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历史标志都更适合作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在欧洲历史上，这的确如此，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接踵而至的地理大发现给予中世纪欧洲致命一击，开启了此后一个半世纪为了取得相当稳定的新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巨大努力。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1648年以后，欧洲文明的新平衡取得了模糊的定型。1500年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欧洲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上的海洋成为他们进行商业活动和征服的快速通道。他们因此沿着可居住的海岸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边疆，这种新文化边疆与陆地边疆的重要性进行竞争，并最终使陆地边疆黯然失色。在亚洲，许多世纪里，陆地边疆一直是农耕民族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
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进行某些急剧的变革，以阻止欧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扰。西方跃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确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
但是，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才能实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费迪南·麦哲伦（1519～1522年）横跨地球的海洋航行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亚洲的古老文明对欧洲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所发起的新的海上挑战仍反应迟钝。在美洲和亚洲北部不太发达的地区，欧洲的影响更加剧烈。当全球这两个伟大的地区遇到传教士的热情和欧洲先驱的优势技术时，他们的当地文化萎缩了。因此，欧洲类型的社会从其发源地向东方和西方扩张，甚至渗透到西伯利亚，穿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
但是1700年后，伊斯兰教各民族以及亚洲的印度教和佛教发现自己无法回避欧洲人了。这些地区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旧制度和习俗再也不能抵制西欧各民族产生的新力量。这个事实在印度、巴尔干和中东接连被证明，这导致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和大多数印度教徒无力面对这个事实。但是直到大约1850年，传统方式和制度的决定性崩溃才发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在短短10年里相继瓦解，或者发现自己被迫从熟悉方式的避风港中走出来，以期能够乞求、借鉴或窃取西方人强大力量的秘诀。
在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非西方民族中，这种有意识的现代化（即有选择的和部分的西方化）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社会变化节奏持续加快，为了达到某些领导集团或党派制定的目标而管理社会的努力似乎逐年产生效果。
但是1500年后，欧洲历史分期与世界历史的基准并不完全吻合。这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正确地说，现代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西方兴起并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所以欧洲自身发展的连续阶段与它对其他民族和遥远大陆的影响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延伸到1700年，而欧洲内部的历史则到1648年作为一个时段，当“远西”拥有了在诸如军事组织和技术、自然科学和科学探究等方面的优势时，它就第一次决定性地、明确地挑战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文化。1700～1850年的世界历史也许类似于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当欧洲文明有潜力的经典重组出现于此前的斗争和混乱之中时。同样的道理，185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应于1789年后的欧洲历史，当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两个运动开始使西方的组织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把它们作为不可抵制的力量传播出去，世界其他文明在1850年后只得向它们折腰。
所以接下来各章按照两条线索安排：概述1500～1648年欧洲自身的转变在前，讨论1500～1700年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的发展在后。以下各章是关于欧洲“旧制度”、1648～1789年欧洲社会的殖民扩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第二次旅程搭建了舞台，概述1700～1850年它的发展。我认为这种章节安排的尴尬之处将由下列事实所平衡：它的时间顺序不规则正好强调并解释了早期近代世界历史的关键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