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地理学是建立在大地球形的基础之上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对大地球形说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球形是对称的、完美的，由于压力大地的组成块体将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大地压成球形。他指出在月食时，地球的阴影是圆形的。此外当观察点向南或向北移动相当距离后，会发现北极星出地高度有所变化。这些都证明大地是球形的。
希腊学者厄拉多塞内斯（Eratosthenes，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至前2世纪初）发现在夏至这一天正午时分，太阳恰好直射进塞恩（即今埃及阿斯旺）的一口井底，而在其之北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这一天正午时分测得太阳在天顶的仰角为圆周的l/50，即7度20分；而塞恩与阿斯旺两城的纬度差也恰为7度20分。于是厄拉多塞内斯断言，地球的周长相当于塞恩与亚历山大之间距离（5千希腊里）的50倍，即25万希腊里，相当于今39600公里。厄拉多塞内斯的天才方法所测得的地球周长，达到了相当高的精确度。
大食人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许多学者努力学习并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也为阿拉伯、波斯学者所接受，成为穆斯林科学的一部分。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西征将蒙古国的疆域推至西亚，大批回回知识分子以一技之长成为蒙古贵族的僚属，随军来到汉地。元代最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是不花剌（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札马剌丁（Jamal al-Din），他除了在汉地进行星历科学研究以外，还倡导并参与了编绘包括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元政府直辖地在内的整个元帝国地图的工作，是一位对促进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的生平在汉籍中零星地保存在《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监》、《元秘书监志》和许有壬《至正集》中。
蒙古人征服西亚诸国后，极大地开阔了中原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注：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385页。）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后，绘制元帝国全图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札马剌丁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上奏：“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以为书以明一统。”札马剌丁计划在这部书中包括一幅元朝全图，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元秘书监中原先就收有汉人传统的舆图四五十余种，又加上回回地区，即中亚、西亚异域图籍，确有条件绘制一幅从“日出处”（东方）直至“日没处”（西方）的地图。
汉族传统上是采用方格法画图，回回人使用圆形地图，并接受了古希腊人的大地为球形的概念，双方差异很大，要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特别是纳入中国传统的方格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札马剌丁的地图没有传下来，但从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录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许多地名可以推测此图的规模。
《经世大典图》系一种方格图，按中国传统式样计里成方绘成。其方向与今日地图亦不同。现代地图之西北方，为《经世大典图》之南方；而现代地图之东南方，则为《经世大典图》之北方。换句话说，其方向与今日地图相较，逆时针旋转了约135度。其图东起沙州界，沙州之西的塔失八里（按，Tašbalïq，突厥语“石城”，即元代塔失所在地）和柯模里（Qamul，哈密立，今之哈密）绘在元朝境内，察合台汗国在此图中称为“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伊利汗国称为“不赛因所封地，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钦察汗国则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注：从其中成吉思汗称为“太祖”，可知原图必为元代所绘。而“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意即撒麻耳干帖木儿驸马之祖。此句必为明人所加。不赛因为旭烈兀后裔，帖木儿并非成吉思汗后裔，故不赛因不是帖木儿之祖。）
全图东起河西走廊之沙州，北至锡尔河下游之毡的和伏尔加河中、下游之不里阿耳（Bulghar），西北至阿罗思（Russ，即俄罗斯的蒙古语读音Orus的音译），西至的迷失吉（Dimashq，即大马士革）和迷思耳（Misr，即埃及），西南至八哈剌因（今波斯湾之巴林），南至天竺。共计包括了今中国西北，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国，俄罗斯，高加索诸国，伊朗，伊拉克，埃及，波斯湾诸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这幅图覆盖地理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制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随着元代中、西交通的扩展，中国人地理知识的飞速扩大。
《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有元代西北三藩的地名，少数地名之后有简短的说明，说明文字偏重于元代历史。其中察合台汗国的地名37个，附于笃来帖木儿汗名下；钦察汗国的地名共10个，附于月祖伯汗（即月即别）名下；伊利汗国的地名45个，附于不赛因汗名下。将《西北地附录》与《经世大典图》相核对可以发现，明人编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时，所利用的就是《经世大典图》的稿子。
编修《经世大典图》的汉、回回地理学家们肯定仔细地钻研过以希腊地圆说为基础的回回地理学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异同。在至元四年（1267），札马剌丁建造了七种“西域仪象”，其中第六种称为“苦来·亦·阿儿子”，《元史·天文志》记曰：“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注：《元史》卷48《天文志·西域仪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99页。）
“苦来·亦·阿儿子”，为阿拉伯语kurah arz的波斯语读法kura-i arz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地球”。其中“苦来”（kura），意为“球、苍穹”，即《元秘书监志》卷7所列之回回图书中之“兀速剌八个窟勒小浑天图”（或为“兀速剌八·窟勒”［Usturlab Kurah］，意为“球形星盘”之讹）中的“窟勒”。“亦”（-i）为波斯语“耶扎菲”结构，表示属格意义。“苦来·亦”（Kura-i），此言“……的球”。“阿儿子”（arz），意为“陆地、土地、国家”。
元代尚无“地球仪”之称呼，故译为“地理志”。这个地球仪以木制成，当时已经知道地球上水与陆地大致为7：3之比。此地球仪上将陆地以绿色标出，将海洋绘为白色，还绘出经纬线和江河湖海。绘制时以一定的比例尺表示“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可见与现代地球仪相去不远。
元代大量收藏在官府的回回科学书籍普通百姓并无机会接近。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元廷府藏席卷而至集庆（南京）。明太祖理政之暇，浏览元廷藏书时发现，其中有数百种西域图书，字异言殊，无法阅读。遂召回回属臣马沙亦黑等人次第译之。洪武年间刊行于世，其中有一部即为《回回天文书》，此书第一类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提到：“但是有人烟、生物之外，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处止。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边，一百八十度。经、纬度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但是地方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北；若纬度三十三度之上，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北。”（注：《回回天文书》，明洪武十六年内府刻本，涵芬楼秘籍景印，上册，页22a。）
“中道”，即赤道。这里就是说，以赤道为南限、北纬66度为北限，自西太平洋的东海之滨至大西洋的西海之滨的欧亚非三大陆分为180经度。取北纬33度和经线90度为坐标原点（其位置当位于今西藏奇林湖一带），分为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片。这部回回著作的译本向汉地学者介绍了希腊地理学的经纬度学说，及欧、亚、非旧大陆赤道以北区域的地理划分。
《回回天文书》虽然译成了汉文，但其有关世界地理的观点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与此相反，穆斯林科学在入华的回回人心目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少数勤于钻研的回回学者在研习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接受了大地球形说。今能见到的是清康熙年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对地圆说的阐述。他在《天方性理》中说：“地者……其体浑圆而位于空中之中央，周九万里。”这是说他意识到大地悬在宇宙之中，其形如球。他还知道地球的周长。
在《天方典礼》中，他又引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圆体如球，乃水、土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极等，为地经中线。”刘智进一步给出陆地与水分别占据地球表面面积的比例。至于赤道，刘智译为“地经中线”。
上述《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所反映的并不是刘智本人的创见。刘智在《天方典礼》就明言他引述的一部称为《天方舆地经》的记载。查考刘智的两部著作，可发现刘智共列出参考书目80余种，其中属穆斯林地理著作的有如下几种：
《查米尔·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之第27种，应为阿拉伯文Jami’al-Bilad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全集”。刘智意译为《天下方域》。其中“查米尔”（Jami’），意为“集、汇集”；“必剌地”（al-Bilad），意为“地区、方域”。
《海亚土·额噶林》，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8、43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Hay’at Aqalim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形象”。其中“海亚土”（Hay’at），此言“形象、形状、天文学”；“额噶林”（Aqalim）为“国家、地区”（aqlim）之复数。刘智意译作《七洲形胜》。“七洲”，是以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学者对当时所了解的世界的区划，指东半球从赤道到北极间的地区，也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亚以北地区和欧、亚大陆而言，阿拉伯人接受了这一学说。刘智在《天方性理》卷2中，具体地引述丁阿拉伯人所谓七洲的名称：阿而壁（阿拉伯）、法而西（波斯）、偶日巴（欧罗巴）、赤尼（中国）、细尔洋（叙利亚）、欣都斯唐（印度）和锁当（苏丹）。
《默拿集理·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8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nazil al-Bilad“诸国站途”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默拿集理”（Manazil），意为“站、停留处”；“必剌地”，意为“地区、方域”。刘智意译为《坤舆考略》。
《哲罕·打尼识》，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2种，应为波斯文书名Jahan Danish“世界之知识”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哲罕”（Jahan），意为“世界”，明《回回馆杂字·地理门》有“者哈恩”（Jahan），旁译“世”，即此字；“打尼识”（Danish），波斯语，此言“知识、学识”。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解》。这应是一部阿拉伯文著作的波斯文译本。
回回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对伊斯兰教起源地的地理特别注意。刘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默》，此名应为波斯文书名Ka’aba Nama“天方志”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克尔白”（Ka’aba），意为“天方、四方形建筑物”，又特指天房；“拿默”（Nama），此言“笔记”、“信”、“志”。刘智意译为《天房志》。此书与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引述的《天方舆地经》是否为同一部书尚有待研究。
刘智生活的时代虽然晚于郑和，他所使用的上述穆斯林地理著作，元、明两代应当已在回回学者中流传。元、明熟读波斯文、阿拉伯文地理的回回学者中的杰出者显然知道大地球形说，刘智不过是他们的继承者而已。
西亚穆斯林学者虽然接受了大地球形说，但西亚穆斯林诸国当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使西亚穆斯林地理学界未能在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突破。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其船队中亦有回回人充任通事等职，他在远航时理当对穆斯林地理学有所注意。但《郑和航海图》和其他针路一类书籍的发现，证明郑和船队在导航时所依据的主要仍是中国传统的海外地理学。
中国古代航海虽然发达，但中西海外地理观之间的根本差异，却决定了“地理大发现”这样的划时代的科学贡献却是由欧洲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