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起于东京清流，光大于魏晋。典午荒纵，移孝代忠；永嘉板荡，实家弱国。视为二度封建、变相封建者，前后不绝。然终不能易秦政规模者：一曰郡县尚在，门户难离铨叙[81]；二曰文武既分，士流无复典兵。领主社会须于官僚系统外别有盘踞，贵族制度无不文武同途，此皆门第士大夫就其历史出身决定论所不能为者。日人川胜义雄以乡议清议为制衡领主化之术，适得真相之反。乡议选举原系清流看家本领、阶级苗圃，以其垄断文化、独霸话语权之利，弥缝其武化不力之天然弱点，勒逼诱导马上天子奉送官吏任命权之术耳。弱君简文（司马昱）、道子（司马昱次子），一意迎合士论以自固，至于视身后皇权为倘来之物。强王宋武（刘裕）、齐明（萧鸾），无不忤逆清议，放免污点士人，拔寒人佞臣主要津。典签之流即当时之书记——位卑权重者，无根于社会，独赖君恩。外人论国史尽多体系导向而隔靴搔痒者，大抵类此。
文武兼备之封建贵族自身即有立国，无假外求。瘸脚门第胜流不可一日无搭档，时论术语曰：“择明主”，于南朝为寒人武夫，桓刘（桓温和刘裕）之属；于北朝为蕃将胡酋，长孙、宇文之属。二者皆门第之保护者兼凌略者，王谢—刘萧、苏绰—宇文、封氏—高氏各有千秋。
江左衣冠声华鼎盛，强人俯首，非如梁武之起家诸生，风雅有素[82]，断难附骥。寒人武夫绝望于“作家门”，乞灵于阶级报复之“不是请客吃饭”者，苏峻、侯景是也。汉儒梦寐以求之“宽简之政”“网漏吞舟之鱼”终能大行，国家之低效化、刑法之人道化，晋、梁二氏居功至伟。[83]“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魏玄成不磨之定论也。然则奉京洛于降奴、弃建邺于羯胡，亦二氏之力。宣武心系曹公、葛侯志存申韩，岂曰无故。
关陇集团有异于东、南，其阶级构成全系六镇武人，且真能以柱国制、军府制深植关中。大体以胡族（含胡化）军事移民构建劫后农村秩序中心，以放地代军饷，以薄赋易重役，府兵根砥在此，领主化唯此地有实。究其所自，亦关西贫弱，无力供饷；黑濑所部乌合，须有术固其志；本土士大夫荒陋散漫，殊乏团结力及阶级意志，阻碍圈地放地。观邺都洛邑移民圈地，高家（高欢父子）所付“面包与竞技”大为国累；渡江名士从王导之议，未敢犯三吴会稽吴绅，桓刘虽土断[84]亦难，何敢动地籍一根草？宇文氏受益于关西“新大陆效应”及“士大夫发育不全”，负轻而权重，威令易行。所用士人，非本土之无大凭借者，即东国亡命江汉之降虏，几不能自成阶级。固关陇集团（胡化武夫圈地封建化）不得与河北（无力东渡之二流士大夫）、江东（东渡之一流士大夫）并列，盖前者即政权本身，后二者乃政权之合作兼制衡力量。政权非但不以附庸风雅讨好名士，反欲以拟古模周、半通不通之“宪章虞夏体”整齐文坛，唯此地有之。昭明父子真当绝倒，而苏公作《五教》[85]，江东再反已伏于是。
河朔胜流之于鲜卑酋帅，地丑德齐，张力最甚。神武（高欢）以出身论，原与破六韩、尔朱辈同气，初无勤王（实为河阴报复之反报复）锄其同辈、恩主之心，迟疑不举。高、封辈（皆关东世家名族）先破殷州，送大礼兼逼，其不得不反也，历代创业之主鲜有受臣下驱迫若是者。盖名士忠于孝文正统及其政治继承人河阴公卿，唯其手中乡勇郡兵绝难与六镇胡骑抗，不得不分化拉拢阶级敌人之旁系以诛其嫡系也。此后邺都圈地，晋阳—邺都二元制，敖曹兄弟[86]之高标特立，杜弼之谏词，神武之叹惋——不少宽假，武夫尽归关西、名士尽归江左，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透露信息，皆示关东政权“内分裂”最为严重，是以户口兵饷大于关陇、江左之和而先亡。
隋一天下，赖关陇集团威令有素，江左名流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亦宇文氏伪周制之覆车。隋文之得国宣言 “复汉魏衣冠”[87]，治国纲要“用东齐之法”[88]，即礼乐江表、行政河北之义。前者系正始以降合流二氏之文化创新，北朝一向以南士为师；后者系北朝儒学大族之保守主义，一心以东京《白虎通》清流黄金时代为模范，视魏晋新学为覆基乱政之源。关陇核心之秘传心法——于前者重其学而轻其人，于后者轻其学而信其人——炀帝、太宗皆无异词，所异仅在一浪漫一保守而已。大开进士，广纳浮薄文学之士，尚待武后、玄宗之革命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