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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二、汪大渊的“东洋”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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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略》描述了99个国家和地区。上述地名可以依照与《大德南海志》“东洋”和“西洋”各处地名的比定,分别划入“东洋”和“西洋”两大组。如我们试将《岛夷志略》中的99个地名顺序编号,并将其中属于“东洋”的地名按先后顺序排列,可得下列结果:

(1)澎湖——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曾派水军6000征服其地。(注:《元史》卷210,《瑠球传》记载。)

(2)琉球——今台湾。

(3)三屿——位于今吕宋岛(Luzon)。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出征琉球(今台湾)时,军中有三屿人陈辉。(注:同上。)可见宋元时吕宋已有汉人。

(4)麻逸——《大德南海志》作麻叶,今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

(14)麻里鲁——《大德南海志》作麻里芦,今菲律宾马尼拉(Manila)。

(27)尖山——今巴拉望群岛(Palawan)。

(28)八节那间——即《大德南海志》中之不者啰干,今北爪哇之北加浪岸(Pekalongan)。

(31)渤泥——今文莱(Brunei)及沙捞越(Serawak)、沙巴(Sabah)。

(34)爪哇。

(35)重伽罗——《大德南海志》作重伽芦,今地在东爪哇Jangala,即今东爪哇首府苏腊巴亚(Surabaya,当地华人称泗水)。

(37)文诞——《大德南海志》作盘檀,今班达(Banda)群岛,位于今东经130度,南纬五度左右。

(38)苏禄——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

(40)苏门旁——今印尼马都拉(Madura)岛南部港市三邦(Sampang)。

(43)毗舍耶——诸家皆认为为吕宋群岛中的美沙鄢(Visayan)人的音译。苏继庼置之于今班乃群岛东南岸之哑陈(Otan)。

(45)蒲奔——今加里曼丹岛南部。

(46)假里马达——即《大德南海志》中之呼芦漫头,《诸蕃志》中之呼卢曼头,今加里曼丹岛西南近海中之卡里马塔(Karimata)群岛。

(47)文老古——即《大德南海志》中之文鲁古,今印尼马鲁古(Maluku)群岛。

(48)古里地闷——即《大德南海志》之地漫,《诸蕃志》译作底门,今帝汶岛(Timor)。汪大渊说,过去泉州之吴宅曾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那里贸易。在彼处因染病死亡达十之八九。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兴师出征琉球(台湾)时,曾有“书生吴志斗上言”,自称“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注:《元史》卷210,《瑠球传》记载。)这位熟知航海的吴志斗可能与上述吴氏家族有关。汪大渊称此岛有12个码头,可见他曾乘舟绕行帝汶岛。帝汶南距澳洲大陆不远,故汪大渊可能听说过澳洲的情况。

(58)勾栏山——此名亦见于《元史·史弼传》,《元史·爪哇传》作拘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之格兰岛(Gelam),位于今卡里马塔群岛东南。

(88)万年港——即明代所称之毛文蜡、毛花腊,今文莱港。

我们可将上述《岛夷志略》中的东洋地名分为3组:

第一组。《岛夷志略》中最先提到的4个地名均属“东洋”:(1)澎湖、(2)琉球、(3)三屿和(4)麻逸。其排列顺序透露出汪大渊此次系从福建沿海(例如泉州)启程,其至“东洋”的基本航线为: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至台湾,再向南航,经吕宋至民都洛。

第二组。在(4)麻逸以后,汪大渊在其书中从(14)麻里鲁到(38)苏禄,先后提到了8个属于东洋的地方,其排列先后顺序大致勾勒出汪大渊从吕宋继续赴“东洋”其他地方并返回中国的大致航路:(14)麻里鲁、(27)尖山、(28)八节那间、(31)渤泥、(34)爪哇、(35)重伽罗、(37)文诞和(38)苏禄。即从马尼拉湾向南航行,沿巴拉望群岛而下,沿加里曼岛北岸的沙巴、文莱和沙捞越向西南航,越爪哇海至爪哇,再东行经巴厘海和班达海,至班达群岛(文诞),由此北航经苏禄归回。上述8个地名中,只有“八节那间”与“渤泥”的排列顺序与航向颠倒。此航线吕宋以南部分大致与《南海志》爪哇国所管大东洋相同。而其后一部分大致同于《南海志》中单重布罗国所管大东洋。

在《东西洋考》的《舟师考》一节中有东洋针路,《顺风相送》中的“福建往琉球”、“泉州往勃泥即文莱”、“吕宋往文莱”及“文莱回吕宋”等的针路。《指南正法》中亦有“福州往琉球针”、“琉球回福州针”等,这些针路均为舟师世代航海的经验积累。汪大渊前往东洋时,应当即循类似针路而行。

第三组。(40)苏门旁之后至书末,汪大渊又叙述了8个东洋地名,从航线的观点看,其排列顺序较为零乱:即(40)苏门旁、(43)毗舍耶、(45)蒲奔、(46)假里马达、(47)文老古、(48)古里地闷、(58)勾栏山及(88)万年港。这些部分可视为汪大渊对自己上述东洋之行记载的补充。

其中(88)万年港、(46)假里马达和(58)勾栏山等3个地名补充了汪大渊自文莱赴爪哇的航程细节。而(40)苏门旁、文老古和古里地闷等地名的出现,透露出汪大渊在历经爪哇的八节那间、重伽罗之后,取道今马都拉岛(Madura)南部继续东行,驶出《大德南海志》中爪哇国所管的大东洋区域,进入单重布罗国所管大东洋水域。其具体航线大致为:历巴厘(Bali)岛、龙目岛(Lumbok)、松巴哇岛(Sumbawa),经松巴(Sumbd)海峡、萨武海(Sawu),抵达位于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Timor,古里地闷),迫近澳洲大陆北岸。由此北经班达海中的班达(Banda)岛,经马鲁古海归国。

近一个世纪后郑和前往爪哇时,并未取上述东洋航路,而是与史弼、高兴所率元军征爪哇时一样,取道占城。

以上所论多涉及宋元时福建泉州对外交往史事。此次会议所在地太仓浏河港在元代对外贸易亦已繁盛。明人王彝写有《泉州两义士传》,收于《王常宗集》续补遗内。该传提到元末泉州的两位海商孙天富、陈宝生曾下番至高句丽、爪哇、罗斛等国,在海外很有名声。俩人中至少陈宝生为海商世胄。顺帝朝末年,此二人已移居太仓。可见元代泉州海商与太仓有密切联系。王彝还提到过—位泉州海商朱道山,说他在元代“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后来朱道山“首率群商”降附朱元璋,“入贡于朝”,受到明太祖的优遇。消息传到海外,番商纷纷驱舟“集于龙河,而远人之来得以望都城而瞻宫阙”。(注:《四库珍本三集》。参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载《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第429—431页。)龙河当即郑和时代南京宝船厂所在之龙江。足见明初海外交通乃承袭元时传统。

[统原载《郑和与海洋》,江苏省/南京郑和研究会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