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者，出于民间票据，其“非国家化”原系自然。私币维持信用，严于刻己，有命长于皇室者，不赘述。可留意者，钞法甫入官府，即财政扩张主义—官商经济学—黩武主义—恶性通货膨胀固结不解，横亘宋、金、元、明四朝，遗一超早熟之自我毁灭纪录于国史。为行文便利计，泛称“宝钞体制”(下同)。
四朝度支，盐、钞联用，以其皆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便于中枢以意为轻重，较之田赋正供零星散碎，定额难增，非与地方利益做复杂迂曲妥协，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语。盐引、宝钞，操之在我，乃经济中央集权、经济政治化关键步骤，并非“萌芽论”“东方中心论”幻想中之近代化，而系秦政—政治中央集权之越界扩张。行此道者，当时及后世皆视为商君、弘羊传人，明史臣春秋笔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费午餐者，代不乏人，然于实物或金属货币时代，其道易穷。沈郎（沈充）之青钱、马氏（马殷）之铅铁钱、蔡相（蔡京）之当十大钱，枉负骂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历史绊脚石，预演金元劵救国策，仍有待于异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过两党之一，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皆困于儒家保守主义及农村—地方利益集团，不得畅行其志。金元改制，以削台谏为急，以为宋制错乱，监察行政犬牙交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损行政效能。“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亡国之由也。台谏失柄，即儒学“舆论指导政治”核心价值观惨遭痛击，亦农业利益集团边缘化。楚材之主中书，品阶始终次于马合木、镇海。元人立制出此，言利之臣凌驾儒臣，两党形势声价，恰与宋代相反。
金、元初入中原，杂封建、郡县用之，分种人于基层，构筑农村秩序中心，思路无异北朝府兵。然外环境已变，军人乐于受薪逸乐，不乐受田世代劳碌。皇室以饷制军吏，远较以授田制府兵更为如意。代价在于，以钞法养兵，可以实质增税至于无穷，大异租调实物有天然上限，无形中保护小农。宣宗（完颜珣）徙汴，尽召两河种人从驾，军户集而民户散，三司妙计，仅余钞法，乃有通货膨胀千倍之说。
就政治代价而论，魏周几无货币概念，国用不出谷帛，除彻底皈依农政，已无选择，北朝君臣模古称周，自居正统儒者，不能与此无关。种人扎根于地方，世代仰仗农业收入，无论出身夷夏，必有自居地方—农业代言人，抗拒中央集权—官商剥夺之倾向。北朝隋唐之门第、豪杰若是，乐天（白居易）“平地无铜山”论为主流，敌视盐铁官商间接税；爱尔兰新教托利党地主亦如此，斯威夫特《布商的书信》抵制汉诺威辉格党君臣之通货膨胀计划，保护天主教农村利益；拉美天主教—印第安—农村联盟尤为如此。
然则残金以盐（间接税）、钞（通货膨胀）养游手军户，军户非但不能为农业利益代言人，反为农户直接寄生者、掠夺者，几于千夫所指，故而国亡之际，至于“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妇孺不免。而府兵渐废，五胡异种，无非混同汉民。种族出身宗教文化，远不及阶级形势为要。
元据两河，王公采邑、朝廷郡县两制并存，是以忽必烈有不臣之心，能以封邑为据点，积累实力。及其谋叛，有王文统辈精于盐法钞法者为“经济独裁者”，诸邑宗王在华者无不受金钞巨万而倒戈。阿里不哥、海都走避，草原骑士、封建土俗败于汉土金帛、官商经济动员体系，等于成就夹谷清臣未尽之业。
宗王自此夺实邑，行省一统长城内外，名义封邑以朝廷金钞赎买，即大都朝廷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集权。《元史·世祖本纪》几为发宝钞若干赐宗王、诸军、降将、新附民、灾民之流水账簿，所涉金额之巨，于宋世百倍不止。不取江南税源，宝钞体制必有内溃之虞，无异残金。虽取江南，亦必与阿合马、桑哥辈“国家垄断经济学家”共治，用之而后杀之以平民愤。开国之君窘困若此，为历代所鲜见。即令权变至此，不过补缀二纪而已。成宗即位，公私困弊，危重难言，计无所出。
武宗二年（1309），三宝奴[113]奏：“尚书省立，更新庶政,变易钞法。”后“制可。诏天下，敢有沮挠尚书省事者，罪之”。颁行“至大银钞”，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亦即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元史·武宗本纪》）
熟于金哀宗贾少师财政学、金元劵银元劵沿革、戒烟丸戒鸦片故实者，不难推知结局。纸质宝钞、盐引与无限皇权结合，有元一代，盐价永远上扬，钞值永远跌落。及其亡，民变之有组织者，唯有教派及盐枭。
至正垂亡之际，两浙士论久已切齿于“言利之臣”。刘诚意[114]集中，念念不忘烹弘羊、继周道二事，亦一时舆论气候反应，未必皆独得之见。彼从石抹宜孙父子，志在勤王，无奈顺帝君臣不能为文宗、恭王，自然不得为曾左[115]，竟以“长毛状元”、红巾军师了此一生。牧斋（钱谦益）诧其未遇时心气发扬，仕明为公卿反而郁郁悲回，实于反动阶级敌视流氓无产者之本能心理估计不清。
明祖父子于重农反本、灭绝言利之臣，与诸儒立场一致；然而稍有“国家理由”，立刻不能自制。《洪武实录》用宝钞如用沈家聚宝盆，免费午餐之乐，跃然纸上。成祖数绝大漠，六出西洋，望其能护财政保守主义，实难惬情。据“反郑派”刘大夏高见：留都匠户、军户有幸办皇差，为郑和下西洋出力者，等于卖炭翁“半尺红绡（宝钞）”加古拉格式“政治任务提前献礼”，注定家破人亡。郑太监雄风所欠良民血债，不下万户。洪、宣主弱臣强，儒生用事，大兴“右倾翻案风”，四朝言利之臣，一概打入历史编纂学地狱，郑公公忝陪末座，无人称冤。至于后人妒视西洋航海家，以移情作用翻案，固非明人所能料。
右倾翻案，即行仁政之义。仁、宣二宗既废乃祖乃父恐怖政策，自然无术强使商民接受信用破产之宝钞，于是有马尼拉白银船填补真空，“晚明贸易中心论”实为（人类最早）纸币受（人类最早）恶性通胀连累而破产之间接后果。
附注一：
周秦之儒，以周政贵族主义反对秦政平等主义。六朝之儒，以门第文治主义反对寒、人蛮族（内外无产者）军事统治。宋明之儒，以农本—地方视角反对官商—集权视角。谓其永远慢历史半拍，永远保守反动，毫无过当。然观其所保所守者，有二恒德在焉：其一，以民间视角，坚持于政统之外必须保留某种社会组织核心，其为贵族、门第、绅士等等，尚属次要；其二，坚持民族共同体有代际契约性质，维系契约之民德民俗不在政争范围内，不得以政统革易而动摇之。二者皆有至意在焉。
附注二：
政制所计，多在横向博弈；实则人类生存蕃茂，多系于纵向游戏规则。后者多赖宗教、传统、民风维系，多出无文默喻，不在典册。革新一事，多有实为破产赖债术者、异化少数派文人政客施专政于无文大多数。细民牺牲最重，反而偏于保守。革新之成果，往有赖于消费民族共同体拟为子孙代代相传之公产，遗忧患于未来者。最能计远者，多为农业贵族，工商精英已有流沙性质，群众政治古今皆以愚蠢近视闻，流氓无产者政治则永为上帝之蛆，所以结束文明而召唤“上帝之鞭”。故而政制平民化而文化宗教缺乏保守核心者，多有民族自杀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