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度在古代中东的一侧走上建立新的独特文明之路时，中东的另一端也正在形成另一种文明：希腊。早期希腊历史的主要阶段与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推测的印度历史发展极为相似，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希腊人首先注重把政治组织而不是其他人类组织纳入城邦的基础，他们不是根据神秘的启示，而是借助自然规律，企图解释世界和人类。因此，尽管拥有相似的开端，但是到公元前500年，当精力充沛的“烈马驯服者”——后来荷马歌颂的——战胜祭司领导的农业社会时，印度和希腊的文明风格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迈锡尼海盗
从一开始，印度文明与希腊文明就存在一个重大的差异。印度的雅利安人一直未出过海，而爱琴海地区最早入侵希腊的人却时刻准备出海，渗透到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并在爱琴海诸岛屿和希腊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从米诺斯文明的考古遗址看，克诺索斯第一批讲希腊语的统治者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的改革，虽然他们的确发展了一种记录希腊语言古老形式的新文字（线性文字B）。但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被毁灭了，这也许是来自以迈锡尼为都城的希腊大陆的一些新兴海盗发动的袭击所造成的。因为此后200年里，一系列海上袭击——也许伴随着更多的和平贸易——把迈锡尼人的船只几乎引向地中海沿岸各地。从埃及先后遭受“海上民族”联盟攻击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迈锡尼的希腊人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公元前1190年左右，埃及人成功地驱逐了最后一批冒险者，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残余入侵者最终变成了《圣经》历史中的腓力士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口上特洛伊城的同样袭击（传统上确定为公元前1184年）成为了英雄主义《荷马史诗》的主题。
城邦
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这些漫长的事业终于走到了尽头。新一轮入侵者、讲希腊语的多利亚人从北方南下，推翻了迈锡尼政权的中心，随多利亚人入侵或不久之后而来的是铁器和通常的政治后果。在迈锡尼鼎盛时期控制战争和政治的贵族战车兵被装备铁制武器的漫游武士部落打败。这些武士集团一直准备迁徙到任何能够找到更好耕地或牧场的新地方。因此，多利亚入侵者继续蚕食，导致许多民族进行第二次迁徙。特别是，来自希腊大陆的避难者乘船渡海，在爱琴海的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爱奥尼亚”，其北部地区被称为“爱俄利亚”（Aeolia）。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当地居民的袭击，希腊殖民地都集中于可以防御的半岛或其他适当的沿海地区。由于避难者（如逃出埃及的犹太人）没有先前存在的领导模式，也没有所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服从的习惯法，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一套可见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定居地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立了最早的希腊城邦。
一两个世纪前，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进入西奈沙漠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在新环境中把希伯来人组成共同体，他制定的法律变成了后来犹太教的精髓。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自治城邦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发明城邦或“波里斯”（polis，后来英语中“政治”一词的由来）这种政治组织，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创了西方世界把政治组织引入领土明确的单位即国家的先河。公民权高于其他人类关系，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印度的种姓原则也许提醒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西方人的宗教归功于从法老统治下逃出来的希伯来难民，那么我们的政治则归功于从多利亚人统治下逃出来的希腊难民，他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并使他们的传统社会理性化，以便在一个新的敌对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这正是在摩西为他的追随者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世纪之后。
希腊大陆城邦优势的发展比较缓慢。半游牧的部落首先必须永久地定居于某块特定的土地上，然后联合周围居民，组成单一的领土单位，以建立城邦。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暴力活动减少，人口增加，土地变得不足，定居农业变成了准则。随着人口定居下来，当地的首领发现，以国王主持的会议来解决争端是简便的方法。当全体成员的会议休会期间，任命一些人管理公共事务、监督国王扩大权力等就是必要的。官员就这样出现了，他们的任期有限，被委以代表性的、随着时间推移被法律明确规定下来的权力。在一些新兴城邦中，国王本身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在另一些城邦中，王位仍然保留下来，由一些特定家族世袭担任。
殖民和贸易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移民海外为那些在城邦内缺少足以维生的土地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政治斗争也鼓励移民，因为失败的一方有时决定到海外寻找适当的土地，建立新城邦。古代移民通常不是个人或某个家庭的事务，而往往是由几百人组织起来的集团行为。集团形式可以提供保护，也可以在蛮族人口中，甚至远至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或爱琴海北部和黑海沿岸的新定居地保留完整的希腊特征。希腊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完全自治，虽然与母邦一直保持着宗教联系。
殖民活动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因为新建立的城邦常常充当蛮族人与古希腊城邦中间商的角色。当少数希腊城邦开始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时，长途贸易获得了巨大刺激。这些都是相对昂贵的产品，需要独特的气候和技术。但是，橄榄油和葡萄酒非常容易用陶罐储存和运输。希腊船只所能到达范围内的蛮族人很快便了解了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们用粮食、木材或其他原料与希腊人交换。显然，葡萄酒商和橄榄树种植者很快就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了优势。为了获得在本地不能生产的产品，蛮族地区的贵族愿意支付高价。因此，与那些在自己的领土内可以生产粮食的城邦相比，他们更愿意为这种立足于商品化农业的希腊城邦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换句话说，只要葡萄酒和橄榄油能够维持活跃的出口，那么人口就能够突破当地粮食供应的限制而增长。
公元前6世纪由吕底亚王国首先发明的铸币是这种希腊经济交换方式的重要润滑剂。普通人需要铜币和银币进行日常生活物品的买卖。的确，在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腊城邦，大部分人实际上不得不购买日常食物，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海运进口而来的。劳务最终也以货币计算——每天需要大量铸币。各种商品，包括土地和税收也需要铸币。
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底层首次在这些城邦中发生，这意味着比以前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灵活。不断上涨的物价促使人力和物力向一定的经济活动转移；物价下跌则把人力和物力从过于密集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物价升降与供求关系相对应，官方通过调节粮食储存和分配而部分地平抑物价。这种灵活性意味着依赖物价网络的希腊人和其他人，都比以前的社会能更快捷有效地应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变化。
以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换取粮食和原料的手段是对后来希腊罗马历史具有根本影响的交换类型。
首先，它使沿海橄榄—葡萄种植地区能够形成较大的城邦，因为这种城邦能够通过进口粮食而自给自足。其次，它把农民作为活跃的、绝对重要的参与者纳入城市商业生活。在中东其他比较古老的社会里，农业剩余产品主要通过经济上不必要的地租和税收形式进入市场。被动和怯懦的农民认为，统治者和城市人口是他们的压迫者和天然的敌人，这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希腊人不是这样。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农民自认为并且也被他人认为是理想的公民，自由地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活动，当干旱季节打断了耕作并使他获得必要的闲暇时，还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方阵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650年，军事战术的一个重大变化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方阵的发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阵形，纵深8排士兵，每个士兵都经训练在行军和冲锋时步调一致。由数千名身披铠甲、行动如一、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冲锋能够横扫战场上的骑兵或敌方的任何其他力量。当这种优势变得明显时，早期城邦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组织和训练公民方阵。任何不利于加强方阵力量的事情都会危害城邦。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发生的奴隶反抗多利亚统治者造成的灾难那样，那么对它的反应将是十分剧烈的。斯巴达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国土的永久保卫者，要求每个20～30岁的公民住在军营里，过军营集体生活。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像斯巴达反应这么极端，但是也没有任何希腊城邦能够发展出一支如此强大的作战力量。其他城邦满足于改革古老的贵族制度，以期集中全体能够用盾牌、头盔、刀剑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公民作为武装力量。
方阵的引入还产生另一个更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每个购置得起必要的铠甲和武器的青年，都必须与年轻伙伴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有效的方阵作战所需要的步调和技巧。速度、力量和勇气只是方阵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每个人必须学会跟上战争圣歌的节拍，以保证方阵在战场上构成的盾牌墙不被攻破。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同一行列的邻伴，因为每个人的盾牌都有助于掩护右边的同伴。个人明显的对武器恐惧会不适宜，如怯懦或跟不上冲锋的步伐，因为对方阵防线的任何突破都将立即带来灾难。
正如每支现代军队的训练军士所知道的一样，与其他人的长期步伐节奏训练具有强大的感情效果。这种努力完全可能激发人类从远祖继承下来的独特的感情共鸣，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起舞，可能是为了表达并同时形成社会—心理团结，因为这是狩猎过程中进行有效合作所必需的。方阵训练的最高目标是实战，这也强烈地激发出人类和前人类集体狩猎经历的激励力量。
也许因为这些人类社会性产生的最基本感情共鸣，所以每个希腊公民和战士能够忍受成功的方阵战斗所需要的长时间训练，承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体验这种冒险带来的残忍乐趣和突然宣泄，他们终生的标志是拥有与其同甘共苦的伙伴相同的深刻社会性感情。这种强烈的感情变成了城邦强大和集体荣誉的基础，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属于城邦，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全体公民体现了自我价值。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只是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方式，希腊城邦能够培养公民，他们通过臣服于共同节奏和要求严苛的政体而获得了特别鲜活的个人自由感。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方阵的引入，希腊人改变了个人行为的理想。在较早的贵族专权时期，个人的自我主张和奢侈消费一般都得到崇敬。个人英勇的功绩，如《荷马史诗》赞颂的那些功绩，和奢侈品的炫耀并肩而来。但是，方阵创造了一种在军事行动中绝对服从命令的标准。这个原则很快也延伸到公民生活，结果态度粗野的、非希腊的、不合礼仪的、生活奢侈的习惯等等，都的确与其同伴明显不合。相互竞争的个人主张被转化为对城邦集体的关心。当然，体育竞赛为个人竞争提供了舞台。这些竞赛在许多全希腊的宗教圣地举行，其中奥林匹亚（我们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由此而来）最著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团结和合作要求良好的公民意识超越个人的主张——至少在原则上，虽然实际上并非一直如此。
城邦在希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城邦文明的特质非常强大并有强制性，几乎希腊文化活动的每个方面都被希腊文明新的主要组织迅速地吸纳并融合进去。通过与公民爱好的无所不包的目标发生联系，宗教、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形成或获得新的重点。对这些希腊生活每个方面进行少许评论，将使它们与城邦的关系更加清楚。
首先是宗教。在多利亚人入侵后的黑暗时代里，每个地方性国王和氏族部落首领都根据其家族和亲信的利益举行宗教仪式。后来，这些传统的宗教活动常常被认为是行政长官的职责之一，暂时由一些高级贵族掌握。这些宗教官员通常不顾他们继承的教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希腊宗教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被认为居住在奥林匹亚山顶、他们从北部带来的众神（类似于雅利安人带到印度的众神）有关的故事，与其他和古代丰收女神有关的故事是互相矛盾的，希腊人到来之前，丰收女神受到人们的崇拜。
德尔菲神庙祭司以及那些自认为并被其他人认为受到神的鼓舞的人，为把秩序引入这种混乱状态而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他企图把各种神话合编为一部连贯的神话。但是赫西俄德和他的先驱、伟大但是从理论上不那么系统的荷马，都无法真正调和众多的矛盾之处，因为这些矛盾是来自两个无法调和的宗教体系。这种逻辑混乱为私人推测世界的性质、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打开了大门。哲学正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宗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普通人和政客并不对传统神话的明显矛盾感到困惑。只要符咒和对每个神祇的崇拜的传统模式相当明确，那么就足以知道，一个神适合一个场所，另一个神则适合其他场所。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当富人互相攀比资助公共崇拜时，大量资金被用于把传统崇拜仪式精细化，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蔚为壮观场面。在这个仪式精细化的过程中，奥林匹亚众神崇拜的因素和起源于希腊的古老崇拜被融合了。在雅典，这是一个重要事件，例如，在泛雅典娜节期间——每年最高的宗教节日之一，盛大的游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象征性地把古代神秘的宗教中心（Eleusisi）与雅典卫城联系起来了。同样，狄俄尼索斯——众神中的新神，在奥林匹亚山上没有位置——崇拜变成了奥林匹亚和前奥林匹亚宗教传统的重要展示机会。正在兴起的城邦用这种实际的方式，通过公共崇拜仪式，有效地掩盖了希腊宗教传统的混乱状况。
艺术，至少那些保存至今的建筑，也主要来自公元前6世纪城邦。修建公共神庙为石匠和建筑师提供了就业机会。为这种神庙建立崇拜雕像，更别提建筑神庙的墙壁和山花墙，都为雕塑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古典时代希腊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公共用途的产物。个人肖像非常不适合那种旨在描绘神和英雄的艺术。但是，人类美的理想类型被提倡，希腊艺术家以自信的风格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理想，这种风格从此受到人们的崇敬。
正是公元前500年后，戏剧的兴起使希腊文学打上了城邦的烙印。在此之前，诗歌创作只迎合贵族的喜好，倾向于歌颂个人的自我夸耀和伟大。希腊诗歌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杰作《荷马史诗》即是如此。荷马可能生活于公元前850～前700年间的小亚细亚；但是他的诗歌描写迈锡尼的英雄，重塑了这个时代大量正确的信息，这些信息肯定被口头传承下来，也许通过游吟诗人。现代考古发现已经倾向于证明，荷马所记载的阿西里斯和奥德赛飘游的可靠性；但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明显包含了时代错讹，这证明诗人生活的时代要晚很多，正如古典时代希腊人一直认为的那样。荷马阐述的英雄主义理想、战斗的猛烈和乐趣，与萦绕脑海的最终失败和死亡不可避免的阴影纠缠在一起，从根本上深入了希腊的生活观念。正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方阵宛如一个人冲进战场一样，受到一种意志的鼓舞和一种凶猛的刺激，古典时代每个希腊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城邦看成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位英雄，很容易被劝说为了集体利益和城邦的荣誉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依靠这种简单的方式，希腊人能够把方阵所要求的忘我精神与荷马诗歌中奉为神圣的古老的、贵族的、自我主张的理想结合起来。为了节制英雄的暴力和放纵的自我主张，并为城邦所用，希腊人的所作所为与以牺牲早期雅利安人的尘世思想为代价的印度神秘禁欲思想兴起所引起的价值观念转变一样突出。
虽然城邦事务安排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少数人对希腊宗教和传统世界观的逻辑混乱感到不满。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其他民族智慧的机会增加了。喜欢探究的希腊人很快便发现，中东的祭司对一些重要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世界如何被创造？为什么行星周期性地停止向前划过天际的运动，反方向运动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上？正是在爱奥尼亚，人们首先面临这种问题，这些问题足以系统地颠覆他们的观点。第一批哲学家通过理性想象，力图解释世界的现象。由于对相互矛盾的神的故事不满，所以他们采取完全忽略神的极端方法，勇敢地代之以自然规律作为宇宙的支配力量。当然，当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力图描述自然规律如何发挥作用时，他们内部也意见不同，他们解释更广泛自然现象的天真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但是，他们用探索性的推理来解释事物性质的意图是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爱奥尼亚人的宇宙概念没有被某些神圣人物的一时念头所支配，而是受到非个人的、永恒的规律支配，而且从此以后从未被遗忘。在后来欧洲和中东思想史中，这种看待事物性质的独特希腊观点一直与古老的、中东对宇宙的有神论解释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特别是思想家，不愿意完全放弃任何一方的观点，力图通过各种争辩，把神的旨意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调和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互不相容，正如爱奥尼亚哲学家从中产生的神话一样，从未取得永久而普遍一致的系统表达或调和。人们一直不得不重新开始形成更满意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因此，这里为后来欧洲所有的思想发展埋下了永不枯竭的伏笔。
的确，近来自然科学的成功似乎已经以完全令泰勒斯（约卒于公元前546年）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吃惊的方式和灵活性为爱奥尼亚的自然规律概念作了辩护。他们仅仅表达了被证明是非常幸运的猜测。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推测，爱奥尼亚人仅仅通过突出城邦紧密狭小的世界在宇宙的位置而偶然发现了自然规律这个概念。因为城邦事实上由法律管理，而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或统治者的一时心血来潮管理。如果这种无形的抽象能够支配人类行为，限制它在大致可以预定的行为方式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自然界就不能存在相似的法则呢？爱奥尼亚人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案，从而为后来希腊和欧洲的所有思想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角色。
城邦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认为希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顺利轻松地适应城邦结构，那么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繁忙的公共世界给个人内心体验留下的空间很小。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表达的为了心灵纯净、为了灵魂得救、为了圣洁的努力几乎全部被排斥。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摆脱这种冲动。通过古代的神秘宗教，通过诸如著名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秩序”协会（约公元前507年），他们力图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当这些努力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时，城邦对每个公民无条件忠诚的要求与追求个人圣洁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秩序”暴风骤雨般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有组织寻求圣洁的人夺取了城邦之后，如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通城邦所发生的，还是城邦的行政官员迫害“秩序”派，如毕达哥拉斯老年时期所发生的，在这个方面，调和的余地似乎是没有的，这是西方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最早例子。
因为这段插曲，公元前500年前形成的希腊与印度制度的根本区别变得明显。印度种姓原则所容忍的松散文化联盟在适应有组织的寻求圣洁者——如佛教僧侣——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相反，希腊城邦对公民时间、精力、感情的独占要求，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共同对手存在。
大量精力被城邦榨取了。希腊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任何早期文明社会都要高，古典希腊文明的灿烂花朵就是其结果。但是强烈的政治关系把不适合人类集团的领土组织的行动和情感排除在外了，并且为希腊城邦之间种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很快便酿成灾难。但是每项成就都会导致其他成就的放弃：正是希腊的巨大成就向它所排斥的事物投射了一束异常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