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混合宪制以习惯法为根本，数百年来一直是英国人自豪感的源泉。早在玫瑰战争时代，福蒂斯丘爵士就说过：“在英格兰王国，不经三个等级的同意，王不制定法律，也不向他们的臣民强征捐税。”[1]他断言：英格兰宪制之所以优于（以罗马法为根本的）大陆绝对统治，原因就在这里。[2]无疑，这是理查二世时代宪法斗争的余音。随后，兰开斯特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国会黄金时代。在十七世纪内战前后的宪法斗争中，爱德华·科克爵士又一次重申古老混合宪制的优越性。[3]随后，光荣革命开创了第二个国会黄金时代。在立宪君主制政治习惯（The Convention of Constitution）的鼎盛时期，大卫·休谟将英格兰宪制与罗马宪制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是各等级共治的混合政体，而且都以习俗成例的自然生长、而非人为立法为基础。[4]
直到十八世纪末，维护混合宪制、普通法（习惯法）、国民自由与特权（Liberties and Privileges）几乎就是一回事。这些宪法理论都以封建欧洲既存的政治资源为默示前提，然而这种资源既非普世存在，也非永存不灭：
“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二者对于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十分重要。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5]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 （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状态，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6]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7]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8]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 constituenal 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家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9]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政治参与范围日益扩大、政府的管制范围日益扩大，尤其是公共事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距离“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种封建骑士的理想越来越远，两种理性、两种启蒙最后必然分道扬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从创制立法权不断压缩私人空间的趋势看出人民权力危害个人权利不亚于君主，转而与保守主义者合流；民主主义者从个人自由妨碍社会工程、私人产权妨碍社会福利、司法形式主义妨碍人民绝对主权的现实看出：混合政体和个人自由的古旧理想[10]正在成为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转而为社会主义者开路。
十六世纪，英国宪制屈服于绝对君主制理论新潮远比欧洲大陆更迟缓、更不彻底。十九世纪，英国宪制屈服于单一人民主权理论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较之十四世纪和十八世纪，历史潮流显然已经转向相反的方向，时代趋势仍然向侵蚀混合宪制的方向移动。这一次，民主与民族取代王权或教权，成为主要的侵蚀力量。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国民（people）一词才开始集中了民主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这个词几乎就是纳税有产阶级的代名词。[11]这个阶级的人数约为八十万，接近于英格兰成年男性人口的六分之一。从爱德华·科克爵士时代的1621年国会到1832年改革，英格兰选民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从布拉克顿到阿克顿勋爵，宪法理论家谈论的混合宪制就是国王、贵族（含教会长老）和上述纳税阶级的共治。真正的穷人既不能像贵族一样作战，又不能像国民一样纳税；虽然身在王国地理范围内，但不在王国政治共同体之内。
法国大革命猝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逻辑：邦国存亡从此系于全民组成的群众性大军。封建宪制建立在贵族骑士对政治共同体的保护义务之上，有产者分享权力的合法性系于他们的筹款能力。一旦雅典式群众大军卷土重来，无产者血税的分量压倒了有产者的金钱税，雅典式普选制和人民主权也就不可避免。从1789年到1918年，欧洲所有邦国都走完了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路程。国民（people）的定义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其实，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政治共同体仍然只包括居民的一小部分，欧洲就会仍然只有地方主义、没有民族主义。从邦国到民族国家的道路和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道路是同一条。
法国以跳跃—倒退—再跳跃的方式走完了这条路，英国以小步慢走、持续前进的方式也走完了这条路。我们无须多谈1832年、1867年、1885年的议会改革如何在两党竞争性推动下完成，约瑟夫·张伯伦如何将俱乐部式贵族政党改造为企业式群众政党；只需要注意：普选化加强了，或者不如说创造了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纽带，也就扩大了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鸿沟。在此之前，无产者与各邦的关系近乎观众与演员；各邦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近乎不同板球队。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战争升级，直至世界大战和总体战，都要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财政保守主义（以及英镑光荣的二百年恒定币值）的灭亡、福利国家（以及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进展、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都是这条道路的自然结果；或者不如说，是混合宪制蜕化的不同侧面。
战争是制度创新之父，广义的武器制造业与人类文明同寿。然而作为政治-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军事-工业工同体大体上是产业革命与民族国家的产儿。吊诡的是，产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于此道颇为落伍。大陆列强军-工共同体在法德斗争中成型数十年后，王牌大国才极不情愿地走上同一道路。有此差异，不能不归因于维多利亚朝自由主义者忠于其基本价值观，对军-工共同体隐含的国家机会主义性格戒心极深，视为可能侵犯盎格鲁传统自由的一大隐患。然而，军备竞赛的残酷性已经不能容许（任何不能支持巨型常备军及昂贵军械开发生产的）古老自由完好无损。军工一体化、财政社会化、政治大众化构成环环相扣的洪流，不容回舵。如何保证大众民主化无碍于传统自由，巨型常备军不危及立宪政府，军-工共同体不毁灭自由企业，这是一项整体性的任务，一项前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式任务。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宣布这项比解散克伦威尔新模范军更为艰难的任务业已圆满成功时，他有理由自鸣得意。
色当为欧洲换了一个男主人，也就宣告了滑铁卢与维也纳体系为大英帝国提供的战略安全期已经接近尾声。最终决定因素在于：工业革命循其自然之势，已由不列颠列岛向全世界扩散。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长期折磨国家的政治动荡，迅速回到柯尔贝尔主义以国家干预促进军事-工业发展的老路上来。巴黎战略家运用拿破仑的记忆和拉丁大家庭的发明，流露出廉价击破七海霸权的古老诱惑，唤醒了曾被纳尔逊驱散的布洛涅大军带给拉芒什海峡的恐怖。然而，真正的噩梦还要等到老家长维多利亚去世才会开始。这时，表兄弟特德和威利分别登上温莎和波茨坦的宝座，费希尔与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得以大显身手。不过，这一次在帝王和军人的背后，站着旭日东升的摩洛克（Moloch）巨神——普选制-大众民主-群众性民族主义。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因此悲叹：弱势政府正在受到强势民族主义驱动。斗争不再是王室、贵族之间的费厄泼赖式竞技，而是全民族与全民族之间“胜利或毁灭”的总体战。永别了，金锦原的豪侠义烈！永别了，绅士贵族的欧洲！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骑在世界精神的骏马上，日耳曼的组织天才通过军事-工业共同体发现自我，势将一雪洪堡与拿破仑带来的西方文化入侵之耻。强大的劳工组织应验了倍倍尔对铁血首相的预言：社会主义是军国主义的预备学校。德国自由主义在左右两线夹击下，像她的保护人弗雷德里希·威廉太子一样短命。斯宾塞与穆勒的英国站在自由主义历史抛物线的顶点；公学男子汉对“不受律法的下流人”（吉普林的诗句）满怀鄙视与厌恶，注视这头怪兽的成长。厌恶，是的；但不是逃避，英国的骄傲就是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事情。
1884年格莱斯顿改革为“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的有产阶级选举制钉下了第一颗棺材上的钉子，此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自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军国主义的大门自此打开，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难以否认：正是大众民主扮演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角色，以善心铺平了通向世界大战之路。风云人物费希尔（此刻不过海军上校，朴次茅斯海军炮术学校司令官）正是在这一年初试牛刀，为伍利芝兵工厂的设备更新大上条陈（一切开支归于以大众民主分水岭而名垂竹帛的《1884年格莱斯顿预算案》）。不过，维持伍利芝兵工厂与民间企业的公平竞争仍是他的基本初发点，法德两国的战略家大概不会受这样明确的价值偏好牵制。
以皇家海军为例，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费希尔军工体制对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及对公平竞争理论（即1886年承诺：海军军械局有权向私营厂商购买任何产品，只要比皇家兵工厂交货更快或保价更廉。此时的海军军械局长正是费希尔本人）的留恋可以说为英国免疫了一切分利集团中最危险的一种。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承诺为初始条件敏感性[12]、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活证据，奠定了私营军火商对皇家兵工厂的长期优势。由于战舰装备代表了当时的高新科技，巨型后膛炮、炮塔及其他复杂设备无不需要巨额预付资本，大规模技术升级需要研发基金——风险投资尚不计入，以规模经济保证利润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皇家兵工厂以本国政府为唯一买家，市场天然狭窄，不能推行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应上扬，不能与那些（不爱国地）为全世界市场生产的民营企业作有效竞争。此类劣势尚有循环扩大之势，海军当局日益倾向于简捷而可靠地购买阿姆斯特朗公司或维克斯公司的现成产品，不乐于拨款等待皇家军工厂缓慢、昂贵而不可靠的开发项目。其结果，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军事技术革命与皇家军工厂无缘。于是，1886年游戏规则为皇家海军与民间企业的长期合作模式确定了轨道，从此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国有重工业利益集团挟制国家命运的乌云又一次远离北海，飘向欧亚内陆。
伍利芝兵工厂与皇家海军造船厂仍然为军备升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很少进行重大技术革新。极少数的例外，如怀特黑德的自行鱼雷，是在发明者已经完成研制工作后，出于爱国心将发明奉献给陛下的海军部，才交由伍利芝生产的。倘若发明人援引专利法，自组公司生产，或高价售予民间企业生产，伍利芝也无可奈何。事实上，大多数发明家都作了后一种选择，如同名机关枪的发明者马克辛爵士及其公司。与常见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词接管私营企业相反，一再出现政府军火专家弃官下海自制军火或投入私人军火公司任要职的场面。如海军上校阿斯特利·库柏·基爵士成为新建的诺敦费尔德公司董事长，海军上将柏西·斯科特爵士将业余发明出售给维克斯公司，海军上校安德鲁·诺布尔投入阿姆斯特朗公司，最终升任该公司领导人。此类行为模式在某些国家必然引起叛国罪审判，尤其是上述私人企业经常将新式武器售予外国，包括那些对英国远不是友好的外国。然而在英国却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使得军方获取新武器的速度比自行生产更快，在研发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角色的授意技术尤其有赖于此。
所谓“授意技术”，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军方为私营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证，军方技术专家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体要求，由公司工程师自行设计，公司自行生产。因而就结局而言，发明是有计划的。战略与战术计划决定了武器发明而不是相反。高风险、零星产生的个人发明家模式显然不能因应全民战争的需要。随着开发成本锐升，发明家日益让位于集体发明流水线。速射炮的发明就是这一模式的例证。费希尔的密友瓦瑟尔对这一武器设计起了关键作用，而最终成品的改良有赖于诺敦费尔德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竞争。军方专家完全可能独立完成最初设计，但皇家兵工厂很难做到两家私营公司为争胜而实现的多重改版。仅在1894—1914这十年时间内，皇家海军舰只的航行时速提高了一倍以上，为费希尔体系作了极为有利的证明。
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目填补漏洞。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很难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富人为原则的歧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置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倾向。1911年8月18日，上议院对劳合·乔治提案的否决被推翻。此案自身就创造了一项新的成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了，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漏。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向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义世纪不待外敌，自身已是油尽灯枯了。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13]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满意地回忆：大家原先争论无畏舰该造四艘还是六艘，妥协的结果是决定造八艘。（《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有这样喜出望外的妥协，皇家海军仍需挣扎着维护横行七海四百年的“双强标准”，这一标准（皇家海军必须超过第二位及第三位海上强国海军实力的总和）原本只有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才能从容支持。无畏舰计划为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提供了等待已久的大礼，社会民主党（主张只能支持针对俄国的陆路国防经费）以外的一切政党高唱《德意志至高无上》，团结在以霍亨索伦皇室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大业中。英德造舰竞争毁灭了极有希望的1905年张伯伦英德协约，欧洲的平衡者在自己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投向《致命盟约》（法俄同盟），零和游戏开始了。随着列日的巨炮轰鸣，爱德华·格雷勋爵叹道：欧洲的灯光熄灭了。然而，军部专家与他们的工业家伙伴坚信：由于他们的努力，英格兰从未如此强大、如此高效、如此严密、如此先进。他们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卓著，新的大战才会前所未有地残酷、前所未有地恐怖、前所未有地彻底、前所未有地痛苦。自共和罗马亡后，欧洲不知道全民总体战已经两千多年了，人们心目中的战争仍然是绅士的战争。然而，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的丁男，或者说整个民族将高唱凯歌肥沃佛兰德的泥土，罂粟红花将永远伴随破灭的希望、虚掷的精华。公学绅士不再是英格兰，欧洲不再是世界，人类不再是文明人，自由主义也不再是未来。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到处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既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技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德国的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的军工建设。在英国，阿斯奎斯体现的贵族自由主义败给了劳合·乔治体现平民民主主义；但国会绝不放弃最高权力。英国的计划经济重点在金融。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直到美国接替她的负担，她充当盟国的银行家，都是最为胜任和愉快的。即使在军资供应最为紧张的1915年，新成立的军需部仍不乐于改变费希尔体系的军-商关系。主要的改良仅限于扩大劳动组合在军需生产中的作用（1926年罢工委员会与抵制罢工的志愿服务团都以战时协调为模板）。结果，盟国兵工厂的任务反而落在农业法兰西身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甘当配角的英国。贵族在棺木中，自由主义在担架上，但立宪政体依然健在，新锐的群众民主与过去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一样保守，这里仍然有英格兰。
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还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铁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们业已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十九世纪游戏规则。唯有英美两国，复员者平静地返回社会，温斯顿·丘吉尔有理由自豪。英国正因为战事对工业结构的干扰相对较小，战后削减军备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应较轻，费希尔体系再一次证明较雅各宾动员或鲁登道夫统制更有弹性。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动组合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在这场漩涡中，古老矜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合·乔治的一意迎合，还是沉没了。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然而，20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爱德华一朝的景气原有军备开支的拉动作用，乔治一朝的萧条也与（以裁军为中心的）复原疗法不可分离，早在凯恩斯理论成胎以前，凯恩斯式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只要劳工垄断持续上升，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恢复。乔治朝失意的自由党人首先乞灵于凯恩斯，保守党人用其实而拒其名。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的，艾德礼政府尽其全功。英国仍然要做人类的楷模，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是福利国家的典范。社会化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对全民实行战时协调，为国工作的工人将像以往为国献身的军人一样，有权享受永久的国家关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国家监控与训规。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军工工人作为技术最高、组织最良、经济最富的劳工集团，始终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