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章、陆三公本非一系，陆、章稍有共性，皆海归族职业外交官，清贵无伦。以民初语境，非干济之才，不得任东事。
数经交涉，清望无损。“二十一条”交涉，陆公使实驻东京，曹次长独肩部务，利权未云无损，士论何尝责以国贼？而巴黎和会，曹久任交通，实主合肥中馈，章、陆尤非定策国老，无论外交成败，责任决不能大于甲寅。国贼之谥，其故不在三士也明。
华族性质，有类骄狂妇人，遇友则任性使气、欲取予夺、恃宠恣睢、转溺为仇，遇敌则吞声忍辱、腆颜工媚、唯知利害、无复曲直。凡尔赛有“义战”“公理”之风，适足以奖骄，实已复青岛日德之役前一切利权（青岛遗于华盛顿会议，基本实现中方要求）。纵云失败，亦远胜甲寅，而士论计小损而忘大盈，反而大兴民族主义，唱反帝高调，无他，今之帝皆协约国盟友，无开战之虞，无丧师弃地之损，有制造受害形象之益。而甲寅“二十一条”交涉，日军三万已入津门奉天，而以国内党争形势，袁党有拒日之意而无力，民党仰日援以倒袁，皆无所利于反日运动（此时唱主权敢死者为冯、段二将）。
此时北洋内讧，吴子玉（佩孚）急欲除段系财政路线，必及曹润田（汝霖），全不顾其根本不任外交事，林长民以私怨煽诸生，皆居安全地带，用热血轻信为枪尖而不忌其折。徐菊人（世昌）以翰林文士尸位总统，处骄将之侧，久思唱文治以杀其势，大用蔡太史，经营新国子皆为此，即游行示威文明排外之新生事物，其初亦奉旨革命，由政府动员诸生游行庆“公理战胜”，以示威于外人，壮官府之气，今亦忌合肥之横，欲借群众锄其羽翼，明知润田无罪而罢之，段系阁员皆同进退，为民初创格。
自是北洋瓦解，同舟成仇（非仅府院争权、直皖争位），应用群众运动成为固定政术，段系亦自称“革命政府”，不复爱宪政遮羞布。段败曹废，以囊中羞涩，老死日本乡间（取其物廉），考其官居阁臣、主国家财政及王牌银行，清操若此，有足多者，后之难追其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