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这部奇书，读者们不论年龄大小、时代先后、地域差异多大、政治社会制度如何不同，读后都会有不同的领悟。
一个读者个体，他从小到老、从华南到华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海外、从大陆到台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于生活经验的变换、知识接触面的扩大，他每次读《红楼》也会“别有一番滋味”。
一
笔者幼读《红楼》，亦尝为“焚稿”垂泪，为“问菊”着迷。它是青年人情窦初开时的爱情宝库，也是学习古今文学的初阶——论旧诗词，则盛唐而后、《花间》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乱真；论白话文，则胡适、鲁迅亦难望其项背。老实说，在笔者这辈“五四”以后出生的“作家”，它对我们都是新旧文学习作的启蒙教科书。
大学时代，在防空洞再细读《红楼》，笔者便觉得它在文学之外实在也是一部社会史巨著——是反映我们那个两千年未尝有基本变动的儒家宗法社会的综合记录。
食色性也。“宝黛之恋”，两千年来，何代无之？而“金玉之缘”，因“父母之命”而“终成眷属”——在笔者这一辈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绝无他途可循。结两千年婚姻制度之总账，曹霑真是第一支笔。
作为一个对社会科学才刚启蒙的大学生，笔者在大学时代便体察出，社会科学上所揭出的“文化冲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这位第一流天才服装设计师，终使大观园中诸姑娘、奶奶都变成“半截美人”的症结所在。满人天足，也可说痛恨缠足。康熙帝曾下诏禁止缠足，然终以入关不久，为使汉族臣民休养生息、“不愿扰民”而中止。
入关百年后，满人已泰半汉化，入境从俗，一切从汉家制度，唯独缠足一项，以其太痛苦、太野蛮，而终未接受。曹氏本汉家子，而早入旗籍，从旗俗。入关恢复汉家旧仪，一切心悦诚服，独对缠足一项，《红楼》作者发生了心理上的“文化冲突”而无法处理。芹溪若使宝、黛、春、云诸美尽缠其足，岂非人间惨事？而雪芹述笔之初，“脂砚”以次读者或男或女，几全系满人，对此惨事，何能接受？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鸳鸯、琥珀……在粉白黛绿之间尽成“凤阳”大脚妇人，岂不煞尽风景？因此，最佳办法则唯有秉笔不书，马虎了事。
芹溪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会科学家，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浅通之、深索之，始知钻研《红楼》，亦固有“社会科学处理”之一道也。
大学中期，胆大心粗，不自藏拙，竟于史系学刊上撰写万言长文曰《浅论我国脚艺术的流变》以申述之。大观园中，诸姑娘、奶奶之“脚”，固均在详细玩摩之列也。惜战时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传，终至遗失，迄今念之。
大学结业后，留学美国，亦尝与爱好文艺之同学合组白马文艺社自娱。斯时适亦侨居纽约之胡适之先生，曾戏呼之为“海外第三个中国文艺中心”。同仁每谈《红楼》，予亦屡提“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应为探索《红楼》方式之一。新红学之考证派，只是研究者之起步，为一“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而非研究学术之终极目标也。其时海内“阶级分析”之说正盛极一时。“阶级分析”亦“社会科学处理”之一重要方面也，偏好之，何伤大雅；罢黜百家，则托拉斯矣。
70年代“文革”以后，海峡两岸文禁顿解。前“白马社”旧人周子策纵，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资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于1980年间召开“第一届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而征文及于下走。予因将数十年久积心头之“社会科学处理方法”以治“红学”之法螺举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以就正于同文，时以限于篇章，书未尽意。
二
其实“文化冲突”一概念，于时兴“社会科学”上并不只限于两族（满汉）之间也。文化冲突亦有古今之时限。新史学上有所谓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处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时代不同而引起观念冲突之一种也——斯于“美学”则尤为显而易见者。雪芹之撰《红楼》放诸主角服饰之设计，此一“冲突”即彰明较著，而每为一般读者乃至为红楼男女“绣像”之艺术家所忽略，举例以明之：
《红楼》第三回，黛玉初见宝玉时，且看这位“衙内”所穿的衣服：
（黛玉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
宝玉这位贵公子这时所穿的是一套传统中国自唐及明的“古装”。我国“古装”经过两千年以上的不断改进，在设计上对“美”的研究，加上丝绸制造业在发展中的配合，真可说是登峰造极。它对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官僚大帝国中上层社会中士女的打扮，真是美不胜收——和边疆的少数民族相比，我们实在是太高级了、太美了。
古人所谓“上国衣冠”，所谓“满朝朱紫”、“襟袖飘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词。它和“四夷”的服饰相比，那“上国衣冠”确是太高雅了。后来满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议，可惜“美学”终于敌不过统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马蹄袖”、“猪尾巴”把我们丑化了两百多年。
所以我国“古装”的设计也确有其超越时代的“客观的美”。时至民国，还有个酷爱古装的留学生马君武歌颂它是“百看不厌古时装”。服装设计师曹雪芹，他显然与马君武有同好，致使荣、宁二府的主子穿的几乎（着重“几乎”二字）都是“古装”，贾宝玉这位贵公子初见表妹，便是个（夹杂少许胡服的）古装公子。他的高雅华贵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画家——从清末的版画、石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画——几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装之像。
其实贾公子原是曹霑笔下的旗人，他平时家居，头上是吊着条辫子的。
且看上引同回，宝玉见过妹妹之后，遵祖母之命去看过妈妈回来时的穿着，便从“古装”变成“时装”了。
（黛玉见他）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垂在脑后）（此四字为笔者所加），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戴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这一下，岂不糟糕？原来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梦中的“白马王子”，原来脑壳之后还拖了一条怪模怪样的“猪尾巴”（pigtail），这成何事体？所以一切绣像画家、水彩画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红楼插图”和名家题咏的“红楼月历”，都“辛亥革命”起来，把美男子贾宝玉的“猪尾巴”剪掉了。
你说宝玉因年经，初见林妹妹时还拖条“辫子”，长大了就没有了。那么，读者贤达，您就错了，贾公子在“怡红院”一天到晚都拖着辫子呢！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那个小无赖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云刚梳完了头、洗完了脸，他不但要使用湘云用过的脏水，还要湘云替他梳头。那个爽快的丫头湘云不干。
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梳篦。原来宝玉在家并不戴冠，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又有金坠脚儿。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了，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宝玉道：“丢了一颗。”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叫人拣去了，倒便宜了拣的了。”黛玉旁边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也不知是给人镶了什么戴去了呢！”宝玉不答……
如此看来，宝二爷不但在家中“不出门”时总拖着辫子——湘云替他梳辫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园去，和一些小戏子、小相公胡来时，也拖着辫子，并把辫子上珍贵的饰物偷偷地送人了。
贾宝玉拖辫子是肯定的了。问题是曹雪芹把他（她）们一切“古装化”矣，为什么却舍不得把美男子宝二爷的“猪尾巴”割掉呢？须知雪芹虽爱“古装”，他也爱他那18世纪清朝极盛时期高级社会里的“时装”，虽然这条“松花大辫子”的男人“时装”，在我们有“现时观念”作祟的读者们看来是“七丑八怪”，但是纵在20世纪初元，它还是“美”得很呢。请听“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辫子之前的回忆：
（宣统元年，1909，广西陆军小学）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备觉难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第三节）。
李宗仁在20世纪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还觉得“猪尾巴”“十分神气美观”；我们的美学大师曹霑，在18世纪中叶，不肯在美男子宝玉头上“割爱”，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条嵌珠大辫子，在18世纪的曹雪芹看来，是其美无比呢。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要把我们的大众情人贾宝玉的头上加上一条“猪尾巴”，那就不成话了。所以我们的红楼画家诸同志便全体动员，把贾公子的辫子割掉了。
三
综上所述，不过举一反三。盖新兴社会科学中诸“法则”与“概念”，极多均可引入作研讨新红学之新方向。弗洛伊德之唯性论、马列恩斯之阶级分析说、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研究中之种种成果，均可引为借镜。
忆早年读中国文学史如新兴诸大家中之胡适、胡小石、胡云翼等人以及专论传统小说之周氏兄弟——树人、作人——等，无不以“说部”为“明清文学”之主流。
然唐诗、宋词、元曲之后，何以异军突起，章回小说顿成两朝文学之中坚，时至清末，书目竟多至一千六百余种，直如野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诸文学史家则均瞠目不知所对。晚近诸大家粗通汉籍、论文海外，竟以两朝显学比之欧西作品，直是糟粕之与珠玉，简直不屑一顾，则尤为不可思议。
需知戏曲、小说均为构成人类文明社会生活成分之一部，深受社会经济“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之支配。戏曲、小说古已有之，然其“大众化”（socialization）则有待于现代都市化工商业社会（urbanization）之崛起。有都市化之工商业社会，始有小市民阶级之壮大；有壮大之小市民阶级，始有小市民精神文明之“需要”，有此小市民之“需要”，始有应运而生之“供应”。
戏曲、小说之兴起，必以小市民之“需要”为基础——否则只限于贵族之“梨园”、宫廷之“秘籍”（今日吾人于海外仍可欣赏巨册绘图足本殿版《金瓶梅》即属后者之一种）；无小市民之社会基础，则戏曲、小说便无大众化之可能。吾人熟读欧洲史，固知此理，中外皆然也。
西欧中小城市之兴起，约始于十五六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后，小市民有此“精神食粮”之需要，西班牙空前名著之《堂吉诃德》始应运而生。《堂吉诃德》之前，西班牙非无小说也；《堂吉诃德》之后，西班牙更是作品备出，而《堂吉诃德》之所以一枝独秀者，百年创作，沙里淘金，千枝一秀之成果也。
16世纪之初，西、葡两国中分天下，沿海城镇首先都市化，而平民文学亦随风而起，非偶然也。然西、葡两国好景不长，后来居上则英吉利也，法兰西也。无十八九世纪西欧之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即无蓬勃之西欧说部文学，可断言也。文学为时代之产品，所反映者为当世之社会生活与人民心态。故治西洋文学史者，如对西洋史学与西方社会之发展状况初不经心，而一味以文论文，则未有不缘木求鱼者也。治中国文学史者，如对“中国社会发展史”毫无概念，只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则批者纵满腹洋文、全盘西化，亦终不免八股习气也。
四
我国社会经济之都市化实始于南宋。残赵虽偏安一隅，然其在工商业经济上之成就则远迈汉唐。其经济中心则为运河南段、长江下游、太湖沿岸之三角地区。
蒙人入主，中原诸省备受荼毒，独于扬州及苏杭一带优渥有加，未遭严重损失，国史与私人记述记录均详。西人马可·波罗亦亲见之。
元去明来，江南遂为国家经济首善之区，中小城镇俱已渐次都市化，手工业之蓬勃，古所未有。有此丰裕小市民之社会基础，则大众化之戏曲、小说乃应运而生。暇时每读明人笔记，事例万端，此信念乃益坚信不移。
满人南侵，虽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南在全国经济上之领导地位并未动摇；再经康熙六十年（1662——1722）与民休息的升平之治，则十七八世纪间，我国江南手工业中小城镇与夫小市民阶级之兴起，可能为全球之冠（更深入比较非关本题，故曰“可能”），有此小市民阶级之基础，“说部文学”始渐成气候，“供需律”规范之也。斯时不但书贾之业大盛，与书贾血肉相关之职业批书人与职业作家乃一时俱起，“市场经济”使然也。
金圣叹（1608——1661）便是职业文学批评家之一代奇才，置金君于世界任何文学批评圈内，其才亦不多让，金某如不中年被害，则渠在文学批评上之成就，当更不可限量。然何以17世纪中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姑苏能出一金圣叹，斯亦社会经济发展之结果也。
圣叹死后之百余年，历经雍正、乾隆两朝（1723——1795），正值公历之18世纪，亦清室之极盛时代，帝王与上层士大夫之沉湎于金石书画、四库典籍，而民间之沉迷于言情小说、悲喜戏曲，不特时人有纪录明文，吾人亦可于想象中得之。斯时江南出版业之盛极一时，毋庸赘言；小市民之爱好读品，亦举手可得，读小说自是一时风气。
曹雪芹祖孙三代寄居江南六十余年（1663——1728），原是“南人”，富而有暇，平时声色犬马之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男女教育又均超人一等，其阖府上下，沉溺于时尚之小说，亦不难想象——大观园中偷读“传奇”，即有明证。
再者，以创作《儒林外史》而驰名后世之吴敬梓（1701——1754）亦以皖人而寄居南京，《外史》什九即成书于南京。敬梓亦纨绔子而有才华，少年豪纵，不事生产，不求富贵，而以愤世嫉俗、著书骂人为乐，结果虽非“泪尽”，然亦以中年贫病而死，颇类雪芹。
敬梓、雪芹同时、同乡（雪芹南京人，说南京话，《红楼梦》中辞例至多；敬梓安徽全椒人，寄居南京。全椒实南京之“郊区”也，口音相似。胡适每好说“我的安徽同乡吴敬梓”，其实胡适的“徽州”土话，吴敬梓听来，一句不懂也。而吴敬梓倒是曹雪芹的真正“同乡”），二人又有同好，性格狂狷、反抗，亦复相同。双方均中年“食粥”而死，也大同小异，可惜一南一北，正如庄周与孟轲，两位才人，终无一面之缘。然二人均以不求之名而名垂后世，斯盖当时知识分子风气使然。清末文人有评梅巧玲、梅兰芳祖孙之言曰：“所操至贱，而享名独优！”
著稗官野史、写言情小说，在18世纪的中国虽非至贱，终非高尚职业。文人学士才人如曹雪芹、吴敬梓者，竟愿破产为之，盖从所好，而群众亦好之——亦如清末民初京戏界之票友，尔自好之，台下好之者亦众也。
爬格子、写文章的穷朋友，你爬出来没人看，你爬它做甚？爬出来，虽“赊酒食粥”，只要有人看，能脍炙人口，自得其乐，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这就是阿Q之所以为阿Q，曹雪芹、吴敬梓之所以为曹雪芹、吴敬梓吧。
五
前文已叙明言情与社会小说古已有之，然何独盛于都市小资产阶级兴起之后欤？说来亦无啥深文大义。
盖以耕耘为本的农业经济大帝国之内，农民劳动力为从事生产之最大资本。农村三月闲人少！抽出时间让富有劳动力之青年子弟入学读书是为最大之浪费。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农民来说，在生产劳动上，无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学，则损失三分之一之劳动力。在机器生产之前，农民一人之劳作，尚不足够供应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顾之不暇，哪得余资遣子弟上学读书？
加以我国古代，启蒙求学非为生产之必需，而为谋求进学、中举、升官而发财也。然升官发财，岂可幸致？为此希望极微之彩票而影响举家衣食之牺牲，有实际生活体验之农民不愿为也。笔者近年返乡，细访农村，仍见有此反教育之现象，遑论千百年前！
以举国务农之大帝国，偶有城镇，包括其国都，均为文盲麇集之农村市集而已，与现代经济之都市化，在性质上则迥然有别矣。农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则由职业化之讲书人、讲古人、说书人及夏志清教授所谓之说话人（见夏著《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以供给之。
说书人时亦有其脚本，书商间亦以此脚本售诸少数市集读书人以牟利。此但为少数有此需要者作有限度之供应，非今日市场经济上之所谓通用商品（commodities）也。
此种说书人之脚本，虽亦为“读”书人所喜爱，然其撰写体例与特色，则着重于“听”众也。“听众”情绪之反应，为著作者最原始、最紧要之考虑，至于个体“读者”之如何反应，则初不在编书者慎重考虑之列也。
以故当我国农业经济逐步进入都市化了的工商业经济时，小说作者之体例乃逐渐由着重“听众”团体之反应，而转向“读者”个体之反应矣。
盖都市社会与农业社会迥异。教育在纯农业社会中为“浪费”；而教育在工商业社会中则为“必需”。小市民对“深文大义”之作品，在工作上无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读书识字”则为谋生求职之必需。既读书识字矣，则工余之暇，读“说部”以自娱，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则章回小说泛滥矣。
我国沿海城镇之大规模都市化，始于《南京条约》后之五口通商。既有千万麇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回小说泛滥至一千六百余种，则亦是市场商品兴旺之常情，不足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