对当时中国人在吕宋的活动有一段记载：
“风山（注：应为台湾某处，具体地点待考。）、沙马崎（注：《东南洋记》的开头，在描述台湾地理时说：“北自鸡笼山至南沙马崎。”则沙马崎当在台湾最南部处。向达在《顺风相送》校注中提出，即“今台湾最南端之猫鼻角，一作猫鼻头”。见《两种海道针经》，索引，第229页。）之东南有吕宋，居巽方（注：在罗盘上，巽位为正东南。），厦门水程七十二更……与沙马崎西北东南远拱，中有数岛，惟一岛与台湾稍近者，名红头屿（注：台湾东南一岛，今同名。见《两种海道针经》，索引，第241页。李长傅之注释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5。）……台湾曾有舟到其处”，“地宜粟米，长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种营运者甚盛。”“下接利仔发（注：利仔发，李长傅认为乃Lecena之音译，位于吕宋岛南部，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陈佳荣、谢芳认为应为吕宋东南部之黎牙实比（Legaspi），见陈佳荣、谢芳、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页。），水程十二更。至甘马力（注：李长傅认为即《明史》中之“合猫里”（Camarines），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水程二十一更，二处汉人从吕宋舟辑往彼贸易。利仔发之东南隔海对峙有五岛：班爱（注：“班爱”即今之“班乃”（Panay）岛。众家说法一致。）、恶党（注：“恶党”在《东西洋考》中有具体描述。是书在述吕宋交易时提到：“屋党，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处所也。其咽喉名汉译。”见《东西洋考》，谢芳校注本，中华书局，第95—96页。这里的“恶堂”、“屋同”即上文中之“恶党”。至于其今地，李长傅先考虑其今地在“尼格罗”（Negras）岛，但认为对音不合。于是倾向于认为乃“班乃”（Panay）与“内格罗斯”（Negras）两岛之间之小岛吉马拉斯（Guimaras，中州古籍本误刊为Guinaras）之首府霍尔丹（Jordan，中州古籍本误为Gaidon）之译音。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陈佳荣、谢芳认为“恶党”乃系班乃岛西南部的奥顿（Oton）的音译，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627页。笔者以为内格罗斯岛之说较合逻辑，此岛位于班乃岛之东南。
《指南正法》中有“双口往恶党”一节，录之如下使有助于判断恶党地望：“鸡屿南过，用丙午，取文武楼门。用巽巳，五更，取以宁山，用单巽，囗更，取郁司岭大山。用单巽，四更，取汉译大山尾。用单午沿山直落，取恶党内屿，妙哉。”（《两种海道针经》，第140页））、宿务（注：“宿务”（Cebu），同书又写作“宿雾”。今译音仍用“宿务”。宿务岛位于内格罗斯岛之东。关于此岛，张燮记曰：“朔雾，俗名宿雾。佛郎机（笔者按，此处之“佛郎机”并非指葡萄牙，而指西班牙）未据吕宋时，先聚彼中，与其国人相亲好。佛郎机之破吕宋，朔雾人有力焉。佛郎机德之，既奄有诸土，率虏使其民，独与朔雾为婚媾。城戍俨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岁吕宋王之子求报父冤，自称奉命驻箚朔雾是也。所产苏木、子花、海菜。”（《东西洋考》，第95—96页））、猫务烟（注：“猫务烟”，李长傅注云：“即Bahol岛，今译保和”。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陈佳荣、谢芳认为，应指今菲律宾棉兰老岛西部的南北的三宝颜（Zamboanga）二省。并提供另说，即棉兰老岛Mangyan族的音译。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10页。保和（Bahol）岛位于宿务岛之东，地望合。张燮对猫里务有一段记载：“猫里务即合猫里国也。地小土脊。国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饶鱼虫，人亦知耕稼。永乐三年，国王遣使回回道奴马高奉表来朝，并贡方物。国于吕宋邻壤，故与吕宋使者偕来。其后渐成沃土，俗亦近驯。故舶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盖小有鼻子有眼之善地也。”（《东西洋考》，第98页）本段中，张燮将“猫里务”勘同为“合猫里”有误。）、网巾礁脑（注：“网巾礁脑”，李长傅注曰：“《东西洋考》作魍根礁老，即Magindano，或Mindaneo的译音，《瀛环志略》作民答拉峨，即棉兰老。”见《海国闻见录》，第46—47页注8。陈佳荣、谢芳进一步认为，系指棉兰老岛的哥达巴都（Catabato）一带，一说指萨兰加尼（Sarangani）湾。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43页。棉兰老岛位于保和岛之东南，地望合。张燮对“网巾礁脑”岛也有一段记载：“有网巾礁老者，数为盗海上。驾舟用长桡，其末如瓠之裁半，虚中以盛水者，入水荡舟，其行倍疾。望远涛中仅微茫数点，倏忽贼至，趋避不及，无脱者。猫里务既彼一时遭寇害，死亡数多，遂转贫困，贾舶往者，虑为贼所急，稍稍望别岛以行。”（《东西洋考》，第98页）
《指南正法》中有“往网巾礁荖、万荖膏”针路一段，其前半段即系吕宋往网巾礁脑的海道，今亦录之如下：
（《两种海道针经》，第162—163页）
班乃（班爱）、内格罗斯（恶党）、宿务、猫务烟（保和）与魍巾礁脑（棉兰老）五岛呈一字排开，顺序相接，位于吕宋之东南，面积较大，古代中国洋舟来访是合理的。为求对音，舍弃其中的大岛，以较小的岛屿当之不妥。张燮提到，屋党与宿务等地皆为吕宋之属国（《东西洋考》，第96页）。），中国俱有洋艘往通。亦系无来由类。……水程必由吕宋之利仔发海而南。吕宋至班爱十更，至恶党二十三更，至宿务二十四更，至网巾礁脑五十八更。……家无所蓄，需中国布帛以蔽身。”（注：《海国见闻录》，第41—43页。）
“吕宋至吉里问（注：“吉利问”谢芳认为即今印尼爪哇三宝垅北部海外之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见《东西洋考》谢芳校注本，第45、84页。《顺风相送》作“吉里门”，元代征爪哇时已见于史籍。但李长傅认为与此书中所提到的“吉利问”并非上述Karimunjawa。见《海国闻见录》，第48页注10。若以爪哇附近之吉里门当之，从吕宋至其地的距离不可能比婆罗洲北部的文莱更近。李长傅的质疑即基于此。），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注：吕宋至文莱传统中国航线的描述详见下。）…而朱葛礁喇（注：“朱葛礁喇”，李长傅认为即《明史》中之苏吉丹，其原名为Sukatana，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岸。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今译名苏加丹那。陈佳荣、谢芳有更详尽的说明，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58页。关于此地，详见下。）、马神（注：李长傅认为“马神”即《明史》中之“文郎马神”。据其原名Banjarmasin，可知“文郎马神”当为“文即马神”之讹。今译为马辰，在婆罗洲南岸。见《海国闻见录》，第48页，注11。），非从吕宋水程，应入南洋各国。”（注：《海国闻见录》，第44页。）
上述记载足证，吕宋虽然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但中国人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欲讨论的是吕宋与婆罗洲之间的海路。吕宋即今菲律宾吕宋岛（Luzon），婆罗洲即今之文莱（Brunei）。这一海道是中国明清两代海商利用极为频繁的海上通衢。陈伦炯上述有关吕宋至文莱的更路记载虽然只有数语，但其“至文莱四十二更”的记载，透露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舟师仍然按中国传统航海术往来于吕宋与婆罗洲之间。
更路是中国航海家度量水程远近的单位，直至陈伦炯时代仍然广为使用。《海国闻见录》提到：
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怀疑，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干。驼底带蜡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确准。（注：《海国闻见录》，第49—50页。）
以更数计行船远近为中国航海的传统之一。在已故向达教授从英国抄回的古代中国的航海资料中有《顺风相送》，原抄本藏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系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Arch Laud）于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赠送该馆。据向达教授调查，此书当系明代入华耶稣会士从中国携归欧洲，曾为一所耶稣会大学收藏，后为劳德购得。《顺风相送》中也有“行船更数法”一节，提到：
凡行船先乍风汛急慢，流水顺逆。可明其法，则将片柴从船头丢下与人齐到船尾，可准更数。每一更二点半约有一站，每站者计六十里。如遇风，船走潮水，去向潮头涨来，此系是逆流。柴片虽丢顺水流向，后来必聚，不可使作船走议论。古云先看风汛急慢，流水顺逆。不可不明其法。（注：《两种海道针经》，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页。）
比较《海国闻见录》与《顺风相送》中的更数描述，《海国闻见录》的一更约为水程六十里，而《顺风相送》的一又四分之一更为六十里，其一更仅为四十八里。其间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尚有待于研究。向达教授早已注意到各类针薄所记更数与实际不符的问题，特别考虑一更为60里这种说法的可靠性问题。（注：《两种海道针经》，第6页。）因此问题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暂不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