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革命开展后，中共犹如横空出世，在结构松散的中国农村，建立起一个紧密的、具有有效组织及动员能力的社会体系，令其对手方不能不为之折服。抗战开始后，谢觉哉以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身份在兰州活动，与国民党人接触时，听到国民党人的感叹：“到警署晤马志超局长。马参加过剿共，很惊异苏区群众组织，他们派的侦探，不能进入苏区五里路。”[236]
国民党人说到的中共的民众组织，的确是中共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最好见证。当时有关调查提供了苏区组织的一般状况，工作偏于中上的兴国高兴区调查数据是：“高兴区是兴国县第二等先进区域，虽然比上社区、城市区较差些，然而一般的还算好。这一区有两万零七百多人口，平均男有一万多人，女则不到一万人，党员1026名，团员989名，赤卫军全区有十四连（每连120人），共一千七百多名。工人、雇农不少。少先队有1300人，内有妇女九百多人。儿童团员有2748人。”[237]数据显示，党员和团员分别占到总人口的近5%，参加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的民众占到1/4强，这是一个以党员为基干，各种民众组织为补充，层层相连、递相推进的组织体系。
反映着中共广泛动员民众的目标，中央苏区民众组织众多，包括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反帝大同盟等，其中，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最受重视，这是由苏区处身战争环境所决定的。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提出组建农民武装问题，要求在新开辟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由乡到特区各级指挥机关，隶属于各级苏维埃的军事部）……赤卫队不但可以代替农会的作用（团结群众），并且加了一层‘武装起来’的意义”。[238]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县发布训令，指示苏区“各县或几县成立一个红军补充团”，同时“立即普遍的发展和成立城乡赤卫军”，[239]以此作为广大群众的武装组织和红军的补充队、后备军。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要求各县“赤卫军每区成立模范营，每县成立一个模范师，以统一指挥。不仅是随时集中配合红军行动，巩固和发展苏区，并作赤卫军下级的干部训练地方，和准备到补充队和直接到红军的积极分子组织”。[240]
苏区群众武装组织体系严密。每个省都成立统一领导、指挥地方武装的军区，直辖数个独立师和军分区；每个县均有独立团，几个县合组为一个军分区。军区的独立师和军分区的独立团作为半正规性的地方武装，具有一定战斗力。各县除独立团外，还有以保卫地方为主要任务的非正规性军事组织，边区县有警卫连、营和游击队，腹地县有赤卫军。此外，县、区、乡尚有半军事性的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苏区武装形式形成一个有机链条，既可以帮助保证武装力量的人员供给，又可以在持续的战争状态下，以强有力的军事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更重要的，如论者所言，这一制度：
将一村一乡的自卫队，联结为一张遍及苏区的大网，将历来难以守卫自身利益的个体农民，联结为一股股有组织、有指挥的武装力量，从而在地方武装中赋予了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社会意义和战略意义。完全反映了这种思想的苏区地方武装建设，在苏区社会创建和中国革命发展中，首开人民武装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241]
苏区地方武装的成员几乎包括除老弱婴幼及阶级异己人员以外的所有群众，涵盖面居苏区社会各种组织之首。以性别分有男、女赤卫队；以年龄分，24岁至50岁者加入赤卫军、赤卫队，16岁至23岁者加入少年先锋队，8岁至15岁者加入童子团。从地方武装所占人口比例看，如兴国县长冈乡，赤卫队年龄段男子全乡共66人，除乡政府主席、文书及重病残疾者共20人外，共余46人全都加入了赤卫队；全乡女子246人，除病残的26人外，全部加入女子赤卫队；全乡101名少年先锋队年龄段的男女，也仅有病残的15人未入队。据江西省1932年的一个统计，“全省赤卫军的组织至少有二十五万，连半军事性的少队组织至少有五十万”。[242]大多数赤卫军和少先队建立了经常性的军事操练和政治训练制度。赣西报告：“群众的军事训练有相当好，特别是少队童团要好些。有一次少共举行西路少共童团总会操（期在五卅），永新、安福西区团江区等都有少队童团比赛起来，确实操得整齐特别精神好，动作也操得十余种，尤其是儿童团操得更好。据说赤军较少队还要逊一着，在政治测验童团也要好”。[243]兴国、赣县、胜利、上杭等县的许多区，涌现出赤卫军模范营，能够直接参加作战并能调到别的地方配合红军或独立师团作战。1934年4月28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公布群众武装统计结果是：赤卫军人数共266345人，少年先锋队共157149人，模范赤卫军共55695人，模范少年先锋队共36273人。[244]
对苏区群众性武装的作用，毛泽东曾代表苏维埃中央予以高度肯定：“他们之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245]作为对手方的蒋介石对苏区的组织状况也颇为艳羡，他在对属下的讲演中称赞苏区：
政治组织和民众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匪区的民众，他们都尽量的组织并武装起来，成为各种的别动队，如赤卫队、慰劳队、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等都是，他们因为组织比较来得普遍而严密，所以民众生活能军事化，一切行动能够秘密灵敏。尤其是他的侦探来得很确实、很快速，通讯网递步哨号炮以及其它种种侦探的标志和手段，统统都能奏效。其实他的侦探和通讯联络的方法，譬如放几个号炮，摇几下红旗子，都是极简单的，但是因为得力于组织的严密，却能格外迅速确实而发生很大的效用，使匪区民众和他们伪政府匪军，都能协同一致动作。[246]
蒋介石上文中说到的通讯联络方法，康泽曾有详尽的报告：“伪军于驻地各村庄设立通讯站，预于两站之间择定置讯处所将信筒埋于砖石下丛草中，利用老幼妇女假装出外工作辗转传递极为敏捷。且不易被人察觉。伪军侦探多使用老人幼童妇女，活动时各备划有痕迹之铜币信件为的号，其携带信件常缝入衣裤或折于袖口上。”[247]在当时通讯条件不发达的状况下，这样的讯息传递方式可谓巧妙，而民众参与其中，如果没有精密的组织及发自内心的支持，都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证明苏区组织严密的具体事例不胜枚举，当时报刊记载苏区查验路条的情况：
有一天早晨，我在离于都城不远的麻油坑地方经过。那时天色才黎明不久，路上行人还很稀少……突然，尖锐的问话传来：“同志，有路条么？”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青年女同志。我回答她：“我没有路条。”“你没有路条，不准通过；我们要把你扣留起来，送到乡苏去。”她一面说，一面前来检查我。……最后我把介绍信给她看，因为她不认得字，连忙叫男同志来看，一个同志看了还不算，再给第二个同志看，证实了才准我通行。[248]
总的来看，这一套控制体系设计非常严密，国民党方面相关调查谈道：“边匪地方，以五里一哨，中心区域，则十里一哨。对于盘查，十分认真，如无匪区县政府之路条，则行扣留。凡是群众行动，必须有高级军事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并于每月终，由县军事部派人检查各区步哨一次，各区军事部，每十天须派员检查一次。”[249]“民众之往来均须有路票始能出入，管束极为严密。若开民众大会即由代表率领前去。”[250]
当然，习久成疲，苏区步哨虚应故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我于3月6号，由博生到太雷做突击工作，经过一百余里的路途，不曾见有一个步哨，最后我由太雷县委于10号出发经日车，到龙岗区的一乡，才见一个步哨。这个同志在店内问：“同志有介绍信么？”我即答复：“没有。”他说：“没有过不得。”我不去管他，他就坐在凳上，再也不问我了。我走过以后，我到回去问他：“同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答：“放哨呵。”[251]
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党方面材料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估计甚至要高于中共本身，这一方面是对对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缺陷的明确认知；而对中共而言，承认并努力发现自身的不足，正是其继续改进、提高自身的重要动力。
作为权力结构深入乡村、社会动员能力空前强大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有能力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比传统社会更多的作用。苏区专门成立互济会，负责展开互助救济，乡设委员会，村有负责工作的主任，下再分小组，互济会成员包括大部分苏区民众，每人每月交会费一个铜板。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的调查记载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社会救济状况：
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252]
这些救济活动虽然琐碎，但对患难中的乡民意义却非同一般，有助于增进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不过，作为群众性组织，互济会的活动也有尴尬之处，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253]另一方面，当互济会真正发挥作用时，由于其和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又发生“苏维埃召集群众会议而群众不到会，互济会召集会议则多数群众到会”的情形，导致地方苏维埃政权“简单的将互济支部取消”。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的结果都导致互济会空心化，使其“组织上失掉一个下层系统，一切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同时上层机关庞大，找不到实际工作去干，成为机关运动的形式”。[254]以致有些地区互济会“对于救济工作根本没有做到，因此，群众对互济会的经费由怀疑而发生不满，甚至说互济会是捐税机关”。[255]更有一些地区互济会出现侵吞现象：
募捐手续，不能用宣传鼓动方式，仅采取摊派式的要群众照数缴钱的办法，而收入支出之数，又不能按月公开宣布，其中浪费、滥用、舞弊都在所难免。兹仅据修水一县的互济总会报告，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十月共收入银洋八千六百四十多元，其中用在救济事业方面的只有一千七百多元，用在伙食、零用、办公、长驻救护队等方面的，达到一千九百多元，此外是县委挪用一千多元，县苏挪用三千多元，尤其是私人挪用一百五十多元，竟有半数（七十多元）无从收回的。[256]
可以看出，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间还有一段距离。
对苏区内部一些游离力量的改造、重组是完善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闽赣两省游民众多，据1930年苏区有关文件的分析，游民无产者包括多种从事“不正当职业”者，具体有：盗贼、娼妓、兵痞、戏子、差人、赌棍、乞丐、人贩子、巫婆等。对这些人，中共采取改造为主方针，相当一批游民在苏维埃革命中分得了土地，生活习俗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有的还进入苏维埃政权。如兴国永丰区共有游民90多人，他们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257]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流民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苏区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会匪问题就颇让人伤神。闽赣两省会党、土匪活动频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及闽西会党组织和土匪尤为活跃。据中共方面估计，闽西各地游民“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258]比例相当惊人。这些游民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匪难以分开。赣南、闽西山高林深，宗族组织强盛，这些都便利于土匪成形，民国以来中央权威混乱、地方控制软弱，又为土匪大规模孳生提供了条件，所以，民国年间，这里土匪活动一直旺盛。地方政府常常抱怨对土匪“地广山多，林深将密，包围搜捕，两穷于术。”[259]
按照中共在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理解，会党属于游民无产者的一部分，因此在早期的暴动中，发动会党参加是暴动的重要一环，中共文件指示：“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二、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260]国民党方面观察：“江西为洪江会策源地，八十一县，几无一县不有洪会机关……赤匪知之，遂利用洪匪为内奸，标语欢迎洪家兄弟，互相勾结，与匪打成一片。凡赤卫军梭标队皆以洪江会匪充之。盖今日之所谓农匪，无一不是洪江会匪也。”[261]蒋介石也曾要求各地对“会匪曾扰害人民或勾通赤匪查有确实证据者，并仰按名拿案，尽法查办，以资儆惕。其有确被裹胁或盲从附和者，得勒令缴出票布，从宽免究，予以自新。务期境内永无洪会之非法团体与洪会之匪徒”。[262]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会匪作为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权必然发生冲突。中共针对会匪制定了很多政策，并采取措施要求“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路线，号召被欺骗压迫误入刀团匪的份子回来分田，而且要在群众中详细解释”，[263]但面对不断到来的“围剿”，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精力彻底解决会匪问题，会匪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而且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一部分地主出身者铤而走险也加入到会匪行列。1934年前后，由于苏维埃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更客观上壮大了会匪队伍。当时在苏区的一些山高谷深地区，会匪活动尚很猖獗。福建长汀有“李七孜、曹丰溪、马贤康等十余股零星残余团匪土匪……四百多枝枪”。[264]广昌县苏国民经济部部长郑会文“去年讨老婆受了大刀会匪首领的贺礼二元，后来他的老婆被另一部分大刀会捉去”，[265]刀匪的胆大妄为非同小可。1933年在红军总政治部教导队学习的肖光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
总部和前委在建宁时都驻在一起。记得建宁地方大刀会较多，红军站岗怕他们来摸哨，有一个晚上，我在城墙边站岗，看到一团黑呼呼的前来，叫了口令没回答，认为是大刀会来摸哨，就开枪打，一看是打死了一条牛。教导队只好给群众赔了钱。[266]
中央苏区地方政权及武装和土匪的较量一直延续到中央红军的撤离。1929～1934年10月，宁都县的赤卫队和游击队等与地主武装、靖卫团、大刀队等有过200多次战斗。[267]土匪武装不仅仅消极躲避以求生存，时有主动挑衅，福建泰宁“大刀会经常下山袭击我们的机关或者在中途打我们的埋伏……泰宁每个区都被袭击过，区委大部分牺牲了，朱口区有一次被包围，只剩下一个同志，其它都牺牲了”。[268]赤白边境地带红军后方运输也是其骚扰对象：“东方军兵站线，由建宁经大田市、新桥、下南、上关、飞鸢或纸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269]甚至对红军大股部队也展开袭击，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出发进入福建山区后，就常常遭到大刀会袭击：“这些家伙，用朱砂涂成大花脸，红花绿袍，身上贴着鬼符，张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吓人。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悉，一会儿漫山遍地都是，敲锣打鼓偷袭我们，一会儿几乎全不见了。”[270]
刀匪的活跃，其实还提示着中央苏区的另一种现实，即在崇山峻岭、村庄散落的赣南、闽西地区，即便像中共组织力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短时期内也有力有未逮之处。当年红军的日记记载，1934年红九军团在广昌的头陂时，到离头陂20里的一个村挑土豪的存谷，头陂周边百里此时都是红色区域，该地理应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但日记所载挑谷经过是：“侦察员先进村侦察，武装部队随后跟进，严密警戒。那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村里多系老弱妇孺替他们管粮仓，地主豪绅都搬进了大城市，所以运谷很顺利。”[271]苏维埃革命数年后，在已属中央苏区核心地区的头陂，还有大量的土豪存谷，而从红军进入该村的状态看，该村和革命几乎尚处于绝缘状态。这样的事例的存在，再次显示着一旦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事态总会比想象的更加复杂。虽然这并不足以动摇对苏区组织基本状况的判断，但却提醒我们，许多原则性的结论后面，或许都还存留着更多可能出现的丰富细节，历史的弹性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