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田横之心全同鲁公[12]，所异仅在为齐而非楚，复国不成，岂爱大者王、小者侯？ 汉高流氓，无历史重负，正所谓无产者无祖国，本无荣誉可争，舍功利无所计，故不忌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汉制郡、国并立，即以秦皇之制治关西、项王之制治关东，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也。