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盐利化为政治问题，以中唐为枢纽。安史军兴，河朔隐为敌国。六师百万，仰命东南。[121]租庸调财政无以为继。两税之兴，其要在间接税取代直接税。基层管制权力衰退，间接税乃其迂道。朝廷垄断重要消费品之转运、销售，凡消费区无不事实纳税于长安，即令该地政治叛逆，无碍岁入。故朝廷必争之地，仅限于重要贸易点及运道。
此道短期后果，即在乐天讽喻诗“盐商妇，多金帛”“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吴元济梗淮西要路而受“独柳之祸”[122]，若居边鄙原可世传，不劳官军大动干戈。淮南节度使以使相之尊，度支天下。高骈跋扈，天子乞食。黄巢以武装私盐贩而倾社稷。长期后果见于间接税之天生弱点——政商融合，劫贫济富，牺牲独立生产者。宋、明庶富日增而民气惨郁不苏，外益柔而内益厉。华夏微弱王统垂绝，与此不无干系。
法愈久则弊益增。黄巢、钱王（吴越王钱镠）以私盐起家，自是盐贩与流民黑帮结不解缘。海盐重于井盐，两淮尤为重中之重。光棍、游手嗜利云集，民风大变，旷悍好武。多事之际，豪杰兴焉，以盐养军，以军护盐，颇似今之缅北毒枭革命军。汪信之以此亡身，张士诚借此得国。
明祖嗜暴，必效蒙古世袭制，军户、盐户、匠户、富户、惰民之属，各立名册，兵法部勒，大行酷虐。郑和西行，金陵匠户折损过四成，兵丁类此，虽斯大林亦愧弗如。明此，当解儒臣毁郑图记以绝其根，实有儒术民胞物与之心。洪宣以降，军户、富户、匠户逃散逾九成，独盐户、惰民尚存，不齿齐民，不与科举，独当重负，远过小农。彼之社会生态近于黑帮，仇视社会，不重廉耻，好勇轻生，皆属当然之事。
官商淫靡，民德劲悍，维系中流社会之勤俭小农、谨愿儒生渐成绝响。两淮隐为檎莽，无复范詹事（《后汉书》作者范晔，曾任太子詹事）所述徐陈（徐州和陈州）景象。夫子郁郁乎文，史公泱泱者大，皆富厚宽舒之征。明清盐枭、捻匪横行，即两极分化、官商游手双向排斥良民之效。
李、曹（李煦、曹寅）织造江南，受圣祖密谕观风俗，颇欲有为，请革盐弊。圣祖不许，因官盐利益共生体制历经列朝，牢不可拔，江督苏抚、满汉朝官、诗文名士无不仰食盐商。江左初定，易动难安，故以不生事为上。三织造[123]任事渐久，亦以分利为得计，无复改良之心。《长生殿》《全唐诗》由是而生。陶文毅（澍）减价敌私，刘忠诚（坤一）招安盐枭，皆收一时之效，长远后果等于为新分利集团清道。
辛亥军兴，盐枭徐宝山以私军据扬州称都督。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徐氏首鼠于民、袁两党，以致遇刺，真相不明，两党及私敌皆有嫌疑。
盐枭列传及身而终，而举国皆化两淮流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