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力资源
由于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作战方针，而中共面对国民党军的堡垒策略和压迫式战法，选择了留在苏区的应战之路，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消耗战不可避免。对于一场双方在战略上已没有多少悬念的战争而言，战争资源对双方胜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虽然，中央苏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已拥有一定规模，但当国民党开始从战争资源上寻求突破口时，中共占据的一隅之地和有限资源仍然无法真正与南京政府抗衡。中共自己在当时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1]而其高级干部在日后也谈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2]“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3]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南京政府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保证其兵力来源无忧，而中央苏区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中央苏区的人口，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32年上半年，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剿共”军事全面收缩，中央苏区空前发展，据此时中共方面的报告，江西苏区“居民有二百四十五万以上”。[4]不过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从区域角度看，当时整个赣南区域（即今赣州市辖区）人口为200多万，属于中央苏区者占面积一半左右，估计人口在百万以上。同时苏区面积还延伸到赣中、赣东一些地区，这里有数十万人。两者相加，江西苏区人口应在200万人以上。如果分县细加衡量，根据可以搜集到的材料看，江西几个主要苏区县宁都、瑞金、广昌三县苏维埃革命前人口分别为322480、310000、110000人，[5]会昌县215406人，[6]这四个县共有95万多人。但应该注意的是，苏维埃革命开始后，这里的人员变化很大，1932年5月的统计，宁都为204651人，瑞金、会昌均为24万余人，[7]宁都、瑞金均大幅减少，会昌有所增加。红军长征后的统计分别为161240、200000、68000、154404人，[8]仅相当于革命前的50%、64.51%、61.82%、71.7%。以长征后总人数除苏维埃革命前总人数，三县长征后总人数只相当于革命前的60.9%。这些伤亡有些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产生的，第五次反“围剿”前如以80%计，上述四县人数为76万余人。1930年代石城全县人口13.6万余人。[9]于都境内并存着两个县，胜利县人口15.33余万，于都县人口19.1余万。[10]赣县苏区人口近20万。万泰8万人。这几县相加也为76万。再加上信丰（1932年底的报告苏区人口为31300多人[11]）、永丰（苏区、半苏区人口110200余人[12]）、安远（1928年安远县共有人口175720人，1935年安远人口116062人[13]）、宜黄、寻乌、南丰、黎川等部分苏维埃化的县份，将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江西苏区人口定位于200万人以上应属适中。
在江西苏区空前扩大同时，1932年由于十九路军入闽，红军在福建采取收缩战略，闽西苏区面积有所缩小。1933年6月，红军组成东征军入闽，改变十九路军入闽以来红军在闽西的防御和被压缩趋势，苏区面积又有扩大。闽西苏区基本区域为长汀、连城、永定、建宁、泰宁、宁化、上杭、武平等数县。迄未发现苏维埃时期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根据1940年的统计，闽西数县人口是：长汀195000人，连城104999人，宁化121488人，武平152471人，上杭193837人，龙岩136930人，清流56143人，永定166714人，明溪34942人，建宁56856人，泰宁47737人，这些县人口总计1267097人。[14]据1947年的统计，闽西数县人口是：长汀198200人，上杭196188人，永定171486人，龙岩141632人，武平141125人。[15]两个数据比较，相同的县份人口仅有缓慢增长，1940年代初的数据虽可能比之苏维埃时期略高，但还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上述县份除长汀、上杭等外，辖境不完全属于苏区范围，另有部分苏区地域不在上述县份。出入相抵，闽西苏区总人口当在百万左右。闽西苏区的人口数据，还可从区域面积人口数加以推算。闽西地广人稀，1926年人口密度为82人/平方公里，1935年下降到56人/平方公里。[16]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这个数据应该会高一些，以此和闽西苏区万余平方公里的实际面积相乘，得数也在百万左右。江西、福建两苏区人口总计仅过300万之数。[17]
有限的总人口背后，还有不能不正视的人口比例的失调。苏区建立后，经过连年“围剿”与反“围剿”的征战，青壮年资源损失巨大。当时有材料显示，经过累年的输送军队，1933年初中央苏区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8]为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又大举增兵，1933年5月，江西扩大红军26520人，兴国一县即达5638人。5月至7月，总计扩大红军约5万人。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出现重大人员消耗，虽然兵源已十分有限，红军仍不得不继续增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总人数为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扩大6290人，9月扩大5868人，10月扩大2214人，11月扩大1958人，12月至1934年1月扩大23258人；1934年2月扩大5865人，3月扩大3344人，4月扩大2970人，5月扩大23035人，6月扩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扩大2457人；其他扩大5467人。[19]这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等，除去不能参加红军的地主、富农及病残人员，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临川、南城、南丰等县壮丁人数均不及全体人口的20%，南城只占15.49%，[20]这些只是苏区的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的比例更低。兴国第二区第一、二两保共720人中，壮丁只剩下67人。兴国第二区原有3万人，红军长征后统计只剩1.3万人。[21]这其中，固有些是逃亡未归者，但大多数是由于军事、政治因素的减员。瑞金、兴国等县仅在后方充任夫役人员死亡数即达百人以上，其中年龄最大者为64岁。[22]
毛泽东1933年底在兴国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23]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征发人员的极限。当然，长冈和才溪是先进乡，不完全反映苏区大多数地区的状况。更具普遍意义的数据显示，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红军家属的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24]石城全县人口13.6万余人，其中参加红军者16328人，[25]这在苏区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宁都全县人口273652人，[26]其中男性138779人，女性133872人，有56304人入伍，参军比例达到全体男性的40.58%，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苏区最宝贵的人力，同时繁重的夫役负担对留在后方的农民和干部也是沉重压力，像福建寿宁县就有“赤卫队一千多人脱离生产”，导致“农村破产（无人耕田种山，粮食恐慌）”。[27]宁都“固村、梅江发生不去当运输的打他的鸡子，竹窄嵊、丸塘乡用捆绑的办法，东山坝，特别是洛口，不去当运输的罚苦工，禁闭；城市、洛口无力担扛的抽担架税，出二毫三毫十毫不等”。[28]好在苏区妇女许多都是天足，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任务，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运粮食，抬担架基本上是妇女”。[29]
青壮年男子基本离开土地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30]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更多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31]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主要因劳动力缺乏，苏区出现大量荒田，长汀水口1932年间“一个区荒田有五千七百担”。[32]1934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80万担，“单在公略一县，就有二十八万担”。[33]胜利等县的统计数字也相当惊人，到1934年6月，没有莳禾的田地“胜利有三万四千余担，万太有二万五千余担，洛口吴村区有一千五百余担，博生梅江区二千余担”。[34]
由于后方劳动力缺乏，苏区中央制定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有些地区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被迫弃耕。1934年春耕中，“全苏区大约有二三万担红属的田荒芜着（瑞金全县红五月底止，约有二千七百余担田未莳）……原因除了当地耕田队的消极怠工以外，有些地方确实是因为劳动力缺乏”。[35]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36]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37]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38]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39]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40]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不断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红军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41]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计划的20%。[42]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43]“太雷县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35人，而省队部规定它发展到8千人。后来龙岗、石城也发生同样现象。”[44]这种屡屡出现的发展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状况，当然绝不能仅仅用所谓工作失误解释。
一方面是前方需要大量补充，另方面是后方已经罗掘一空，扩红难免不陷入强迫命令的窘境。于都军事部长陈贵公开说：“不用绳捆，有什么办法扩大红军？”[45]对普通群众，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46]宁化县扩红时，强迫成为主要方式：
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47]
扩红的压力使各级干部日子也不好过，许多干部因完不成任务遭到各种各样的处罚。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48]江西“龙岗少共县委宣传部长到一个支部去开会，什么都不说，只一声命令，支部书记限三天完成突击，否则杀头，结果这个支部书记找不到出路吊颈死了”。[49]扩红中出现的问题，张闻天当时就有充分的注意：
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绑起来不可……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常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50]
可是，在军事紧急而人力又严重不足的状况下，要保证前方的兵员供应，巧妇又如何能奈无米之炊。
普遍存在的强迫扩红大大影响了红军的素质。在扩红过程中，为完成指标，地方经常是“胡乱收罗”，各地扩红“很少注意对质量的选择，只是为着凑人数乱拉，以致扩大新战士，妇女小孩要占五分之一，甚至有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51]于都工人师征召的三千人中，老人、孩子有122人。[52]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兴国模范师成立时，5161人的成分为：成年占65.8%，青年占34.2%，上了岁数的成年人占大多数。[53]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扩大红军567人，其中31岁以上的120人，18岁以下的86人，两者相加占总数的40%。[54]这一比例随着苏区的不断扩红还在增高。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30～40岁之间。[55]这些人多已有家累负担，体力也不如青年人，以其为主组成的军队，凝聚力和作战力无法不受影响。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来不及必要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国民党方面资料记载：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有些新兵“仅训练六天，即被解到前方，补充、参加作战”[56]。蒋介石则观察到：
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57]
中共方面有关记录也不避讳训练不良的事实，高虎脑战斗中，战斗在前线的红三军团四师新兵众多，“许多人还不会投掷手榴弹”。[58]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在部队发生逃跑问题后也总结道：“干部太差，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红十三师战斗力应属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59]由于缺乏训练，“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60]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这使本来就异常缺乏的人力供应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苏区中央又于1934年9月提出一个月内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61]面对这样奇高的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除强迫命令外实在难觅他路，而这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在红色首都瑞金已有“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2]对于一个在群众中生存的政党和政权，这样的现象出现，真可谓是几多伤心、几多无奈。
（2）物质资源
中央苏区大部分位于山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近代工业很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多以苏区出产农产品换取。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后，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露，许多当年曾在苏区者都能回忆起苏区物质资源的困窘局面：“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63]这其中，莫文骅的两段回忆颇为生动：
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已经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
一次，我师有一位连长在防御前沿阵地趁黑夜偷越警戒线，企图逃跑，哨兵发现后，立即令他站住，他还算听话，没有继续越界……保卫干部把那位连长押到师部，我亲自进行审问：“你是起义过来当红军的，由士兵升为连长，组织很信任你，现在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为什么要逃跑？”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后难过他说：“我并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出事情的经过：“前天早晨，我召集全连战士训话时，有几个战士指着我的裤子笑，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裤裆破了，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万分羞耻，急忙解散队伍。晚上，睡不着，认为自己不好再继续担任连长了，便决定逃跑。现在冷静一想，真是罪过，后悔莫及！”对这位连长的问题，本应按军法严处，考虑他为革命立过功，且态度较老实，认罪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发给一条旧军裤，送他到后方服刑。[64]
苏区物资的困乏局面，实行封锁的国民党方面自然最乐意看到。早在第五次“围剿”之初，他们就报告：“匪军缺乏食盐棉衣等物，逃亡甚多。”[65]随着“围剿”的进行，其封锁效果日益显现，国民党军报告中明显可看到幸灾乐祸的成分：“我方封锁匪区以来，匪方对于生活和给养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难，现于俘匪的鸠头鹄面，衣不蔽体，这已是一幕活写真了。”[66]
就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而言，粮食和油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属于粮食略有出超区域，而闽西地区粮食则为入超。不过，赣南的出超有限，且建立在当地农民节衣缩食——“乡间多用杂粮佐餐”[67]上，基础不是十分牢固。清人曾写道：“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68]福建是缺粮省，缺粮差数达30.3%，闽西也属缺粮地区，时人有言：“闽西、闽东又多为贫瘠之区，米谷产量甚少，人民素赖甘薯为主要原料。”[69]不过，更加具体的材料则显示，闽西缺粮尚不十分严重，正常年份下，勉强维持平衡尚有可能，下表显示的是1935年闽西苏区主要地区所在的第七区稻谷产需状况：
福建省第七区二十四年各县收获稻谷数目及盈亏概况表
从上表看，以盈亏相抵，第七区粮食总体尚略有盈余。当然，1935年是粮食生产偏好年景，该区人口又大幅减少，不一定有足够的代表性。正常状况下，闽西地区粮食略显不足的判断应可成立。
赣南、闽西成为统一苏区区域后，这里的粮食供应从原来并不宽裕的状况转为紧张。尤其军队急剧增加，大批人员涌入，战争及土地关系的不稳定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使得粮食问题愈益凸显。
祸不单行，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加上政治变动及战争的影响，粮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苏区各县粮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长胜为76%和75%，最低的兴国、瑞金、万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虽有增加，但仍未恢复到苏维埃革命前的水平。苏区建立后不久，就出现缺粮问题，部分缺粮严重地区如富田春荒时“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始严重缺粮，陈云在1934年间谈道：“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72]当时，“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如博生城市与赣县、兴国个别区乡），甚至有因为粮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县有个群众吃药自尽。在兴国黄塘区因为两升米的问题，一个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粮食恐慌不仅出现在苏区辖境，国民党控制的赣南区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陈济棠曾向蒋介石转呈余汉谋的电报：内称“赣南米荒，因无食而吊颈投河者日有所闻。至金坎、快顺、崇义一带均食泥饼，此泥饼亦售六百一斤，职尝之为香粉饼。现虽已派彭李两团到万安掩护谷船来赣，但以水浅每日只行十里，须月余才能到达”。11月，又报告：“赣南今秋水旱失时，晚稻收获仅及往岁十分之三。”[74]可见这一时期灾害确实是影响赣南地区粮食供应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